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个月,出生于1951年的迟福林就满60周岁了,如果时光倒流20多年,当他在1987年走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来到海南出任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时,他成了当年第一个到海南工作的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即使时隔多年,现在身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的他仍对当日的海南存有深刻的记忆:
“20多年前,我刚去海口的时候,从自己观察来说,没有红绿灯,每一家门口都摆一个小发电机,晚上睡觉,发电机震耳欲聋,要用棉花把两个耳朵塞住。当时去的人特别多,海南接待条件非常有限,我们很多大学生,拿一张报纸、一个席子就铺地而睡。后来我住在6楼,看着电视老鼠就爬上来了,因为没有下水道。”
那时的海南,作为中国最大的特区,恰恰也是国家经济战略布局的重点。但在此后几年时间,海南的发展并不顺利。先是1989年因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引发的“洋浦风波”;紧接着上世纪90年代初,又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经济”和随后而至的金融信用危机等事件,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不少渴望大展拳脚的公务员和怀着创富梦的淘金者纷纷撤离,海南经济特区的地位开始被人们遗忘。
但迟福林却在海南扎下了根。在亲历了海南2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困惑和矛盾后,他希望国际旅游岛建设能成为促进海南新一轮开放的推手。因为在他看来,海南20多年最大的经验就是,“开放的程度就是发展的程度。”
“海南在20多年里曾经错失了很多大开放、大发展的机遇。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海南迎来了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每次重提往事,迟福林总是感慨良多,追溯起“国际旅游岛”这个构想的诞生原因,他解释:“海南是一个岛屿,不开放就没有出路,我们当时就在以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的路子上进行探讨,因此就想出建国际旅游岛这样一个招数。”
根据迟福林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早在2001年,中改院就开始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立国际旅游岛的建议,但一直没有进展。从最初由学者和科研机构的提出倡导,到现在作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一个决策,这个过程漫长得会让一般人失去希望,但迟福林和他所在的中改院却有足够的耐心。
“对于要不要建国际旅游岛,先前在海南省也有过一些不同的观点,这需要一步步的论证。”中改院海南研究所所长夏锋这样回顾国际旅游岛所走过的10年光阴。在去年的12月中旬,海南国际旅游岛获批传闻频频出现之时,面对时代周报记者“何时会获得批准”的提问,睿智沉稳的迟福林微微一笑说:“中央正在研究决策中。”
终于,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国务院出台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意见,在之后的1个多月里, 海口、三亚房价涨幅领跑全国,在三亚的凤凰岛公寓,一平方米的房子最高报价超过10万元。“特区”的标签曾给这块土地带来膨胀的虚荣,而现在的“国际旅游岛”,同样给人提供了一个相当庞大的想象空间。沉寂了将近20年以后,海南岛再一次变得炙手可热。
如今,“下一个拉斯维加斯”,“又一个夏威夷”,“中国人的北海道、济州岛”等极具诱惑的提法似乎已经把海南叫得风生水起。但作为国际旅游岛这一概念的缔造者和推动者,迟福林却倾向于将佛罗里达的现在看作是海南的未来:“与海南拥有同样阳光、海洋、沙滩美景的佛州,GDP逼近8000亿美元,居全美第四,旅游业所占比重最大,迪士尼成了世界范围内人人向往的度假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