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强制拆迁 还原良性市场环境

搜狐经济学人月度论坛现场（搜狐-李志岩/摄）

　　在我国，“钉子户”这个热词，伴随着拆迁的“野蛮”，越来越普及。

　　在2008年，重庆的钉子户事件发生以后，大家都觉得这个钉子户是不简单，通过个人跟公权力的对抗，使自己的小屋在工地里面傲然屹立。2009年6月12日上海闵行区业主张龙其、潘蓉夫妇自制燃烧瓶抗拒拆迁，最后他们被以妨碍公务罪获刑。两个新西兰留学生，继承了祖产——三层小楼400多平米。但他们获得的补偿只有几十万元，远远低于当地的商品房价格。这种血淋淋的事件，屡见不鲜。

　　拆迁思维要回归市场化

　　中国房地产，在近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福利分房，到商品房的上市。既创造了市场价值，又解决了消费者的居住要求。这也使得很多房地产公司成了中国商界的弄潮儿。GDP地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

　　就是在市场化放开的同时，很多住房问题，不断产生了。“我们要依靠市场解决问题，如果一块土地原来是其他用途，现在要把它变成公共的需要，政府就应该衡量一下，公共服务用这块土地它的价值能够达到多大，你能够出一个什么价钱，你跟这个土地所有者来商量。”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老师表示“这种交换按理说价格应该比周围土地的交换价格稍微高一点，因为你多少是带一点强制性的，你代表公众跟土地所有者打交道，所以不是比市场价格低，而是比市场价格稍微高一点，不是百分之百的制约，为了公众的利益把这个卖了，本来卖100万，我给你120万，你应该很高兴吧，这样就没有暴力拆迁的问题了。所以我很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市场了不起的作用，能够用市场解决的都要回归到市场，特别是房地产，把双赢的市变成双输，就是我们偏离了市场。”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有一种文化传承，有一个传统，有精神上的眷念。补偿要略高于市场价已经是最低要求了。不能动用强权、不能动用警察、不能动用武器。这便是市场化的原则。

　　而在中国，很多行不通的拆迁都靠强权解决了。这便是违背了市场化的原则。

　　拆迁条例的修改不是一个拆迁的问题，而是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或者物产进行强制征用之后的补偿问题，是一个协商的问题，强制拆迁不光侵犯了财产权，还侵犯了迁徙自住权。要换位思考，不能像过去那样好像拆迁就是合理的，拆迁就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拆迁不能够成为一个常态，而且是一种非常态的特殊的例子才能允许拆迁，而且这个拆迁要经过当事人的赞同，在市场上得到合理的补偿以后才能够实施。

　　我的住房 谁的强权

　　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国华说：“其实在中国现在真正的不尊重法律的，不按法律办事的不是我们老百姓，我们老百姓现在拿着宪法、《物权法》来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呐喊，事实上那些地方官员很多为了地方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驱动干了很多违法的事情。”“ 就拆迁来说，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两个群体的博弈，一个群体就是强势群体。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博弈就需要有良知的人来推动国家立法进程，来自民间的声音虽然非常的弱，但是很珍贵，如果民间的良知都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希望就会越来越小。”

　　公民对住房的权利首先要进行协商、谈判，按照市场价进行补偿，甚至要高于普通的市场价进行补偿。但是这种利益往往很难保障。

　　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认为“在宪法框架下，制定土地拆迁法，是要在整个国家国民能够充分表达意愿的基础上，能够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协商、斟酌，最后才能制定。现在很多的法律都是国家主管部门来起草的，国家的利益、全体国民的利益被抽象化了，真实利益的承托者是部门本身。”

　　新的国务院关于拆迁法规出来之后，仍然比《物权法》、比《行政许可法》、比《土地管理法》和《城市土地管理法》，比《宪法》，更受到地区官员，受到司法部门的欢迎。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强调：“法律的制定我们需要民主，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意见，将来这个法律出台之后实施更需要民主。比如说哪一个地方是应该征收或者不应该征收，征收的补偿是否合理、是否损害群众利益，都需要有一个民主程序。”

　　遏制强制拆迁 还原良性市场环境

　　1982年宪法虽然说到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针对老房子、老宅院的主人，国家又出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表示他们自所有权自然享有使用权，也就是说他们的土地财产权一直沿袭了下来。在1990年的国土法规字13号文和1995年“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里都有相关内容。祖宅的地是自己买的，不是通过出让取得的，是自所有权直接自然享有的土地产权。

　　然而，就是自己的土地，中国老百姓再处置上却处于弱势群体。

　　华新民（民间古城保护人士，《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作者表示：“现在国务院定的题目，从题目上主旨上看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应该是制定一个《城市不动产征收法》，以后中国大地上就不能存在“拆迁”两个字，因为这20多年来一直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拆别人的房子。”

　　现在讨论拆迁条例的修改，即使把这个条例修改了，但是没有解决法律背后的利益问题，财权的支配的问题。

　　面对财政问题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说：“拆迁条例的改革，必定要伴随着更大事情的改革，就是一定要改革中国的分税制体制，这个分税制体制只搞了一半，变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分钱的一个制度了，而省级以下各级政府之间也应该实行分税制。”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恳切的说：“五位教授的上书至少引起了这次全国可以公开讨论拆迁问题，媒体可以报道拆迁问题，同样也开始国务院人大屡次向大家承诺，我要加快制定、加快废止等等。第三次浪潮就这么过来了，我们希望这次浪潮能够真正的让中国的拆迁，特别是那些暴力拆迁、非法拆迁、那些损害群众利益的拆迁划上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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