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他身在海南，却放眼全国。他曾为官员，而现在的身份则是学者。
他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见长，但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每年带来的提案却都十分“热辣”。去年两会他带来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提案，最终带来了海南岛的岁末疯狂；今年，他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案，甫一曝光，就引来了无数的关注。
媒体评价他说，因为他，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这个偏于一隅的学术机构放眼八方，蜚声海内外。
昨日，被称为中国改革“智囊”的迟福林，走入了位于北京市光华路的第一财经办公区，接受了第一财经的独家专访。
第一财经：众多两会热点中，低碳经济成为今年政协的一号提案，您感到意外吗？
迟福林：有点意外！中国发展方式转型，涉及的问题很多，我原来以为，会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收入分配、经济结构调整、教育医疗改革上，低碳经济成为一号提案，确实感到意外。
不过，仔细一想，低碳经济成为一号提案，也有它的逻辑，它跟我们的发展方式是直接连在一起的，中国需要用低碳经济来倒逼发展方式的转型。
第一财经：那么，对于发展低碳经济，您认为中国应该注意什么？
迟福林：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归结为四句话。首先，中国开始进入低碳经济时代，应该自觉的而不是被动的“低碳”，将其内化为自身的需求；第二，以低碳经济作为突破点，引领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三，要高度重视低碳经济背景下的新技术革命，如果在以新能源为重点的这场技术革命中，中国可以在某些领域成为世界领先，这对中国未来发展将至关重要；最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大国来说，更要重视制度安排，像完善产权制度、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碳减排”交易机制等，这些机制更加重要。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是本届两会的另一热点，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迟福林：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仅是当前出现矛盾，更事关长远，这样一个大问题，需要在两会的讨论中形成基本共识。
应该看到，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方式问题，涉及到诸多命题，比如，中国要不要从一个透支生产大国转移到消费大国，更涉及到改革，事关中国的改革如何从创造经济总量为主转向到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为主。
我将其称为第二次转型，或称第二次改革。接下来的三五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思路的确立，对中国后二十年、三十年太重要了。现在，中国处在十字路口上，面临历史关键时期的抉择，两会的共识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财经：在这样一个关键时间点上，您对中央政府有什么样的建议？
迟福林：第一，要把发展方式转型列为未来五年即“十二五”的一个主线；第二，围绕这个主线，来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比如说经济市场化的改革，社会体制的改革以及政府的转型等；第三，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要敢于决断，中央政府要有魄力和行动，比如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突破等。
第一财经：刚才您也提到了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收入问题上，我们知道，今年您带来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案，并明确提出，到“十二五”结束时，要将消费率从目前的不足49%提高到60%，那么实现它的可能性大吗？靠什么实现它？
迟福林：可能性非常大，现实性也很大。
首先，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决策时期，能不能从一个生产大国成为消费大国，中国的消费率只有到55%或者60%，才能说进入了消费主导的发展方式上。这是最基础和最关键的因素，会对中国形成倒逼机制。
第二，中国现在有条件（实现消费率的提升）。比如说城市化，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化与中国工业进入中后期还不同步，随着中国突破城乡一体化瓶颈，城市化将极大拉动消费的增长。
第三，我判断，三五年内，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肯定将有实质动作。如果不启动这项改革，中国无论在解决经济生活问题上，还是化解社会风险上，都将遇到困难，甚至会引发更大的经济矛盾。
因此，用五年左右，将消费率至少提到55%完全有可能，甚至会更高。
第一财经：海南国际旅游岛获批以后，地产价格出现疯狂上涨，这样继续下去，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将带来什么伤害？对于应对这种局面，您又有何高见？
迟福林：海南房价过高上涨过快，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不敢到海南岛去投资，这将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虽然海南的地产价格已经远远背离其价值，但海南有能力消化现在的房价泡沫。
目前，海南岛的中长期规划还未推出，一些当地的政策，例如建设国际购物中心等，这些细节还没定下来，新的增量还未释放出来。
还应该看到，同样是海岛，海南全岛的可利用面积比台湾还大，还有大量的土地可以供给，市场不用担心到时没有土地供应。
不出十年，海南将大变样，而现在来看，海南还处在婴儿期，还未到少年期呢，现在的泡沫，海南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
第一财经：去年两会前，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用控制行政成本来推动政府的机构改革，是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一年过去了，对于政府的机构改革，您如何评价？下一步的突破口在哪里？
迟福林：有改进，但进展不大。控制行政成本开支，需要多方面的改革，但现在各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完全跟上，所以目前进展困难。
比如说限制公款出国的规定很多，但实际执行上并不明显；对于公务开支，很多地方也缺少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公款消费的公开化是下一步的突破口。当前，用权力制约权力有难度，只有在广泛的社会监督下，政府行政成本的降低才会有强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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