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关心你，哥本哈根

　　拿什么关心你，哥本哈根

　　时代周报评论员 李铁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有多重要？这个问题一言难尽，而且涉及太多恐怖的专业数据。不过英国的《卫报》前两天有一个说法，算是对这一问题的通俗回答：11月份，三个与众不同的婴儿分别诞生在巴西、孟加拉国以及肯尼亚，他们都是未来公民、明日主人，然而每个人都要面对截然不同的未来。尽管出生在不同大陆，但三个孩子的未来却掌握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12天会期里。

　　就在会议进入关键的后半程之后，争吵已经激烈得一塌糊涂了。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甚至发出通牒：如果富裕国家在谈判中不正确对待《京都议定书》，77国集团将集体退出谈判。接着，又出现了非洲国家集体退场，气候谈判因此而中断数小时的极端“群体性事件”。可以说，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哪次世界性的大会像这次吵得这么凶。这倒不是说今天的国际关系比以前更不和谐，实在是这次会议太重要了。

　　国人不太关心哥本哈根大会

　　奇怪的是，中国人普遍对此次大会表现冷淡。直观地来说吧，你很少看见有人在饭桌上谈论这个话题，也很少看见在网上的论坛里有关于哥本哈根大会的热议。凡是进不了饭桌和网络论坛的话题，关注度是不可能很高的。即使有人谈论哥本哈根大会，多半也是聚焦在中国官员被拒进会场、性工作者免费服务抗议大会禁欲等民族主义或者八卦新闻上面。

　　调查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著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90%的巴西人对气候问题表示关注，位列全球25个受调查国家之首；法国、印度、日本则分别以68%、67%、65%的民众关注度位列第2—4位。而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民众在全球所有主要国家中，最不关心气候变化，美国和俄罗斯对气候问题的民众关注度则只有44%左右，中国则以30%垫底。

　　为什么中国人不关心哥本哈根大会？有哲学家说了，意义是相对的，重不重要取决于具体语境。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关心哥本哈根大会，肯定是觉得还有比哥本哈根大会更重要的事。《半月谈》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中国人最关心的事情里，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收入差距扩大；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就业难、劳动者维权难；社会保障滞后；反腐倡廉亟待加大力度。而环境问题，仅仅排在第七位。

　　可以说，中国社会目前还有一些火烧眉毛的尖锐得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已经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人们很难再有闲情去关心哥本哈根大会。气候变暖，是个大威胁，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太大太缓慢，眼下谈论它，还有点奢侈。

　　有参与才会有关心

　　当然，中国人不关心哥本哈根大会也不能全归咎于这个话题太小资，太遥远和奢侈。毕竟，气候变暖已经影响到了河南农民的玉米产量，已经使甘肃民勤正在变成沙漠，当地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另外，像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人也普遍比我们更关心哥本哈根大会。

　　我认为，中国人对此冷漠的一大原因在于民众缺乏参与环境等公共事务的渠道，对于一个你不能参与和左右的事情，你拿什么关心它呢？

　　就在各国代表在哥本哈根吵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我的家乡，湖北的一个小县城的郊外，笔者的二姨正面临拆迁，她将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这块宅基地。祖屋后面有一大块菜地和树林，至少从男人不留辫子起，这里一直就是他们家族的财产。经济发展了，城市化也发展到了这里，这一大块土地价值飙升，房子也升值了，但这些升值与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关系不大，少得可怜的一点拆迁款就把你打发了，理由很堂皇：土地是国家的，祖祖辈辈在这儿住也不算。不想搬也得搬，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自焚，最牛钉子户也是好多年才能有一个出名。

　　我们可以想想，连祖屋你都做不了主，你还有什么稳定的产权呢？没有产权的东西，你是把握不了的，既然把握不了，你关心它也没有用。英国学者哈丁有一个概念，叫“公有物悲剧”，比如，公共的牧场和公共湖泊是最容易遭受过度放牧和竭泽而渔的。有人总是谴责山西小煤窑的老板开采方式野蛮粗放，资源浪费极大。他们何曾想到，这些煤窑的开矿权随时都可能被收回，你打算得长远又有什么用？煤老板不可能都是活雷锋和绿色和平主义者。

　　环境是公益事业，其根本动力来源于公众。西方社会各种公益组织、基金会、慈善机构、志愿者团体等都十分发达，各种环保运动就是它们发起和推动起来的。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公众却面临种种限制，环境行动能力十分有限。

　　环保视野任重道远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添加了环境污染罪。然而，直到2007年，全国以“破坏环境罪”定案的只有三起案件。一方面是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另一方面环境诉讼案件十分罕见。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环境司法为环境诉讼设立了种种门槛，对各类环保行动者，特别是公民行动者，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

　　一位多年在民间环保组织从事环境公益诉讼的人士说，中国的环境诉讼案件数目很少，第一个原因是诉讼费用高，第二个原因是法院不愿受理环境案件，地方政府保护污染企业，法官缺乏处理和理解案件的能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2006年中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要求，群体诉讼必须分解为个体诉讼，这就使得环境公益诉讼成为不可能。

　　因为环境违法案件一般都非常专业，具有长期性和隐蔽性，取证和举证相当艰难，证据鉴定成本非常高，只让个体提起诉讼的话，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污染再重，也没什么诉讼。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也提高很快，但知易行难，空有意识而难有参与渠道。尽管近些年民间的环境NGO像雨后春笋般钻出了一大批，但很难获得合法身份，民间有组织的环境参与也等于被捆住了手脚。

　　清华大学学生李木子，去了哥本哈根，他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青年人，在哥本哈根的地铁口为防止地球变暖而呐喊：“我们的地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决定。”是的，这是我们的地球，我们的未来，但是，只有在我们能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去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