专家称哥本哈根会议不仅是气候博弈

　　随着中美于同一天公布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即将于下月初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迅速升温。

　　而这个会议，是人类为了解决一场更致命的升温。

　　在全球普遍进入工业化的近100年来，地球平均地表气温升高了0.74℃。如果升温1℃,澳大利亚大堡礁的珊瑚将会全部死亡；升温2℃将意味着格陵兰岛的冰盖彻底融化，海平面上升7米。

　　2007年2月2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部分。该报告中指出，目前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前升高了0.74℃；到21世纪末，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将升高1.8℃—4℃,海平面将升高18—59厘米。

　　20世纪的100年是过去1000年中最暖的100年，而过去的50年又是过去1000年中最暖的50年；气候变暖的现象得到了观测事实的确认。该报告还特别指出，全球变暖90%的可能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

　　12月初，一场旨在给地球“降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哥本哈根举行。毫无疑问，在影响人类共同的命运的道路上，哥本哈根会议将是重要的一站。

　　溯源

　　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协议

　　由于2012年的临近，《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即将到期。

　　近日，决定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各国元首名单不断刷新。

　　在联合国讨论环境问题的历史，如此豪华的阵容是绝无仅有的。而这距离人类第一次公开讨论气候变暖问题，也不过三十年左右的时间。

　　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许多地区出现的极端天气，尤其是1973年非洲萨赫勒地区大旱，导致数百万人失去生命。因此，1974年联合国第六次大会因此要求世界气象组织对此展开气候变化研究。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结果，第29届执委会决定于1979年召开“世界气候大会高级科技会议”，后来改为“世界气候大会———气候与人类专家会议”。

　　组委会认为，世界气候大会不仅是一次气象会议，而且还应召集专家审议气候对各种经济行为和其他人类活动的作用，故与会者将不仅仅限于气象学家，各个不同相关领域的专家都应该参加。

　　第一届世界气候催生了另一个在气候变化研究上颇负盛名的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990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届气候大会通过了一项更具实质内容的《部长宣言》。

　　《部长宣言》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大量生产活动致使温室气体不断积聚，下世纪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将是前所未有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因此受到严重威胁。

　　宣言还认为，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气候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但是，作为温室气体主要排放源的西方工业国家对此尤其负有特殊责任，它们必须起带头作用，承诺采取行动，降低其在全球温室气体净排放中的比重。

　　尽管人类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不过，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变化中心研究员张称意介绍，“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上，有两个里程碑的事件，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通过和2005《京都议定书》生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条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据统计，目前已有190多个国家批准了《公约》，这些国家被称为《公约》缔约方。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截至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该议定书，其中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

　　距离现今最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大会是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由于2012年的临近，《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到期。因此，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启动了加强《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全面实施的谈判进程，致力于在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大会上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安排的谈判并签署有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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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局

　　美国代表团谈判中鲜有积极建议

　　目前哥本哈根最大的障碍仍然是美国。美国代表团在谈判中鲜有积极的建议，其决策过程有断裂现象。

　　上月初，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第五次气候变化谈判出现戏剧性一幕，非洲代表集体离场。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表示，距离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仅两周时间，出现这样的事情确实让人担忧。

　　抵制发生在会期第二天的11月3日。当天下午，来自55个非洲国家的谈判代表取消会议计划、集体离开非洲国家集团会议会场，并宣布联合抗议发达国家在大幅度减排目标承诺上停滞不前。

　　非洲国家在全会上强调，发达国家必须在1990年基础上、到2020年至少减排40%。

　　尽管气候变化威胁到全人类的共同前景，但是具体到确定的减排指标、技术转让以及资金支持时，纷争的利益集团立即陷入无休止的讨价还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气候变化问题应该是两大阵营，这种基本的格局还是延续着两大阵营，三股力量，多个主体，以及多重博弈，这样一个基本态势。”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从决定国际气候进程走向的主要力量来看，欧盟、美国，以及77国集团加中国这个阵营作为三股力量中间的博弈。”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计划主任对记者表示，目前哥本哈根最大的障碍仍然是美国。

　　美国代表团在谈判中鲜有积极的建议，其决策过程有断裂现象。

　　美国代表团反复强调，美国关心的焦点是2050年的减排目标和行动。这种做法试图掩盖其在中期目标上的责任和承诺。直到昨天，美国终于公布2020年目标。

　　美国政府代表提出，不仅仅发达国家讨论减缓目标问题，主要发展中国家也应参与，并做出相关的国家行动方案。这种提法混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的实质性不同。

　　焦点

　　中国不争取减排空间将失发展机会

　　气候变化尽管不能说是西方抛出的阴谋论，但本质上是对未来发展权的争夺。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锱铢必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环境外交专家张海滨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气候问题并非单纯的环境问题。

　　“气候变化尽管不能说是西方抛出的阴谋论，但本质上是对未来发展权的争夺。”

　　今年6月份，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未来长期的减排目标将会对我国现代化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碳排放空间的问题也可能会成为我国面临的一大制约因素。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伴之以能源消耗，而能源消耗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二氧化碳排放，尤其是对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争取更大空间的减排目标将会丧失未来的发展机会。

　　国务委员马凯曾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承担量化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指标，但这不等于中国不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此外，从人类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无约束地、大量地排放了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

　　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人类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然占到总排放量的77%。

　　“因此，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也应当承担主要的义务。发达国家有条件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有经济实力、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在即将奔赴哥本哈根之前，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谈判和国际政策处处长李高对本报记者表示，“《京都议定书》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区别，这对于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区分，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并列，那么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在减排义务方面，发达国家就会迅速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来采取减排的措施，所以《京都议定书》这样一个法律形式摆在那儿对发达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认为也是非常公平的，前面我也讲了一个数据，到目前为止一万亿二氧化碳派，80%由只占20%人口造成的，如果这20%人不为此作出努力，不为此作出补偿是不公平的。”

　　此外，他还表示，我们也注意到第一承诺期有一些第一发达国家没有完成他们已经宣布完不成的任务，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跟进这个很困难，但是国际社会还是对这些国家给予政治上的压力，他们要付出政治上的代价。

　　展望

　　哥本哈根是起点不是终点

　　在前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些国家散布消极悲观的论调，中国致力于促进各方坚定信心

　　本月24日，在丹麦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丹麦驻华大使叶普引用各种数据介绍了哥本哈根大会以及丹麦政府的目标和远景，即“一个协议，两个目的”。

　　叶普表示，“首先，哥本哈根大会协议应该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动力以便各方尽快行动起来。其次，哥本哈根大会协议应该成为一种指令和期限，以便进一步地进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磋商，并为达成一项法律性的协议设定期限。”

　　大使还补充道，“关于减排目标，每个国家具体到数字的承诺和行动方案也将作为一系列的附录反映在哥本哈根协议中。该协议还应该包括巴厘行动计划中谈判所涉及的所有方面，包括财政上的有力支持。”

　　不过，离哥本哈根大会不足两周时间，悲观的论调一直占领上风。

　　不过，在展望哥本哈根大会的结局时，李高表示，“在前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些国家散布消极悲观的论调，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团长谢振华主任在很多场合都做了很多工作，也是鼓励各方要坚定信心，进一步明确共识，共同努力来争取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更多的进展。”

　　李高认为，如果在哥本哈根会议我们还有一个细节，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我们要进一步去明确讨论的方向，我想这个方向依然是巴厘路线图的授权。

　　作为国际谈判的参与者，李高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重申了中国的立场。

　　“我们不会接受通过在哥本哈根搞一个所谓的政治协议，或者一个别的什么样的文件，改变巴厘路线图的授权，我想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可能影响哥本哈根会议成果的问题，我们愿意跟各方一起来努力，扩大共识，缩小分歧，来达成一个有实质性成果的哥本哈根会议。”

　　相比之下，杨富强要乐观许多。他对记者说，比如发展中国家，甚至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墨西哥这些比较大的排放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之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大的问题看法上还是一致的。

　　“很多媒体试图找到他们发言的不同来说他们对气候变化最后产生根本性的分歧，这恐怕也是一种误解，所以不管是多边，还是双边的谈判，我认为对于整个气候，联合国气候框架下条约的谈判都是有促进作用的。”

　　“联合国曼谷会议后，大家对哥本哈根的前景忧心忡忡。”多次参与气候谈判的专家、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称，真正的谈判可能在“后哥本哈根”时代。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陈迎的观点很具代表性，他对记者说：“非常显然哥本哈根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无论怎么样哥本哈根将会有一个政治协议，它的具体的内涵、具体的数字能不能达成，至少他要启动以一个政治的框架性的文件来把2012年之后国际气候制度主要的框架搭建好，这个就是他能够取得的最好的成果。”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