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恢：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制度建设问题

　　2010年1月16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0朗润思·辨学者与媒体对话”在北京召开，搜狐财经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现场报道：

　　搜狐网副总编辑王子恢：

　　我对结构调整不是特别乐观，关于结构调整这个话题，我们谈了不是一年两年了。作为媒体，我们的主要职责是观察社会，发现问题，我们希望经济学家能对我们的问题给出分析与解决方案。我们一些做财经媒体工作的同仁也经常在一起聊天，有时候也跟一些经济学家作沟通，关于经济调整，持忧虑态度的还是比较多的。而我自己主要是关注结构调整中的制度建设的问题。

　　最近在看《老子》，有一句话还是特别有感触，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就是“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经济增长模式。如何改变这种模式，首先取决于制度建设，我们未来是否真正从制度上有所突破？如果制度上没有突破，经济结构的调整会比较难。

　　应该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所面临的挑战是比较严峻的。第一是严重的资产泡沫，尤其是高房价。很明显高房价几乎已经使中国经济决策骑虎难下。另外是经济危机，昨天我看媒体报道，林毅夫先生在美国说，这轮经济危机还有二次衰退的可能。同时我们也看到，引发此轮经济危机的美国有毒金融资产还没消化完，欧美等一些国家的债信等级也被一些国际评级机构发出预警，所以，潜在的危机让国内经济发展还存在不确定性，风险还是存在的。另外是城乡二元体制，还有就是利益集团。从许多方面看，似乎很难找到明确的推进结构调整的改革动力。

　　作为媒体，我们关注结构调整这个话题，还是希望是不是要我们从制度建设层面去做工作，通过制度建设推进结构调整。

　　首先，当务之急是破除体制垄断，实现要素市场化，真正回到市场化的轨道上来。现在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体制垄断非常严重，尤其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国进民退使体制垄断的现象被媒体广泛关注。尽管刚才周其仁老师讲，是否真有国进民退首先要有事实认定，但我们作为媒体去年一年感受最深的就是国进民退，所有人都在讨论，尤其是好多企业家有明确的不安全感。如果说体制垄断不能破除，我们不能有效地实施对内开放，不能按照市场化原则配置资源，并且充分尊重产权与公平交易，民间资本就无法真正激活，未来经济结构调整非常困难。

　　第二有没有很好的制度配套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现在地方政府都热衷于短平快的土地财政，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大头被中央政府拿走了。地方政府的唯一冲动就是靠土地财政民，靠短期见到效益的方式获得收入以维持地方政府财政正常运转，我们看到大量拆迁的冲突都是有政府的影子在背后，去年的唐福珍之死，能否换来拆迁条例的废除，现在还看不到。公民的私有财产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另外，还要考量对地方政府与官员政绩评价的标准，他们之所以追求土地财政，之所以搞硬发展，主要是要政绩，要GDP。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可能接下来大量的拆迁纠纷、老百姓的呼声可能会越来越尖锐。我们接下来怎么样改革，现在还不是很明确。

　　再一个是关于公共财政的问题，以前说公共财政和纳税人话题都是很敏感的，好在去年国税总局提出了纳税人基本权利的相关细则，但是还不够充分，只是有限的层面触及到了这个话题。同时纳税人权利这个事可以谈了，而且公共财政的讨论也可以开展。但是现在来看我们离公共财政还很远，去年广东进行了公开财政预算公开的实验，但是并没有在全国形成普遍关注，媒体焦点、舆论焦点都是在关注重庆打黑。应该说广东的财政预算公开这件事情它的体制建设意义比重庆打黑的意义更深远。如果不能通过明确纳税人的权力与财政预算公开等方式推进制度改革试验，公共财政就无法建立，公共事业领域中的投资也就长期跟不上，经济结构调整也会大受影响。

　　还有我们觉得，以什么样的制度来保障政府投资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去年，媒体关于四万亿政府投资效率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讨论，我们觉得政府投资决策体制还应该更透明。如果说要谈结构调整的话，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应该由谁来决定？投资决策权完全由我们政府决定的，人大是否有表决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而且也看到这些钱花出去以后并没有对真正未来经济结构调整形成良好的引导作用，如果这些钱对经济结构调整有一个四两拨千斤作用的话，它的作用应该是很清晰的，实际上我们的四万亿政府投资主要是用在短期之内消化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消化产能等等。

　　经济结构调整，如果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谈不上，内需也没有办法真正启动。但是现在农村经济发展在这样一个二元体制下，如何保障农民的市场交易主体的地位？拿土地来说，如果农民对自己的土地处置没有基本决策权，未来农村土地各种要素盘活是很难的，农民也不可能从中受益。而我们现在又不能提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什么样的制度设计能激活沉睡的农村市场？

　　最后一个问题是全球变暖、清洁生产与碳交易，去年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使这个问题空前关注，中国也首次提出了明确有减排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GDP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个减排强度对我们的经济调整意味着什么？目前中国还是一个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一方面在大量开发煤炭，另一方面国际游戏规则又突然要清洁生产，要减排，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我们注意到，天津成立了碳交易所，北京也成立了一个环境交易所，天津已经有了碳交易权方面的交易，这个机制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能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推进作用，这也需要观察。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制度建设还存在蛮大的压力，希望今天经济学家能够给我们一个分析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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