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逝世

　　12月13日，美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萨缪尔森逝世。萨缪尔森是经济学数理化的先驱，也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重要传播者之一，他也是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提升跟哈佛大学经济系并驾齐驱地位的关键人物，他培养了大量声誉卓著的凯恩斯主义者，很多人都在以后岁月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也被认为是“最后一个经济学通才”。他几乎涉及经济学方方面面，商业周期、资产价格、税收、公共财政理论、国际贸易、消费理论等等，并且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当然随着经济学专业分工水平的加深，后世学者不可能有如此机缘。萨缪尔森给经济学理论带来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数理化倾向占据统治地位，他获得诺贝尔奖最大的理由是“提高了经济分析的数理水平”。

　　纵观萨缪尔森一生，他是个复杂的人，有点难以归类。有点像他享誉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这是一本杂糅着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教材，长期以来，这本教科书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的代表，微观部分主要是被马歇尔思想主宰，宏观部分则是凯恩斯挂帅，微观和宏观始终是脱节的，就像两套语言。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崛起，诞生了不对称信息、成本黏性等等，试图修补凯恩斯宏观理论缺乏微观基础的窘境，但这种修补很零碎，不算大成。而萨缪尔森则将这本1848年初版的教材看作是时代的记录，进行了长达50多年的修订工作，大部分内容都面目全非，很多特定阶段的结论也统统删改，例如在第三版中，萨缪尔森认为技术模仿加高效管理可以让社会主义经济轻而易举超越资本主义经济，他还对苏联GDP超过美国的时间做出了预测，当然最终的历史结果让这位教授很尴尬。

　　柏林的“刺猬和狐狸”比喻是恰当的，相信资本主义利用市场和价格机制高效处理人类活动的优越性，是“刺猬”哈耶克的信仰，他为此坚持了半个世纪。不断游走、不断俘获新知、不断怀疑则是“狐狸”萨缪尔森的特征。萨缪尔森本科经济学教育是在芝加哥大学，他对老师FrankKnight、JacobViner、HenrySimons等人非常崇敬，他也接纳自由市场高效的不证自明，但是当他注意到大萧条时代惨痛的失业，他感到茫然，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理论中是没有失业的，市场总是可以通过工资调整来改善就业配置。他立即怀疑这种传统的本身，于是投身到哈佛大学汉森领导的凯恩斯主义传播中。

　　但是他也不能归类于死忠的凯恩斯主义者，在他学生肯尼迪当政期间，智囊团被凯恩斯主义者占据，增加财政开支、加强税收提高政府支配能力是最显赫的主流。萨缪尔森则对此表示怀疑，他觉得好多事情做过头了，所以他在顾问队伍里面变成了一个最不像凯恩斯主义的家伙，他对肯尼迪说“你应当减税，同时要平衡预算，向外界传递政府的财政平衡责任”，他的意见几乎像一个里根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这种不肯轻易归属某种意识形态阵营，也体现在他和老对手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交往中，尽管是对手，但两个人的关系却是非常不错。众所周知，弗里德曼一直抨击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很多经济问题恰恰是政府干预造成的，里根的“政府不是解决问题，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就是来自弗里德曼的启发。新闻周刊专栏作家萨缪尔森经常和弗里德曼在公共媒体上辩论，但经常会被说服，比如在自然失业率上面，弗里德曼设计了这个概念，然后用滞胀下的改造的菲利普斯曲线来证明，萨缪尔森觉得这个点子不错，他也竟然加入了自然失业率的寻找之中，最后他苦笑说“我被弗里德曼浪费了时间，也许没有这个玩意，弗里德曼总有些好点子，但他有时走得太极端”，这其实说明了萨缪尔森没有任何学术门派上的成见，他几乎能抛弃任何“定见”来加入新奇的领域，相比之下另外一位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托宾则完全不同，他对后学斯蒂格利茨等人寻找自然失业率的行为极为愤怒，斯蒂格利茨回忆说，“托宾压根就不相信他不愿意相信的东西，他认为自然失业率是零”。

　　正是这种渴望交锋、没有门户之别的“前见”、不断探索和怀疑、保持开放心灵，让萨缪尔森成为伟大的“通才”，他总是支持那些学术话语弱小但有很强内在理性的学说，比如在有效市场盛行的年代，普遍认为股票市场可以预测实体经济衰退，但萨缪尔森敏锐认识到政府作用的加强使得一些股票衰退变成了一个局限性的行为，政府改变了一些经济运行的片段，他最著名的玩笑是“股市对未来5次经济衰退做了9次预报”，如果联想到美国次贷危机后的股市和经济表现，也许会让人们对这句玩笑有着更深的体会。

　　因为是通才，嵌入其名义的定理层出不穷，例如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等等。这两个理论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和汇率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前者的故事是，国际贸易要素均等化是不现实的，各国都善于对出口补贴和限制进口，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进口部门和出口部门的生产要素回报会发生剧烈变化，那么这种分配变化对经济会产生不同影响。而中国的利益阶层总是热衷于降低利率、提高汇率，因为这有利于进口大宗商品的国有部分。而后者则表示，先参与国际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很高，会变得有钱，因为水涨船高，也会促进不参与国际贸易的部门（尽管生产率没有提高）提高价格，最终会导致整体性价格上升，出口盈余最终会导致国内通胀的上涨，中国的重商主义冲动的代价是无穷无尽的通胀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