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伟们”为什么会“发飙”？

　　“苏伟们”为什么会“发飙”？

　　谢方

　　这次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是我和我先生多年的老朋友。听说苏司长在哥本哈根因丹麦代表团团长抛出一个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草案而三次拍案而起——在我印象中，苏司长可是个温文尔雅的人。

　　苏司长每次来德国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遵约委员会”工作，都在我家下榻。他每天早上吃完早餐都会帮助我收拾杯子，说声“谢谢”。然后，他骑着我儿子从“跳蚤市场”买的破自行车，沿着莱茵河去联合国总部开会，直到深夜回家。

　　对于这样一个性格温和、受过东西方良好教育的“绅士”，能够在大会上三次“拍案而起”，肯定是忍无可忍、无法再忍了。

　　苏伟不是第一次发飙了

　　普通老百姓恐怕不会真正了解中国派出最强阵容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争什么？他们争的是国家最高利益，也就是说“苏伟们”的“发飙”是在为中国人争利益。

　　外交是国内政策的延续。各个国家政要也好、普通百姓也好，其实都很清楚，最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负有特殊的历史责任。他们通过向空气中排放二氧化碳，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但是，当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逐步向工业化国家迈进的时候，他们却提出了所谓的气候变暖问题，试图以此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

　　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谈判代表就是不讲理，他们回避历史责任问题，拒绝承认《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也拒绝必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来帮助他们实现减排的目标。中国外交官员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为国家争利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每年的例会，我都作为志愿者前去义务帮忙，对于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嘴脸我深有体会。

　　苏司长这次“发飙”是在哥本哈根峰会进入倒数第三天（12月16日），上午谈判，主办方丹麦没取得各国谈判代表同意，试图将自行拟定的协议草案强加给大会讨论。苏司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次拍案而起。

　　苏司长质问道：发达国家说要表达积极态度，在2012年前拿出100亿美元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100亿美元听起来很多，其实全球人均也就是不到两美元。在丹麦，两美元还不够买咖啡的。因为咖啡和棺材板的发音在英文中非常相近，也有人说，苏司长当时说的是，“两美元还不够买棺材板呢”。

　　实际上，苏司长“发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两年前在印尼的巴厘岛峰会上，苏司长和他的助手孙国顺在气候变化峰会上就曾发过一次飙。当时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全权代表正在另一个会场磋商，而大会主会场的发达国家在这几个发展中国家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欲强行通过一个决议。这把主会场在座的孙国顺“惹毛”了，他“拍案而起”，谴责大会秘书处偏袒发达国家，不按照大会的程序办事，在发展中国家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做决定，要求秘书处做检讨。事后大会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含泪做了检讨——大会秘书处因工作失误造成程序上的错误……这样才把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摆平。

　　如今，曾是苏司长助理兼“炮筒”的孙国顺，已被派到华盛顿使馆任气候谈判代表——好钢用在刀刃上。“炮筒”不在身边，这次苏司长只好亲自上阵“发飙”了。

　　气候谈判不是“请客吃饭”

　　也许在有些民众心目中，中国官员出国就是“请客吃饭”，就是做文章、绘画绣花，那么雅致，文质彬彬。但我与这支气候谈判精英团队的接触中发现，出国谈判实际上和上战场一个样：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几天几夜吃不好饭，有的人病在会场，甚至可能会死在会场（今年6月在德国波恩谈判时，白俄罗斯代表团团长Vladimir Tarasenke先生突然去世，时年42岁，逝世在谈判岗位上，非常令人震惊）。

　　? ? 根据我多年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西方政客总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站在道德高度谴责中国这不是、那不行。但一触动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就马上缩了回去。

　　在气候变化谈判这个问题上，如果中国被强迫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减排标准和核查，那么中国沿海有多少家工厂、多少民营中小企业会被关闭？有多少靠初级加工产业生存的工人会下岗？

　　也许有人说，中国可以只做绿色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没错，这正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但是，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从哪里来？作为联合国成员国，中国每年交纳会费，难道没有理由向那些早把地球污染个够的发达国家要求赔偿，获取“技术资金”支持？

　　中国如果能在谈判中争取到本该属于我们的那份，有多少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能够从中受益？又能安排多少人就业、改善生活条件、过上好日子？

　　我曾经在德国家中接待过一位来自江苏阳澄湖畔的民营企业家，他带着他的节能减排项目不远万里来争取获得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资金支持，获得通过。他激动地握着我们的手，热情邀请我们在回国时去他那里吃大闸蟹。帮助他获得这个项目的中国官员吕学都先生、张杰女士当场表示，“为国内民营企业获得联合国资金援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要不然要我们在那里干什么？！”

　　苏伟司长作为一个受过东西方教育、温文尔雅的资深外交官，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他的“发飙”丝毫不令我惊讶。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受列强欺负的中国；今年是 2009，而非1919，即便是1919年，外交家顾维均在巴黎和会上不也拍案而起，驳斥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嘛？！

　　看到苏伟司长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三次拍案而起，作为朋友，我得力挺他：好样的，纯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