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怀宇
| |
中国包产到户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
1978年11月24日这天的晚上，小岗村人以最古老的歃血为盟的形式召开的“秘密会议”，后来载入了史册。现在，小岗村民按了“红手印”的那张“生死契约”，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馆藏室。
2008年4月
陈桂棣和吴春桃此行带着一个疑问：“第一个做出‘包干到户’壮举的村子，为什么今天反而‘江山依旧’，裹足不前？”经过对各方细致的采访，陈桂棣和吴春桃在2009年9月出版了《小岗村的故事》一书，再现小岗村改革的历史沧桑。
转瞬即逝的幸福滋味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当时还叫滁县地区）凤阳县城东南四十华里一个海拔五十米左右的丘陵岗地。严宏昌当年不怕杀头坐牢也要偷搞“包干到户”之时，小岗村还只是一个生产队，俗称“小岗队”。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有家喻户晓的《凤阳歌》传世：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在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时期，小岗村的二十四户人家划来划去只划出一户中农、一户贫农、一户雇农和两户佃中农，其余的就全是下中农。按照规定，贫农、雇农、佃农都是要从地主、富农那儿分得田地的，小岗村的贫雇农就只能从别村的地主、富农那儿去分。运动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斗地主，因为小岗村没有地主，最后也只好被安排到其他村庄去参加运动。小岗村人分到土地后，尝到了来之不易的幸福滋味。
土地改革刚刚过去，各地互助组就开始陆续出现了，农业合作社运动高潮涌动。小岗村到1955年底，既没有互助组，也没有低级社，后来迫于形势才勉强成立了一个四户人家的互助组，其余的20户仍坚持单干。入社就必须无偿地交出土地，农民们想不通，他们就是要守住自己的地，一家一户地单干。
这种做法引来了上面领导的硬办法：不入社，就不准离开会场回家吃饭睡觉，只能在会场上熬着，而且只能站，不准坐。熬不住的，只得入社。最后仍有几户横竖不从，上面就牵走耕牛，割掉地里已成熟的庄稼，再不行，便上房揭瓦。1956年，小岗村人无一例外地成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的社员。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当年就闹大跃进。公社提出的口号是：“十里（山）芋丰（收）岭、百里菜花香、万亩水稻一大方。”结果是：“十里芋丰岭，一片茅草荒；百里菜花香，菜子只收半土缸；万亩水稻一大方，最后没成一棵秧。”此后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小岗村的百姓一直处于贫困的状态。
杀头也当一回饱死鬼
1978年11月24日，当小岗村农民“趁着夜色，走进那座破败的农家茅屋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冬日夜晚，其实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黎明。”在严宏昌的带头下，他们商量着如何“包干到户”。
曾因日子过得好了一点就被批判成“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严金昌说：“分开干，吃饱饭，就是杀了头，也当一回饱死鬼！”严家芝提醒：“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事儿是高压线，谁碰要谁命。刘少奇的官够大了吧，一个国家主席，结果就因为支持包产到户，死无葬身之地。你严宏昌，草木之民，你不怕杀头蹲班房，到时家中老小怎么办？”关庭珠想出了办法：“我看再加上一条，今后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坐了班房，他家的农活就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也由全队养活到十八岁！”有人赌咒发誓道：“保证不外讲，谁讲谁不是娘养的！”另一个接着保证道：“宏昌一人有难，全队人都得往前站，大家承担！”最后严学昌提议：“空口无凭，我看大家还是立个‘军令状’！”马上有人响应：“留个字据！”“写上几条，大家都按上手印！”
严宏昌取下笔，把一包淮北牌的香烟倒出，准备就着烟纸写下契约，却被严立学劝止。严立学觉得香烟纸太小，再说在烟纸上写这样重要的东西，既不严肃也不正规。于是由严立付到家里拿来了两张十六开的白纸。严宏昌在纸上写道：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在牵头人的落款处，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把小岗生产队二十户人家的代表悉数写出：
严宏昌
关庭珠、关友德、严立付、严立华、严国品、
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
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宏昌、
严美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严立学把红印泥找来了，大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上血红的手印。1978年11月24日
这天的晚上，小岗村人以最古老的歃血为盟的形式召开的“秘密会议”，后来载入了史册。现在，小岗村民按了“红手印”的那张“生死契约”，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馆藏室。
只是为了不再被饿死
在重现这段历史时，陈桂棣和吴春桃动情地写道：“他们只是为了不再去流浪。他们只是为了不再去乞讨。他们只是为了不再被饿死。”
小岗村百姓的“生死契约”引发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也引起了各方的争论和压力。1979年8月8日，在中共安徽省委机关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凤阳农村‘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这是安徽省首次用传媒公开推出“大包干”的“凤阳经验”。实行了“大包干”的凤阳县，1979年夏秋两季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全县粮食产量达到44000多万斤，比1978年增长了49%；人均收入150元，比1978年的81元增加了85%。一年“大包干”，凤阳百姓结束了600年来讨饭的历史。
严宏昌给陈桂棣和吴春桃算了几笔账：从1956年起，小岗队的生产和生活就主要靠救济；仅从1966年到1978年，13年的156个月份中，小岗村吃国家供应粮就多达87个月，吃了228000多斤，占到这十三年总产的65%，占到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79%。此外，国家还无偿供应各类种子65000多斤。就是原先队里的那十条牛，没有一条不是国家花钱买的；社员过去使的犁耙锹锨，也没有一件不是国家掏的钱。但是一年“包干到户”，全队打下了132370斤粮食，几乎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小岗人不仅没吃国家的供应粮，而是破天荒向国家上缴了24995斤“爱国粮”；收获油料35200多斤，在人民公社20年也没收过这么多，油料的统购任务统计表上从来是空白的，这一年，一次就卖给国家花生、芝麻24933斤，是公社下达统购任务的80多倍。
由于“包干”比“包产”具有更加明显的优越性，因此，凤阳县“大包干”的做法迅速在全国许多省区产生了强烈反响。一时间，“凤阳经验”成为中国主流媒体竞相报道的重大新闻。中国农村改革开始出现新的气象。
专家感觉故事不过瘾
当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周年之际，陈桂棣和吴春桃重现小岗村的故事时说：小岗村被公认为“中国改革第一村”。中国没有一座村庄，会像小岗村这样导致乌托邦式人民公社的彻底解体，并从根本上孕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动员起13亿中国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然而，陈桂棣和吴春桃在小岗村的调查，只在小岗村里待了20来天就被赶出来了。陈桂棣说：“本来我们打算在那边待两三个月的。”吴春桃解释：“因为现在小岗村的村民比较少，县里市里派过去的驻村干部都有40多人，就算我们采访技巧再怎么高明，也蒙不过他们，在第十五天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就不友好了，撵我们走了。”
陈桂棣回忆：“小岗村是改革的源头。我们想去小岗村看看小岗村的农民工的优胜劣汰以及生活情况。去了以后，第一个没想到的是，他们读过我们的《中国农民调查》，认为我们敢讲真话，信赖我们。我和春桃就以小岗村为中心写，做的比较认真，也比较小心。”吴春桃介绍：“我们当时是住在镇里面，中午都在农民家吃饭。我们的房东是搞运输的，每天早晨把我们从镇里接过来，我们要采访哪个农民，他就送我们到哪家农民的家门口。傍晚的时候，我们采访完了，打个电话给他，他又把我们送回镇里。”
原本陈桂棣和吴春桃起了书名《小岗村的调查》，出版社建议他们用“故事”两字，所以最后这本书命名为《小岗村的故事》。陈桂棣说：“我们这本书只谈事实，不评事理，专家看了之后感觉不满意，不过瘾。”几经周折，《小岗村的故事》终于出版，很快引起各方的关注。
在书中，陈桂棣和吴春桃写道：“在深受鼓舞与由衷感佩的同时，却也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让人感到意外，甚至，不可思议。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了，其中的许多故事几乎没有被媒体正视过，或披露过。”
（本文资料来源于《小岗村的故事》，陈桂棣、春桃著，华文出版社2009年9月版。）
专访陈桂棣、吴春桃
为小岗村办好事的人，工厂却被炸了
时代周报：在写《小岗村的故事》之前，你们在小岗村的采访顺利吗？
陈桂棣：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他们还是挺配合的。
吴春桃：那些农民都敢讲真话，他们对小岗村这么多年为什么上不去，也很有意见，按手印的农民现在也很辛苦，还存在着不干活就没饭吃的现象。
陈桂棣：小岗村已经不是小岗村了，这我们书上写得很坦率的。我们了解到了小岗村上不去的原因之后，应该说是比较兴奋的，就像你们做新闻找到一个新闻点一样兴奋，但是我们感到难度很大，因为这毕竟是我们安徽省改革开放的亮点。但是就在我们犹豫的时候，当地一些干部态度非常恶劣，撵我们走。我和春桃也意识到了，在小岗村我们了解的故事很多，但是写在书里的，都是我们精选的故事。这里发生的故事，全国的农村都很严重，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我们才保留下来了。我和春桃作为职业作家，有这个义务，就像《中国农民调查》，我们希望决策者在制定中国农民政策时提到我们书里写的这些问题。我们也希望广大的读者去思考，这么有名的地方发生了这些故事，是为什么？所以我和春桃那几天思想斗争很厉害，小岗村为什么上不去？它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点，不改革，改革的人受压制，那还有希望吗？所以我和春桃就意识到了，从大包干到现在，中国的农村就没有第二个大动作了。直到我们离开小岗村，中央公布了农村改革的第二个大动作“土地流转”，应该说这也是很震撼人心的事情，也是和大包干一样的。这一场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要想落实这个政策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想，一个改革的地方没有改革的精神，有改革的精神受到压制，这是很麻烦的，因为现在中国遇到的改革都是深层次的改革。
时代周报：你们在书中以严宏昌为主人公，为什么？
吴春桃：大包干的第一带头人严宏昌想干任何事也干不成。真正的改革的人，从1985年写入党申请书，一直写到去年，到现在也都没有入党。小岗村办了很多企业，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严宏昌很生气，很不服气地说：“那我自己办一个企业。”结果他自己办的这个企业就被别人用炸药炸掉了，非常恶劣。公安破案破了十几天都没有结果，我想这个村与其他地方一样，存在黑恶势力恶化、猖狂的情况。
陈桂棣：小岗村是改革第一村，没有改革精神了。中国的未来还是靠人才。我们写的主人公不是由我们来定的，因为中国改革三十年之后，中央很多的权威部门评了30个人，严宏昌是第一个，就是说，严宏昌是个人物，不是由我们作家定的，而是权威认定的，是历史认定的。就是这样一个人才，在小岗村办了这么多好事，他的厂却被炸了，这就是悲剧了。
时代周报：你们认为小岗村的问题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
吴春桃：是的，普遍存在的。
陈桂棣：一个工厂被炸了，法院干嘛去了，检察院干嘛去了，所以我们的部门也需要改革，以小岗村为代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三十年了。我和春桃的一个结论是：中国的改革改到今天，在世界上崛起引起世人的重视，那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经济有了重大的突破，但是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依法治国的问题。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