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和不远的未来，中国已不再是穷国弱国，甚至会变成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国强国。当历史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是不是还遗留着某些弱国心态，是不是还对自己屈辱的近代史感到耿耿于怀，是不是还过度依赖经济增长带来的安全感呢？这种心结又会不会禁锢中国人的思想，
束缚中国人的手脚，使中国低估自己的潜力，误判自己的时代使命呢？ CBN记者 马俊
第一财经日报：你这本书的书名很醒目——《当中国统治世界》，有人说你在奉承中国，也有人说你是想“捧杀”中国，你写这本书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雅克：首先，对这本书的书名不应仅仅按照字面上来理解，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真的“统治”世界，历史上没有，将来也不会有。60年来，美国是拥有主导性地位的大国，但它并没有统治世界。大英帝国曾一度统治世界上约五分之一的地域，但它也没有统治整个世界。我用《当中国统治世界》作为书名，并不是想预言，中国会在字面意义上统治全世界，而是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首要大国，中国会如何表现，世界会怎样改变？
我写这本书的态度基本上是价值中立的，我认为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上的首要大国，不仅是一个可能性很高的前景，而且已经形成一个趋势，是我们这代人正在经历的一个过程。我的意图并不是想判断这种前景是好是坏，只是试图理解，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
当然，作为一个西方人，我的写作意图针对的首先是西方的历史经验。西方至少在最近的200年中占据了世界的主导——起先是欧洲，晚近是美国。因此，我的书试图挑战一种传统的世界观：西方对世界的领导权将万古长存。这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观点，通过书中的分析人们将看到，西方的崛起及其所获得的领导权既不是历史的必然，也不是未来的永恒。
其实，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一场更为广泛的世界历史运动——发展中世界的崛起。自20世纪中期以来，曾经在贫困中苦苦挣扎、长期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人民代表了人类之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许多都在崛起，而中国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如何理解这样宏伟的世界历史运动，是极其重要的课题。人们怎样看待这场历史运动，是叫好还是摇头，固然也很重要；但是首先要对它进行观察、分析和理解，我的书就试图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提供一个分析和理解的框架。
日报：这本书是写给谁看的？西方读者还是非西方读者？
雅克：诚如上面所言，我写这本书首先是针对西方人的世界观，但不能说这本书仅仅是写给西方人看的。我个人的经历决定了，这本书的视角是介乎西东、亦西亦东：自1993年以来的17年里，我大量时间生活在东亚，我的太太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这种纽带对我的理智与情感、对我认知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觉得，一个西方人如果要感受到当今世界的大变化，也就是上述世界历史运动——不仅从客观的角度，而且从主观的角度，不仅从思维方式，而且从价值和情感认同上体会这种变化，光靠改变自己的头脑还不行，还要改变自己的灵魂，这样才能放下西方人骨子里的那种傲慢。
这种傲慢不仅是政府态度，而且深植于每个西方人的心里，深植于我们看待历史、看待自己的方式，甚至我们作为白人对自己肤色的感觉之中。在我跟我太太的日常交往中，经常能发现，她看待一件事的方式，跟我很不相同，有些事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对她却是很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在我的情感和精神生活中，我在不停地自我解构——有意识地对作为一个西方人的我自己进行批判性的剖析。
这种体验渗透到我写作这本书的视角中。因此，这本书不仅是写给西方人看的，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写给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看的，尤其是东亚地区的人们，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读者。
日报：中国读者能从这本书中得到哪些收获？
雅克：首先，这本书或许可以让中国读者多少了解到，外国人如何理解中国的崛起；在崛起过程中，中国跟外部世界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互动。
我们所见证的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国崛起的过程，而且也是西方衰落的过程、西方失去世界主导地位垄断权的过程，西方对此会怎么反应呢？
中国文明传统上倾向于内视，中国人倾向于把中国崛起看作中国自身历史的一部分；即使近年来，中国表现出巨大的兴趣，希望通过广泛地考察世界来印证和评判中国经验，但其着眼点仍旧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对还是错”这个问题，其视线仍旧是向内看——这并没有错。但是，中国是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历史新一页中的崛起。我希望，我的书可以向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一个视角，以便其从全球视野来理解中国自身的崛起，并且理解中国崛起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第二，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极端重视促进经济增长、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代以来屈辱的历史记忆。我认为，这种思维定势不可避免地导致决策视野的短期化：特别强调和偏重于眼前问题、当务之急。邓小平留下的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是首要任务，不仅不应受其他议题的干扰，而且应是判断其他事情的标准，这种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今日中国的决策风格中，比如在外交上满足于作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分子，不打算彻底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等等。这说明，即便到了今天这样重要而特别的历史阶段，中国决策层总体上还是继承了邓小平的大思路。
邓小平并没有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的书想提出来考虑的是，5年、10年、20年以后，形势会是怎样的？到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已经超过甚至远远超过美国；到时候，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发达国家，或者更少是发展中国家而更多的是发达国家，乃至根本就已经成了一个发达国家。到那时候，中国是应该延续偏重眼前、刻意低调的决策风格呢，还是应该尝试一种有更高期许的思路？
中国在近代史上曾经是一个弱小国家，曾经因贫穷和弱小而备受屈辱，但是现在和不远的未来，中国已不再是穷国弱国，甚至会变成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国强国。当历史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是不是还遗留着某些弱国心态，是不是还对自己屈辱的近代史感到耿耿于怀，是不是还过度依赖经济增长带来的安全感呢？这种心结又会不会禁锢中国人的思想，束缚中国人的手脚，使中国低估自己的潜力，误判自己的时代使命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书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不一定都对，但我希望它们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至少，引起中国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日报：讲中国崛起，一般是讲中国经济，但这似乎不是一本讲中国经济的书，而是一本政治书。要理解你对中国崛起的分析，关键是什么？
雅克：严格地说，这是一本以政治笔触写成的文化书，它的讨论领域是广义的政治，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所构成的复合体。
的确，大多数写中国崛起的书，重点放在经济上。我的书也有一章谈中国经济。但是光谈中国的经济崛起，相对于这本书的意图而言是过于狭窄的。
我之所以超出经济和狭义的政治领域来写中国崛起这个主题，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创造历史的过程。试想，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广大而多样化的国家，其国土面积相当于一个大陆，其各地区之间的禀赋、经济、文化差异同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程度不相上下，又具有如此漫长的文明史和如此曲折而富有戏剧性的近代历史，它如此迅速地崛起于世界舞台，这个历史过程，怎么可能不超越狭隘的经济领域，而牵涉出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与历史和现实事态？
而如此复杂的中国，又怎么可能不在崛起过程中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大国的独特性格？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大国”？
中国的这种特性，又可能在不同的背景下，时而表现为优点，时而暴露为问题。
比如，有人问我，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不会谋求军事霸权。我说不太会，根据其特性，中国不会表现出像西方历史上那样强烈的扩张主义倾向，而是会更多地谋求以文化成就证明其影响力和优越性。但与此同时，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也容易使中国忽视其他一些文化的成就和价值。
概括起来说，书中所探讨的这个极具动态性而富有张力的历史进程包括两条线索，一是现代中国的自我再造，二是再造中国所导致的再造世界。
为了解释中国的自我再造过程，我引入了“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为了评估再造中国所导致的再造世界过程，我又引入了“天朝心态”这个概念。把握住这两个概念，是理解我这本书的关键。
日报：那么就请解释一下这两个关键概念吧。首先是“文明国家”。
雅克：“文明国家”是相对于“民族国家”而言的。我们知道，当代世界体系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体系，民族国家是大多数国家所正式接受的国家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表面上也是一个民族国家。19世纪后期，中国不得不接受了民族国家的一整套架构，以此来重组自身。除了融入“现代国际体系”，当时的中国没有其他办法。
然而，相对于中国悠久的文明史而言，100年只是短短的一个片段，它可以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民族国家的外壳，但终究无法改变它的灵魂——现代中国在骨子里还是一个“文明国家”。
我这里只能说一说比较重要的三个表现。第一，中国的身份认同是以历史和文明归属感为基础，而不是以民族自觉为基础。比如，在涉及一些领土归属的问题上，中国官方和民间都非常强调历史上的归属，这是很有特色的。中国人关心的是，一片领土在历史上是否属于中国文明的基本区域；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人们比较关心现状，比较关心当地人目前的意愿。现代中国的领导者和人民，都深深意识到，捍卫历史上中国文明基本区域的完整与统一是一种责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台湾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历史情结，对统一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
第二，正如文明比民族的包容性更强一样，中国对多样性的统合能力比一般民族国家要强。比如，现代中国的人口、区域、文化多样性远非现代欧洲任何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可比，换了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应付不过来，而中国则基本上成功地把如此丰富的多样性维系成一个整体。面对多样性，民族国家的思维往往是“谈不拢就散”，而作为“文明国家”的中国，则具有一种求同存异的弹性。以“一国两制”收回香港的实践，就是“文明国家”解决问题的一个经典例子——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就这样相当顺利地跨越了。而同样是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东西德的统一，走的就是典型的民族国家式道路——东德丧失一切特征，被西德同化，但同化过程漫长而痛苦。
第三，在中国，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很独特，同西方一般理解的不一样，只有从“文明国家”的角度才能很好地加以解释。据我的观察，在中国，政府在民众意识中所享有的合法性、威望和敬意比在西方要来得高。
按照西方一种很强的传统看法，国家外在于社会；普通老百姓觉得，政府是强加于我个人头上的一个权力，从根本上说没有必要，而且还往往肆意妄为；美国政治讨论来讨论去就是如何限制国家权力，不让它侵犯个人的自由。而在很多中国民众看来，国家就好比一个大家庭，每个中国人就是家庭一分子，而政府就好比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国家的兴衰并不全然外在于我个人的命运，政府的权力也并不全然是强加在我头上的任意。
我认为，中国的国家和政府所具有的这种独特地位，来源于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这一复杂背景所提出的独特问题——谁来统合这个如此庞大的文明，维持它在历史中的统一性呢？就好像大家庭需要一个集威严与慈祥于一身的家长，中国这个“文明国家”也需要一个集权威与仁政于一身的政府。
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不需要保护个人权利，不需要对国家权力加以节制——政治总是需要达到某种平衡。但是从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现实出发，应当承认中国的游戏规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达到平衡的方式是社会和个人不断抗争，同国家不断冲突；中国则可能采取另一种方式。
日报：那么“天朝心态”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雅克：“天朝心态”这一部分探讨的话题比较敏感。我试图以此概括中国文明所具有的一种自视为“中央王国”、“天朝上国”的心态——认为自己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种心态隐藏得比较深，可是有时会反映在中国人对待其他“种族”及其文化的态度中，弄得不好会导致很棘手的问题。
这部分讨论的中心是，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当中的位置，哪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的这种自我意识，当中国崛起成为领导性大国之时，这种自我意识又会如何影响中国人的行为。我觉得关于这方面，中国国内和国际上目前讨论得还不够，但这样的讨论其实非常重要。
任何文明都有自我优越感，都或多或少认为自己的“种族”比其他“种族”优秀。甚至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隐藏着某些“种族主义”观念。随着某个文明的崛起，其种族主义倾向也会有所增强。西方人——所谓的“高加索种族”的种族主义倾向暴露得特别充分，正是因为近两百年西方文明主导了世界。
西方人的种族主义倾向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普世主义文明观——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先进发展方向，其他文化最终都要汇流到西方文明的这个方向上来。
由于有着辉煌的文明史，有着曾经身居天下中心、乐见万国来朝的历史记忆，中国人内心隐藏着一种类似于西方的普世主义文明观——认为中国文明才是最高级的文明，是其他文化需要学习的榜样。在这方面，日本人很不同，他们的自我意识是例外主义的——日本文明是个例外，需要向其他高级文明学习，同时保留和发挥自己的特长。
中国人的普世主义，其表现形式不同于西方人的普世主义。西方的表现包括扩张主义、基督教传教狂热、殖民主义等等。中国人的普世主义则表现为一种文明程度的等级观念：拥有最高文明程度的就是居于天下中心的中国，围绕着这个文明中心，不同周边民族的文明开化水平也有高低之分，而它们向中国表示尊敬和羡慕的程度则体现着它们的素质——能够被教化的限度。
由于这种文明等级论的“天朝心态”，中国在历史上很少进行军事扩张，因为中国人认为，“对于冥顽不灵的野蛮人，不必硬去教化他们”，甚至还对他们颇为怜悯，给予丰厚的赏赐以“怀柔远人”。
这种从历史记忆中遗留下来“天朝心态”，一方面发挥了某些积极作用，在现代中国的自我再造过程中，参与构造了“汉族”这个主体民族的身份认同——从纯粹人种学的意义上来讲，汉族人的来源其实非常复杂，之所以能整合成一个民族，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历史上的“天朝子民”同属于中心文明的一种共同体意识。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心态有时也会演变为一种文化上的自大和傲慢，演变为一种对文化差异的漠视和不容忍。这种“文明的骄傲”容易播撒隔阂的种子，如果处理得不好，这些种子就会结出苦涩的果实。
这种负面效应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内部，也可能体现在中国同其他民族的交往当中。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势必会广泛地活动于世界各地，势必会同越来越多的民族近距离地接触，甚至对它们的利益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如何节制“天朝心态”中的“文明骄傲”，体谅和照顾其他种族的自尊心，尊重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学会欣赏和吸纳其中的优秀成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和未来世界潜在的领导者，需要对此作前瞻性的思考。
日报：这样看来，中国的确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大国”，用你的话说，“当中国统治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世界准备好接受这种变化了吗？
雅克：由于中国骨子里是“文明国家”，具有“天朝心态”，当中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之时，它的行为会表现出相当大的特色，甚至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的重塑。
中国越来越有可能按照历史上的朝贡体系而不是民族国家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来构想与东亚的关系，这符合它历史上的自我定位和它所熟悉的世界图景。我的书中有几处谈到，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有可能再次复兴，朝贡体系传统上的外围——东亚可能会比较适应中国的崛起，并且很快找到自己熟悉的位置。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历史的简单重现，其中也会有紧张乃至冲突，也不可能排除其他大国的介入和影响，但是朝贡体系复兴的趋势，尤其从经贸关系的角度来看，是相当明显的。中国还有可能进一步把非洲也纳入这个新朝贡体系。未来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出现两种体系并存的局面——东亚和非洲的新朝贡体系和
大西洋两岸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以上只是“当中国统治世界”所带来的一个变化，还有很多其他的变化也很重要，我在这里不能一一展开，书中各章都是对这些变化及其根源的详细讨论，最后一章则有比较概括的综述。
对于这些非常深刻而重大的变化，世界并没有准备好。首先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并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与它们很不一样的大国的崛起。我接触的许多西方人士认为，就算中国会崛起，它的崛起也不会跟西方大国的崛起有什么不同，不会构成什么不一样的挑战。他们认为，现代大国崛起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西方大国所走的道路——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大国地位。因此，这些人有可能误读中国的崛起，在中国不会构成威胁的领域看到威胁，对中国带来真正变化的领域反而茫然无知。
西方的这种认识滞后会对中国崛起形成一些现实制约。现行的国际体系和该体系的主导大国可能一下子无法适应中国某些独特的行为方式，从而作出一些建立在误解上的错误反应。
日报：中国准备好了吗？
雅克：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阶段，是西方主导权日渐衰落，世界体系经历权力转移的阶段，这样的阶段总是混乱而充满风险的。其中一个显著的风险是“全球化共识的破裂”——“全球化会令大家受益”的看法，已经让位于“全球化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由此将出现更多更激烈的博弈。
中国需要小心应对这些风险，同时也要对自身的崛起做好准备。因为终有一天，当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达到一定程度，中国会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不一样的大国”不可能长期隐藏自己的独特性。
为了准备那一天的到来，中国需要更好地认识自身，也需要更好地向世界说明自身。它需要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向世人解释，“文明国家”是什么，作为“文明国家”的大国将会以怎样的方式行事。它需要向世人说明，它的政治体制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又会以怎样的方式进一步演化。它需要向世人承诺，它已准备好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以一种更和谐的方式照顾这个世界上千差万别的利益和价值诉求。
中国现在就可以准备起来了。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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