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我是怎么当上经济学家的

年轻的萨缪尔森

　　　　从一种角度上来看，我研究经济学，完全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机缘巧合。在高中毕业之后，1932年1月2日，早晨8点，当我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的讲堂的时候，我又“再生”了一次。那天的讲座主题，是马尔萨斯的理论——直到密集程度超过了每英亩土地所能够维持的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之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则与出生率达到了平衡。它们是如此简单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神秘的复杂性。

　　幸运吗？的确。而终我一生，我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要感谢希特勒。是他使得我在1935年到1940年逗留哈佛期间，能够赶得上它的经济学文艺复兴浪潮。惠灵顿公爵曾经说过，“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的运动场上取得胜利的。”我可以这样说，“二次世界大战，赢在剑桥、普林斯顿以及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室里。

　　或许，比运气更有益的现实是：经济学正好适合我。作为一个早熟的年轻人，我一直熟稔于逻辑操作及IQ测试游戏。因此，假如说经济学对我是最理想的一个学科的话，也可以说，我也是经济学最理想的研究者。永远不要低估，在你的职业生涯早期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这能让后进生变成开心的战士。

　　1932年，大衰退终结之年。这还不是去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好时机。就在我刚好完成自己的学术培养阶段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此后的15年时间里，是大学经济学大扩张的阶段。在象牙塔之外，经济学家们开始被政府、公司、华尔街、教科书出版者们所雇用。所有的这一切，都帮助了我去研究大萧条以及战后的通货膨胀。我的那颗芝加哥式的头脑坚持不懈地认定了凯恩斯式的革命方式。但是，理性却胜过了传统及教条。

　　就在我回头检视我在经济学领域里的过去五十年时间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认识到：所有的这些因为好运气所导致的事情，都应该放到经济学历史中的根本性趋势这一背景下去理解。

　　一如既往，在做那些能够给我带来纯粹乐趣的事情的时候，我的所得远大于付出。（本文摘自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获奖感言） (来源：人民网/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