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马克图姆的伤痕

　　迪拜危机的丰富性并没有完全被理解。

　　或把其看作是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动荡的续曲，或将这场沙丘上的繁华看作是新的房地产泡沫危害论的窠臼，或是将其看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幻城”败象原因——但它们都是泛泛而论的浅见，并没有将经济嵌于政治图卷的长远眼光。

　　马克图姆教训

　　饶有趣味的是，当迪拜最大的国有企业“迪拜世界”宣布推迟590亿美元债务偿还之时，围绕着迪拜现任酋长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的小插曲则显得意味深长。

　　当时，60岁的马克图姆正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欣赏伊斯兰文物。这位“全球皆习迪拜学”的开创者在留言簿上写道，“(迪拜学)受惠于伊斯兰文明启发”。而在得知迪拜危机引发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之际，马克图姆非常讶然。他表示，伊斯兰金融并不在意于是否到期偿还债务，因为债务在伊斯兰金融里面有“利润分享、风险共担”的意思，债权人和债务人是在同一个“船上”，应当有耐心等待转机，而不是逼迫还钱。

　　当马克图姆明白外部债权人只在乎落袋为安，而不愿意领悟其金融原则的“博大”之时，他开始“精神按摩”以及“恐吓”外部债权人。他说，“都是记者将迪拜危机夸大了，不要将迪拜政府同迪拜世界混为一谈。政府并未担保该公司的债务，债权人需要为他们的决定负责”。当迪拜政府终于“暴露”出无法应付债务危机，需要求助于“兄弟冤家”阿布扎比的时候，马克图姆大谈“兄弟和睦”，并要求尖锐质疑迪拜和阿布扎比“裂痕”的记者“快点闭嘴”。

　　如果将迪拜此前的梦幻般崛起看作是“迪拜学”，那么马克图姆这一系列的反应可以笑谑为“马克图姆教训”。“马克图姆教训”包含了四个部分：伊斯兰金融内在投机性问题(迪拜债务的推迟)、伊斯兰开明威权政治的有限性问题(叫记者“闭嘴”)、伊斯兰世界的内在关系和竞争性问题(与阿布扎比关系)以及伟大城市崛起的经济增长路径问题。

　　沙漠华尔街的崛起

　　马克图姆从其父辈开始，一直孜孜以求伟大增长的“崛起术”。其父赛义德·马克图姆执政的时候，已经潜伏着迪拜未来崛起的命脉之术。赛义德说，“迪拜必须要成为整个中东最伟大的自由贸易港口”。带着自由贸易港的理想，迪拜的统治者成为整个中东穆斯林世界最开明的君主之一，他们依靠贸易、推销旅游、欢迎移民、降低宗教对自由民俗的过分限制、激励创业精神以及简化税制来吸引外部投资者。

　　马克图姆说“迪拜应当是10世纪的科尔多瓦(穆斯林世界的中心城市)”，但是迪拜不能光修建酒店，走“拉斯韦加斯之路”。在马克图姆内心，香港是迪拜所效仿的对象，开放的住宅产权(对外籍人士)、高效的政府精英治理、出色的远东港务、发达的商业地产、重要的机场枢纽以及世界级水准的金融国际中心。

　　“香港情结”为马克图姆的“科尔多瓦”之路提供了最简洁的模式：“金融+地产”。而马克图姆深深知道，这个模式最大的敌人是“不确定性风险”，而在他的脑海中，不确定风险主要是国际政治或者宗教战争，所以迪拜的统治者实施的是一种“非常温和的伊斯兰宗教政策”，它不“敌视”西方意识形态或者别种宗教，同时也对伊斯兰世界各种派别采取“中性中立”策略，因为它既需要通过伊斯兰最具权势的“宗教经意审查”，也需要不同派别的各国阿拉伯劳工来辅助迪拜大兴土木。迪拜的高度中立和包容性使得它类似于瑞士之类的“避风港”。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9·11”事件发生后，身处风暴眼的伊斯兰世界，迪拜竟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资金流入地。正是依赖于政治手腕上的成熟，迪拜在1995年实践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鸿图。酋长国双塔，迪拜期货交易所、证券交易所等金融平台的快速建构，象征着迪拜作为“沙漠华尔街”的映像。

　　独特的股权融资模式

　　“沙漠华尔街”的浮现其实是迪拜狂飙推进“伊斯兰金融”的历程。“伊斯兰金融”用Bushan K. Jomadar在其著名论文《Islamic Finance and Securitization: Man-Made Tale or Reality》概括其特性的话说，“伊斯兰金融的基本原则是间接禁止了单纯的债权产品”。根据《可兰经》，“禁止收取利息(riba)；主张风险分担”。实际上，在早期其他宗教文献中(例如天主教)，都有反对收取利息的说法，因为高利贷让利息“蒙羞”。

　　由于伊斯兰教文主义在现代社会依然盛行，如何规避riba就成为迪拜伊斯兰金融的核心命题。比如，一家企业要发债，它不能直接发，它必须要找一个中介(SPV)，让SPV来向债权人募集资金，资金所购买的资产租赁给企业用，债权人从SPV那里得分红收益，企业则缴纳租赁租金。也就是说，它必须要创造不同类型的交易中介主体，使得间接融资的债券行为转化为“租赁收入”和“分红收入”。简单地说，伊斯兰金融里面，看似没有固定收益类产品，伊斯兰债券应该是股权凭证，在破产清算的时候，债权人不处于优先位置，他们应当耐心等待受困企业状态慢慢变好。这也是马克图姆一开始对外部债权人“逼债”感到不解的缘由。

　　今年4月份，马克图姆还吹嘘迪拜没有卷入美国次贷按揭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风波，因为穆斯林金融“杜绝”了它，穆斯林金融具有强大的控制风险能力。但实际上，从Bushan K. Jomadar的著作中，可以清晰看见这不过是一种风险变成了另外一种风险。

　　迪拜一些金融学校正在教授学生如何创造各种工具规避riba，合格的学员将获得“伊斯兰金融管理证书”，证书上有伊斯兰教教规委员会长老的签名。迪拜试图用这种智力输出的方式，来取代马来西亚成为穆斯林“金融圣地”。但迪拜危机已经证明，这种智力形态只不过是欺骗招数而已。迪拜利用股权投资方式募集资金，不断推高房地产泡沫。通过奇幻的类似于棕榈树岛项目，以及永恒上涨的房地产神话，阿联酋不断保持世界第一的房地产投资规模。而迪拜占阿联酋地产项目的6成。直到这个游戏无法继续玩下去，股权融资的方式在信贷紧缩的环境下，估价脆弱得无以复加，目前楼价已经整体缩水了60%。

　　权贵资本主义的幻灭

　　迪拜的开明威权制在保守的海湾国家中相当耀眼，西方世界智识人群纷纷表达赞叹。实际上，开明威权制也就等同于“马克图姆制”，因为他的最重要目标是将迪拜变成一个流金之地。他在迪拜最辉煌时候曾表示，那时的迪拜只不过是他心目中的1/10。他强调文化多元，经常突击访问政府办公室来谴责疲沓的工作作风。但是，迪拜最有油水的房地产项目，永远都是他的裙带人群、王室亲戚、海外资本玩家，而没有普通背景的迪拜商人。那些无权势的企业家只能在建筑业、港口运输上享受着自由进入的便利。据说，马克图姆曾经研究中国的国企改革和竞争，让旗下4个国有企业相互竞争，促使他们建设更大的工业区和更高的摩天楼，分享更多的发展利润。但最终的结果是，到了政府该为这一切埋单的时候了。

　　迪拜危机不仅动摇了世界对伊斯兰金融的信任度，更终结了一种政府创造的投机性经济增长术，以及提示了政府并非万能、主权风险亦是不堪一击的警醒。对主权风险的关注不仅限于迪拜、希腊、西班牙、拉脱维亚等等，实际上美国和日本的债务和GDP之比也是令人担忧。政府在金融危机之际不愿意经济自然调整，而是希望政府能负担并化解一切风险冲击，最终使得政府“不是解决问题，而本身就成为下一个问题”。迪拜的开明威权制，看似对市场友好，其实创造了隔离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使得经济投机化和泡沫化，这无疑印证了以“泡沫对抗衰退、引领发展”思路的可悲。而这一切，对于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来说，也似乎应有他山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