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 全球碳减排“童话”

　　A8 经济大势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系列报道之一

　　全球碳减排“童话”

　　和静钧

　　编者按\ 正如人类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所经受的阵痛一样，气候会议这场世界“马拉松”式谈判，在最终将人类社会引入生态文明之前，都将是痛苦的。尽管哥本哈根既非起点也非终点，但无论各方达成何种程度协议，2009年的12月都将实质性地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从这个意义上看，哥本哈根无疑就是低碳时代下的气候“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起点。

　　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COP15）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5次会议在丹麦的“童话之都”哥本哈根举行，会议将一直延续到18日才落下帷幕。

　　 这次我们所俗称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系列对话会，将由约6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出席的宣示性峰会、约170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代表参加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会及和之配套的学术研讨会、工商界峰会等组成。

　　世界大国的数字游戏

　　美国的态度和举措一直被视为哥本哈根成功的关键。作为世界首号排放大国，美国已从共和党政府布什时代的抵制立场上迅速转身，重回到当年民主党克林顿时代所创立的主导全球气候共同行动立场上来。然而，由于经济危机困扰，美国失业率已经上升到近20年来历史新高的状况，使得奥巴马在引领全球气候改变秩序方面，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国内产业压力与国家战略的双边博弈下，美国改采了折中主义立场，从当初强制减排改为承诺减排，并在哥本哈根会议前两周对外公布了其到2020年国内碳总排放，即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的这一目标，如改用其他参照基数则不见得“宏大”，比如按1990年排放水平计算，则只承诺减少了4%。

　　一直饱受“转移排放”、“奢侈排放”及“历史排放”批评的欧洲，在这一轮主角多元化的气候谈判中，很难如当年《京都议定书》时代一样扮演领导者或带头人的角色。

　　 随着世界对“排放”的根源和流向的进一步认识，悄悄把碳排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之后又充当道德卫士的欧盟各国，越来越受到切实兑现其承诺、加大资金和技术转移支持力度的压力。毕竟以资本主义消费模式为荣的西方国家，其大幅减少“奢侈排放”的义务也在情理之中。

　　目前，欧盟的承诺是，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并视哥本哈根会议情况，考虑30%的减排计划。

　　擅长于打“人均”牌的印度，一直以来以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不及发达国家五分之一为理由，抵抗国际社会给它戴上的“排放大国”帽。但是，随着印度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对外市场依赖度的增加，低碳工业的投资已有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趋势，印度终于紧跟中国的脚步，以单位GDP碳强度系数为计算点，承诺在2020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25%。

　　平等，还是强制性义务？

　　世界普遍期待产生一份接过《京都议定书》接力棒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强化京都议定书时代达成的发达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承担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及低能效产业相关技术的转让和资金支持义务。

　　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则把新兴经济体不再适用于旧有“发展中国家”范畴为由，以气候乃全球应共同面对的问题为据，想把强制性义务扩展到发展中国家，这就是哥本哈根谈判的最大冲突之地。

　　以印度为例，尽管它在12月3日正式宣布了减排承诺，但明确表示不会签署任何对印度有赋予约束性义务的文件，也不会为未来设定“排放峰值年份”。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会员制”为基础的世贸组织（WTO）和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其性质是不一样的。对于气候协议而言，即便不签署议定书，基于气候的全球性普遍利益的本质，每一个国家都“平等”地参与着气候格局，并“承受”着随之变动的其他格局的影响。

　　或许可以这样说，格局变化的根本力量，并非来自环境本身。正如用“气候改变”模棱两可的概念取代绝对化的“全球变暖”一样，导致全球共同应对气候问题的力量，并非来自于科学家绘制出的“全球变暖”灾难图，而是来自于以新能源低能耗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模式的低碳经济。

　　碳关税：达摩克利斯之剑

　　试图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一项高度约束性的行动文件，是不切实现的。但达成自愿性与约束性相结合的行动文件，以发达国家继续承担“历史排放”责任为基调，再配合其他各国的自愿减排行动计划，则是可以预期的。

　　自愿性与约束性相结合之所以是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标志，其中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还掌握着另一个针对新兴经济体碳排放的利器。

　　正如不久前美国威胁未来对新兴经济体国家输美产品征收“碳关税”一样，发达国家通过对进口商品的碳强度控制，达到贸易保护主义和“道德保护主义”的双重目标。他们的法源，则在于世贸协议，现阶段在WTO法律框架上世贸支持碳关税为合法的这一立场，从而在碳关税引发贸易诉争中，受害方基本失去获得救济的机会。

　　在对内碳税、对外碳关税的发达国家经济秩序安排下，发达国家相当于利用《京都议定书》的时间段，完成了国内高碳企业国际化，高污染产业“外包化”的转变过程。

　　正如著有《气候变化的政治》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一样，哥本哈根，只是个起点，人类将走上“始于哥本哈根的路”，各国的内在、自发和自愿的行动比一份协议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