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路上领跑的人们：打破陈规 割舍驾轻就熟

　　编者按：

　　冲破金融危机的阴霾，中国经济率先回升向好，但基础还不牢固，挑战依然存在。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我们来说已刻不容缓！

　　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本期“两会特辑”推出了《转型路上领跑的人们》，虽然他们所处岗位不同，但都是转型路上的领跑者。经济转型需要对驾轻就熟的割舍，需要打破陈规的勇气和智慧，需要愈挫愈勇的坚韧和激情。我们期待，他们的探索与实践，他们的信心与智慧，能够给更多的人以振奋和启迪。

　　苏荣：江西转型从鄱阳湖破题 图为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
　　苏荣，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江西已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引领江西科学发展、加速崛起的“龙头工程”，促进江西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苏荣说，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补上工业文明的课，又要走好生态文明的路。

　　进位赶超必须破解的难题

　　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区域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第一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性发展规划，是江西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从该规划的酝酿到批复，苏荣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为此，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目的就是要实现江西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因为有在甘肃、青海工作的经历，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更能够深刻理解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的紧迫性，鄱阳湖生态保护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鄱阳湖地区资源、能源需求日益增加，生态环境压力也逐步加大。根据统计，目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江西3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近50%的人口，创造了近60%的经济总量。

　　苏荣很清楚，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统一是个世界难题，这个世界性难题拦在江西快速发展赶超的道路上。江西要想进位赶超必须破解这道难题。实践证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这条道路已经行不通了。

　　“既希望生活越来越好，又希望身边的湖水清清。”在鄱阳湖边，一位老渔民向苏书记说出了自己对未来、对鄱阳湖朴素的期望。

　　求解难题八下鄱阳湖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为求解答案，在酝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构想的日子里，苏荣或冒着酷暑高温、或顶着寒风雨雪，先后八下鄱阳湖展开专题调研，求策于基层，问计于群众，甚至一个月内两次深入鄱阳湖区。

　　一系列来自基层的探索和建议让苏荣感慨：“真知灼见在群众中，新鲜经验在群众中，解决办法在群众中。”

　　每深入鄱阳湖调研一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就在江西省党政领导层面更趋成熟一次。不断深入的基层调研和思考让苏荣强烈意识到，要保护鄱阳湖，破解经济学的难题，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关键就在转变发展方式。

　　由此，一个宏大的发展蓝图在江西省领导层逐步形成：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范围包括鄱阳湖流域的南昌、景德镇、鹰潭3市，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市的部分县（市、区），共计38个县（市、区），面积为5.12万平方公里。

　　苏荣再三强调，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成败，关键在能否转变发展方式；江西既要补上工业文明的课，又要走好生态文明的路，关键也在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

　　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如何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作为江西快速发展的龙头，切实转变江西经济发展方式，加速江西经济发展步伐，提升江西经济发展质量？

　　持续关注世界经济走势的苏荣发现，当前，国际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正在酝酿新的突破，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将成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引发全球产业重新洗牌。

　　苏荣强烈意识到，这是江西面临的一个重大发展机遇。他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世界科技发展和产业调整历史契机的相逢对接，将为江西发挥生态优势，推动经济社会结构战略性转型，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此，江西省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要把发展低碳经济、生态经济作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

　　“我们要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成低碳与生态经济的国家级试验区”。苏荣说，江西对此决心非常大。

　　目前，江西省已开始举全省之力，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作为引领江西科学发展、加速崛起的“龙头工程”。与此同时，江西省在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酝酿以制度建设为抓手，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苏荣表示，要通过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让“绿色GDP”成为江西各级党委、政府的追求，“绿色政绩观”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追求，“绿色生产观”成为广大企业的追求，“绿色消费观”成为全省人民的追求。（记者徐金鹏　郭远明）

　　韩正：上海要走在转型的前列 韩正资料图片
　　韩正，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市长。全国两会召开前夕，韩正对半月谈记者表示，上海的发展现在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上海有条件、有基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走在全国前列。

　　上海的发展到了关键时期

　　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和浦西的外滩金融街隔江相望，巨轮驶过激起浪花朵朵，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建设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就在上游不远处的卢浦大桥两侧，世博园区的中国馆、主题馆、世博轴等宏伟建筑初露雄姿，各国展馆造型各异，争相展示人类的奇思妙想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景。

　　“上世纪90年代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一个缩影、一个窗口。”韩正对记者说，“对上海来讲，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已经承担了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上海所有工作都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实施国家战略中来发展自己，这是上海工作的一个基本点。”

　　韩正说，上海的发展现在已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期。下一步的大目标、大战略，就是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途径就是全面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对上海提出的“四个率先”要求——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要切实从当前的各项工作着手。”韩正有力挥舞着手臂，“上海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有条件、有基础走在全国前列，这也是中央对上海的要求。上海应当以更大的决心，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下工夫、见实效！”

　　前不久，韩正在2010年上海两会期间向全体上海市民和关心上海发展的人们“交心”：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上海经济当前和长远发展一项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上海要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努力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走在全国前列。

　　借力“两个中心”建设推进结构调整

　　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近一年来，上海“两个中心”建设快马加鞭。

　　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大动作频频：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推进“大虹桥”建设；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发展新型商贸业态和会展业；加快发展会计、审计、法律、咨询、评估、设计等各类专业服务业和中介服务业……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举措，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是上海的一个战略目标。”韩正告诉记者，“我可以肯定地说，今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一定会超过60%。但关键还是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城市的服务功能，即对外参与国际竞争、对内服务全国的能力要提高。”

　　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韩正说，上海要积极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加快推进，提升陆家嘴、外滩等重要金融集聚区的服务功能，做大做强金融业，进一步发挥金融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作用。

　　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方面，上海要探索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加快发展航运集疏运体系和现代航运服务体系为一体，充分发挥北外滩等航运服务集聚区功能，支持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

　　让“上海制造”永葆“高精尖”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上海新一轮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翼。

　　“上海的制造业要走高端，不在于大而在于强。”韩正对记者说，“关键要在核心领域、关键环节，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一定要有自己的技术，要有突破。”

　　新一轮的产业布局已经在上海拉开帷幕：东海大桥边，壮观的临港装备产业基地正在崛起；长江口的长兴岛上，十几公里长的岸线边塔吊林立，一个崭新的造船基地初具规模；宽敞的“大飞机”项目车间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正加紧研制……

　　抓好高新技术产业化，是上海迈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2009年，上海决定聚焦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生物医药等9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如今，上海正在抓紧推进产业落地，一个由自主创新驱动的先进制造业呼之欲出。（记者杨金志）

　　王君：力推煤乡大转型 　　3月9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山西省省长王君出席。中新社发任晨鸣摄

　　王君，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省长。山西省努力探索资源开发型地区转型发展的道路，在全国率先成功实现煤炭业整合重组，为调整产业结构积累了宝贵经验。煤乡的转型之举，令国人瞩目。

　　农历正月十一，王君主持虎年新春第一次省政府常务会议，脸上挂着从容的微笑。继2009年全省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在安全生产形势好转的背景下实现6%的增长，今年1月份实现首月开门红。就在一年前，山西的领导还在为经济持续下滑和安全生产等问题忧心焦虑。3400万三晋儿女在省委、省政府“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的旗帜下披荆斩棘，终将共和国能源和工业基地推入转型轨道，尤其是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兼并重组取得了重大成果。一年来，山西各级党政负责人亲历了决断的痛苦，推动的艰难，舆论的压力和收获的喜悦。作为省长的王君体会更深。

　　在重压下毅然启动“大整合”

　　场景再现：2009年3月26日，太原迎泽宾馆，王君主持召开省政府煤炭工业改革发展座谈会。这是山西煤炭资源“大整合”实战前的又一次统一思想和决策咨询。“清醒认识煤炭业发展现状，不能过高估计，结构调整没有退路！”王君语调不高但掷地有声。

　　历程回溯：经济因煤而兴，问题由煤而生，煤矿多、小、散、乱致使事故频发、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腐蚀干部、经济大起大落等问题，让山西人对煤爱恨交加。

　　“绝不能开个口子就出煤，随意找个干部就来当矿长，找个劳力就来当矿工。煤炭是个行当，更是门科学。”深谙煤炭之道的王君在不同场合讲，煤炭是一个技术和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规划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2008年10月后，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山西经济陷入深度低迷。省委、省政府看准了危机中蕴含的机遇，加快了煤炭业整合重组的步伐。但不少干部群众担心“工业还在负增长，非得选择这个时候吗？”全省一边统一思想，一边加紧实施。

　　省政府提出4种重组整合的途径，把股份制作为兼并重组的主要形式。突出企业主体地位，科学划分资源和资产，既保护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又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并优先为从煤焦领域退出的民营资本开辟转型转产的绿色通道。

　　汰旧迎新咬定目标不动摇

　　场景再现：2009年9月，王君把11个市的市长和几大煤炭集团老总叫到太原开会，商讨整合后煤矿工人的培训和安排，协调兼并双方、煤矿与地方财政及农村的利益关系。

　　去年10月中旬，王君在忻州调研，了解到偏关县由于资源整合尚未完成，煤矿关停，经济滑坡的情况后，当场安排省煤炭厅厅长和忻州市市长留下，与偏关县共同“解剖麻雀”，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年产500万吨的河曲县沙坪煤矿已符合开工复产条件，但尚未验收，王君在现场打电话给省有关部门，要求尽快组织验收开工。

　　“省长这一年没有休息过一天，他几乎考虑到了资源整合的每个细节！”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说。

　　历程回溯：在推进资源整合中，山西省充分考虑了各种利益关系，力求做到被兼并煤矿、当地群众、整合主体、地方政府“四方满意”。

　　细致务实的作风，使煤炭整合重组快速平稳推进。舆论一时热切关注的“国进民退”及“资源价款、资产交易”等议论逐渐平息。

　　“大整合”在调结构、保增长、保安全间找到了结合点。目前，山西煤矿兼并重组第一阶段顺利收官。全省年产30万吨以下的矿井全部淘汰，保留的矿井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多元办矿格局初步形成，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比例为2∶3∶5。全省煤炭月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去年全省煤炭百万吨产量的人员死亡率下降22%。

　　场景再现：“无论困难有多大，任务有多重，为了山西的长远发展，我们要咬定目标，迎难而上，敢为人先，勇挑重担，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型，努力使我省真正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王君在山西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引起了代表们强烈共鸣。

　　前景展望：山西省全面布局新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了十大产业调整规划。王君说，2010年我们将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巩固煤炭资源整合成果，启动焦化、冶金、化工、建材等传统行业的调整和重组，大力发展装备制造、现代煤化工等产业，积极发展新能源、电子信息、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繁荣，共同推进山西转型发展。（记者王炤坤）

　　秦光荣：把七彩云南建成绿色强省 云南省省长秦光荣
　　秦光荣，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省长。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篇大文章，他认为云南的当务之急是保护和建设好云岭大地，“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云南良好的生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云南的优美环境。”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云南的优美环境”

　　“我爱你的白云蓝天，我爱你的红土高原，我爱你的四季如春，我爱你的气象万千。七彩云南，我的母亲，七彩云南，我的依恋。”

　　这是秦光荣创作的一首歌词，洋溢着他对七彩云南的热爱之情。

　　2007年2月1日，秦光荣当选云南省省长的第二天，“七彩云南保护行动计划”正式启动。这是由秦光荣倡导并推动实施的一项生态保护工程。

　　在启动仪式上，秦光荣充满感情地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云南最大的特色之一，也是云南省加快发展的重要支撑。云南将坚持生态立省，以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至今，“七彩云南保护行动计划”已实施3年。人们发现，随着这一云南历史上最大的生态保护行动的深入推进，云南省生态建设、环境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环境质量总体不断改善。据统计，云南单位GDP能耗每年下降4%至5%，全省16个重点城市中11个空气质量明显好转。昆明、曲靖、玉溪三市位居全国10个空气环境质量最好城市的第六、七、八位。目前，云南已建成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152个，保护区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7%以上；森林覆盖率超过50%，森林面积占全国的1/10。

　　下决心治理高原湖泊，是云南生态立省的题中应有之义。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曾经的滇池和云南的一系列高原湖泊令人魂牵梦绕。然而，由于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注重生态保护，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滇池等高原湖泊的水体遭受严重污染。“要下决心还清这笔环境欠债，要下决心保护高原明珠！”秦光荣在多个场合都这样强调。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秦光荣提出了滇池治理六大工程：即环湖截污和环湖公路、环湖生态建设、入湖河道治理、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滇池底泥疏浚、外流域调水工程。

　　大理洱海水质一度下降为四类，先后两次大面积蓝藻暴发。面对严峻的形势，当地实施了洱海生态修复、环湖治污和截污、城镇垃圾收集和污水处理系统建设、流域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流域水土保持、洱海环境教育管理等六大工程。

　　经过艰苦奋斗，云南省的湖泊生态总体趋好。目前，抚仙湖和泸沽湖仍然保持一类水质；洱海水质从四类恢复为二类；滇池水质恶化趋势得到遏制，预计到2020年，有望恢复为四类水质。

　　将自然保护理念贯彻到经济工作中

　　近期，秦光荣专门撰文，谈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感悟和理解。他写到：“不论生产力有多么发达，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有多高，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成员，永远不可能超越大自然而独立存在，更不必说是发展”，“即使在高度发达的文明之中，自然仍然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起着支撑或制约作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生产和生活不可或缺。”

　　这种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被他贯彻到了经济工作之中。

　　秦光荣提出，要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我们将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减少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坚持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路子，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近年来，云南的绿色产业不断发展：花卉、天然药物、生物化工、绿色保健食品等生物资源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鲜切花产量从13亿枝增长到56亿枝；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去年接待游客数量达1.14亿人次。

　　在秦光荣看来，云南转变发展方式依然任重而道远，“云南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型产业比重大等问题，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全省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他对记者说，云南产业结构调整将突出“调轻、调软、调新、调特”，大力发展生物制药、制糖、制茶、丝麻、纺织等轻工业；利用先进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通过延伸产业链、发展精深加工等对重化工业进行优化升级；重点扶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旅游文化、珠宝玉石、金融和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记者李自良伍晓阳）

　　吕祖善：富农强村必须“两轮驱动”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图为资料图)中新社发任晨鸣摄
　　吕祖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认为，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必须让农村繁荣起来，让农民富裕起来，新时期“三农”工作必须坚持“两轮驱动”。

　　今年1月中旬的一天，正在衢州调研的吕祖善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村民送来两篮子红色鸡蛋。看到鸡蛋被染成红色，吕祖善十分奇怪。代表村民前来“送礼”的衢江区黄坛口乡茶坪村党支部书记吴耀富解释说：“这一年我们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特地给您报喜来了！”

　　听着茶坪村的件件喜事，吕祖善替村民们感到高兴。他拉着村干部的手说：“我一定还要到茶坪村走走看看！”

　　让农村繁荣起来，让农民富裕起来，是吕祖善多年来一直关注的问题。吕祖善认为，新时期的“三农”工作必须坚持“两轮驱动”，将发展现代农业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型城市化联动推进，着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东部沿海省份，浙江有这个基础，也亟待新的突破。

　　2009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007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5%，连续25年列各省首位。在成绩面前，吕祖善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他指出，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比较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尚未有效遏制。

　　如何让农民更快富裕，吕祖善认为，要抓住两大突破口：一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二是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型城市化。前者是立足农业，抓发展方式转变；后者是跳出农业，抓统筹城乡发展，两者必须互促共进、不可偏废。

　　“像浙江这样人多地少的省份，不搞现代农业就没有出路。”吕祖善说，从浙江来看，发展现代农业要把握好三个问题，这就是“在哪做、谁去做、怎么做”。

　　一是在哪做。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是搞不成现代农业的。搞现代农业，必须有载体或平台。近年来，浙江省稳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

　　经过几届党委、政府的努力，如今浙江省已经建成1500万亩标准农田。目前，浙江省正集中力量建设一批粮食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吕祖善说：“我们要像抓工业园区建设那样，抓好粮食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以此提高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切实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二是谁去做。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民率先闯市场，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形成了百万农民创业带动千万农民就业的格局。吕祖善表示，现代农业具有规模化、机械化、市场化、标准化等本质特征，与传统农业相比更有盈利空间，但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应该“脱胎换骨”，需要一批有技术、懂管理、会经营的农业劳动者。

　　三是怎么做。吕祖善认为，发展现代农业，关键还是要在体制机制创新上走出新路来。这是农业生产关系的革新，以此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

　　“实现农民持续增收，还必须抓好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型城市化，否则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难以突破。”吕祖善说，目前，浙江省还有700多万人直接从事农业，推进新型城市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逐步转变为城镇居民。

　　吕祖善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型城市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就是要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功能，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带动辐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要打造一批小城市和中心镇。为此，浙江省努力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现年46岁的嘉兴市七星镇大树村四组村民陶卫明一家三口住在新建小区公寓内。走进老陶家，完全是城里人家的装修模样，墙上挂着液晶电视，家电、抽水马桶等一应俱全。这是作为浙江统筹城乡发展先行先试的嘉兴市农户家庭变化的缩影。

　　统筹城乡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体制机制创新上破题。近年来，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嘉兴市启动了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居住证制度等“十改联动”，并提出了“两集、两提高”的要求，即促进农村人口要素集聚和农业生产经营集约。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置换与复垦等措施有效增加了耕地面积。

　　推进新型城市化，不是单纯地扩大城市规模，关键是进一步提升城市和城镇功能。吕祖善介绍说，今年，浙江省财政将专门筹集10亿元专项资金，促进一批中心镇提升层次、完善功能，更好地发挥统筹城乡发展的作用。（记者岳德亮）

　　徐守盛：谋求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GDP 甘肃省省长徐守盛
　　徐守盛，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省长。作为经济不太发达的西部省份，甘肃的转型之路怎么走？用徐守盛的话说，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求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GDP。他说，这有两层含义，一是要以科学发展的理念，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二是要为全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创新路径。

　　新旧“两高一资”凸显发展方式转型

　　因为历史原因，甘肃省的产业结构总体呈现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的“两高一资”特征。2008年，万元GDP能耗达2.01吨标准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

　　“大家可能都记得，我曾经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全国承诺——完不成节能减排指标，我就引咎辞职。大家当时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前不久的一个会议上，徐守盛讲起了2007年的这段往事。

　　那次承诺后，经过两年奋战，2009年与2007年相比，甘肃省万元GDP能耗已经下降9.6%。“当时我绝不是一时冲动说出来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并结合甘肃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必须要做到，而且能够做到。”徐守盛说。

　　节能减排破了题，甘肃的科学发展之路还要向纵深迈进。在2010年1月30日的甘肃省政府会议上，徐守盛表示，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实现新突破，除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外，还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甘肃将打造16条循环经济产业链，促进产业结构由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的旧“两高一资”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资源永续利用的新“两高一资”转变。

　　新旧两个“两高一资”，体现了甘肃省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好”字当头的大转折。目前，像风电产业等的蓬勃发展，已经让人们看到了这一转折的美好前景。

　　广袤的戈壁滩上，昔日一起风，连人都站不稳的地方，现在正以奇迹般的速度建设着我国第一个千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在酒泉这个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城市，2009年完成的风电装机是过去12年总和的3.3倍；64亿元的新能源装备制造销售收入相当于甘肃省去年装备制造行业销售收入的80%。

　　为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甘肃省不断完善发展思路，努力探索科学发展之路，进一步确定了“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心带动”就是支持兰州率先发展，建设兰州-白银都市经济圈，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两翼齐飞”就是打造陇东能源化工和河西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两大新基地；“组团发展”就是支持各市州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整体推进”就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治理与保护、扶贫攻坚、人力资源开发和循环经济发展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经济小省努力建设大民生

　　尽管财力不雄厚，但甘肃省这几年一直在积极探索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路径，这被称之为经济小省努力建设大民生。

　　2009年，甘肃省投入资金61.5亿元，基本落实了年初为群众承诺的12件实事。这一年，甘肃省在财力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提高了城乡低保标准、五保户供养标准和工伤伤残补助标准，使全省城乡低保资金增长51.8%，保障人数达到346万人，实现了应保尽保。廉租住房建设2009年完成年度计划的154.8%，11.8万户住房困难家庭享受到了政府廉租房租赁补贴，1.2万户困难户入住了新建廉租住房。完成农村危旧房改造21.3万户。经过艰苦努力，甘肃中职教育减免学费覆盖率已经达到97%。

　　2009年，甘肃省制定了30条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安置了3838名纯农牧户零就业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争取国家特岗计划5000名，选拔500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中小学任教，5000名高校毕业生到乡镇卫生院工作。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7.8万人，实现再就业11万人。

　　甘肃省教育支出在2009年超过当年财政大口径收入的1/3，达到205.2亿元。全省新增14.1万名中小学生享受寄宿制教育……

　　徐守盛说，从甘肃省的实际情况来看，老百姓最盼的还是解决好就业、就医、子女上学、住房，还有养老保险、社会治安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在“问计于民、问策于民”和不断为老百姓办实事的过程中得到有序解决。

　　每年的地方两会期间，省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是代表和委员们最关心的数据。因为甘肃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的差距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要强“三农”。徐守盛介绍说，通过一手抓农业发展，一手抓农民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输出，到2009年，甘肃省实现了粮食生产连续6年大丰收，去年甘肃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3050元，为“三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记者王增海张泽远）

　　胡宪：以“撬动”机制促南昌转型 　　2010年3月4日15:00，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市市长胡宪做客新华网谈南昌启动低碳经济时代。图为胡宪谈南昌启动低碳经济时代。新华网陈杰摄

　　胡宪，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市市长。南昌市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南昌承办了世界首届低碳生态经济大会暨技术博览会，成为全国惟一被列为发展低碳经济试点的省会城市，成立了国内首只低碳与城市发展基金，南昌已成为中国软件服务外包最具潜力城市。

　　提起如何有效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低碳化发展，南昌市市长胡宪这样表述自己的心得：“核心是两个字"撬动"，用人才、市场、金融手段来撬动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低碳型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在胡宪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用“撬动”方式推动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大发展。

　　经过努力，南昌市成为全国20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之一。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两年一次产业规模排名，最后一名将被淘汰，摘掉“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牌子。

　　干事业最怕“出师未捷身先死”。胡宪说：“巨大的淘汰压力，让我们背水一战。从2007年5月份开始，我们采取企业和高校联合，每年市财政安排1000万元支持，对学软件和外语的大三、大四学生进行岗前培训。每培养一名服务外包人才，南昌市补贴有关企业1万元。当年600多名服务外包人才被外省甚至国外的软件企业一抢而空。”

　　对此，南昌市一些干部不理解，抱怨说自己掏钱培养的人才流到了外省企业，南昌市白忙活一场。胡宪却不这么认为：“虽然外地的软件外包企业只来南昌要人才，但我们有一些优惠政策，劳动力成本比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低，如果加上人才培养优势，这些人才肯定能够吸引更多软件外包企业主动落户南昌，以降低生产成本。我们的眼光应放长远些。”

　　打造人才高地，倒过来吸引软件外包企业落户——事实证明南昌市决策的正确性。南昌市用补贴方式，大力开展服务外包专门人才的培养和实训工作，打造“南昌模式”，吸引了一批知名企业来南昌投资。2009年，包括美国微软、美国菲尔德克斯、德国贝塔斯曼3家世界500强企业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已进驻南昌。据统计，去年南昌市新增服务外包企业131家，新增从业人数13341人，其中新增受训人数8063人，既解决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又推动了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目前，南昌市软件外包产业规模已位居全国前列。去年，南昌市分别被工信部和商务部评为“中国软件服务外包最具潜力城市”和“2009年服务外包发展最快城市”。

　　胡宪告诉记者：“用政策撬动市场，推动新兴产业更快发展，是南昌市发展低碳经济的一大妙招。”南昌是国家半导体照明产业基地，但产品价高、市场狭小始终制约着产业的发展。南昌市利用成为全国21个“半导体照明应用工程示范城市”，开展“十城万盏”半导体照明（LED）应用试点工作的机会，开始在主要街区干道上换装节能的LED路灯。

　　“这直接为LED企业开拓了庞大的市场，降低了产品成本，为企业产品进入百姓消费领域奠定了基础。”胡宪告诉记者，今年南昌市将逐步实现LED路灯在全市主干道、隧道、车站、体育场馆及广场等公共场所的规模化应用。市场的扩大直接促使企业生产投资规模上升。总投资100亿元的金沙江LED产业园项目已正式签约，相关项目已开工建设。

　　采取类似的“撬动”机制，南昌市正在构建低碳生态产业体系，积极实施产业生态化改造，全力打造光伏、LED等3个超千亿元的产业，发展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等4个超500亿元的产业。南昌将力争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产业生产基地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LED产业基地。

　　胡宪自豪地告诉记者，正是有构建富有活力的低碳、生态产业体系的基础，今年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低碳经济合作项目动员大会上，南昌市成为全国惟一被列为发展低碳经济试点的省会城市。此前，中英两国合作的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已经启动，南昌也是全国试点城市。

　　在采访结束前，胡宪说，南昌市已经规划了四大低碳经济示范区，与此同时，南昌市正在全力推进“森林城乡、花园南昌”建设。南昌在发展转型中将切实提高全市人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记者郭远明）

　　陈惠娟：推动如皋转型的“拼命三郎” 江苏省南通市副市长、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
　　陈惠娟，女，江苏省南通市副市长、如皋市委书记。刚毅果敢，雷厉风行，“拼命三郎”——在江苏如皋，对陈惠娟的这些评价，绝不是奉承之词，而是如皋人从心底发出的对自己带头人的赞叹。

　　尽管经历了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在困难明显加大的2009年，江苏省如皋市经济社会仍保持了持续腾飞的发展态势——全年GDP增长20%，财政总收入和一般预算收入分别增长27.9%和27.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6.3%和15%，出口增长24.6%……

　　如皋，江苏南通的一个县级市，一个曾经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如今主要经济指标创下了8项南通第一，4项全省领先。是什么让如皋实现了如此巨变？陈惠娟,这样解释她和这个城市的节奏：“国际金融危机形成了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转得早，得益早；转得快，得益多。不转、晚转、慢转，必将在区域竞争中掉队落伍。”翻开陈惠娟近期的“日程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1月13日至16日，如皋市“两会”,“转型升级调结构”是贯穿始终的鲜明主题；

　　1月17日，如皋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在南京通过评审，树立起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又一个里程碑；

　　1月22日，赴京参加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对神马电力复合杆塔性能的全面测试，见证这一新材料领域的世界性突破……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破解一系列发展难题，如皋市委常委会会议室的灯光常常一亮就是大半夜，陈惠娟带领大家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理性分析如皋市情、敏锐捕捉发展机遇；如皋的江畔乡野，厂区街巷常常活跃着一群风尘仆仆的身影，她带着市里各大班子的领导，调研踏勘，寻求突破的方向。

　　一个指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全新战略出台——从江转向海、从线转向面，工作重心从以沿江开发为主转向以如皋港区为主体的港口型经济、以中心城市如城镇和经济开发区为主体的都市型经济以及以面向17个镇为主体的镇域经济三足鼎立、齐头并进。

　　2009年6月，一个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战役，在如皋的城东南悄然打响。得益于区位交通优势、开发开放优势的如皋软件园，开工当月，一批有影响的软件及服务外包企业抢滩入驻。当年，如皋软件园就获得了江苏省软件园的称号……

　　回首2003年,江苏省委作出了新一轮沿江开发的重大决策。“如皋新一轮发展的春天来到了！”陈惠娟在第一时间作出了敏锐的判断。

　　转型，必须转型，才能跳出传统的发展套路。而沿江开发，正是开启如皋全面转型的新起点。这是陈惠娟他们一班人形成的共识。

　　于是，他们率先在全省完成了沿江开发总体规划，率先全面启动了沿江大开发。一场波澜壮阔的大会战从南部沿江发端，进而辐射带动腹地，形成了全市开发大沿江态势。一枚走活的棋子，激活了全市大局一盘好棋。7年连续不断的转型努力，如皋在2009年收获了一组7年前梦想的数据：人均GDP23448元、财政收入51.75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060元……

　　依靠科技创新，如皋高新技术产业总量迅速增长，全市161家高新技术企业成为以转型升级带动跨越发展的主力军，以熔盛为龙头的千亿级现代船舶海工装备制造业、以神马电力为龙头的500亿级新型电力装备产业、以英田为龙头的300亿级汽车制造产业等一批带动性强的龙头型优势产业崛起。

　　对如皋而言，如何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大课题：如皋是一个农业大市，120万亩的耕地上养育着145万人口。人口多、底子薄、历史欠账多，如何实现农业发展的转型升级？富余人员往哪里去？引导全民创业的土地瓶颈如何突破？面对这些问题，陈惠娟的回答是：“跳出农村发展农村，跳出农业发展农业，减少农民致富农民。这是解决如皋农村"钱从何处来，人往哪里去，地从哪里生"的必由之路。”

　　陈惠娟介绍说，在如皋的农业发展转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已由雏形而成熟，由试点而推开，由被质疑而成为经验。为守住耕地红线，如皋正强化土地整理，整治废沟呆塘“生产”土地，并已复垦土地4万多亩，以保障发展。如今，如皋已形成优质稻米、花木盆景等六大农业板块，正在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农业转型升级新格局。（记者陈芳）

　　王晓华：“告诉世界，柳工来了！”

　　王晓华，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董事长、党委书记。金融危机给工程机械业带来令人难以想象的严峻形势，王晓华和他的柳工团队，逆势而上、因势而变，从装备中国到装备世界，王晓华带领柳工集团在企业转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要到"狼窝"里找食”

　　2009年7月8日，是柳工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这一天，柳工印度有限公司装载机工厂开业。王晓华以点亮“神灯”这一极具印度特色的方式，开启了柳工第一家海外制造基地。柳工从此点燃了“装备世界”的星星之火，也为金融危机阴霾中的中国企业点亮了一座灯塔。

　　这一天，王晓华和他的团队梦想了许多年。

　　自上世纪末以来，全球前十位的工程机械跨国企业先后进入中国市场，掀起了“国际并购”潮，包括柳工在内的大型企业在“廉价掠夺”的并购潮中摇摇欲坠。

　　2002年，一家国际著名的工程机械大公司意欲收购柳工，条件是柳工放弃自己的品牌，只做其生产厂。那时候，通过与拥有先进技术和雄厚财力的外国公司重组实现发展，是国内许多公司的选择。是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奋力突围，还是投入跨国企业怀抱？柳工做出了艰难而又坚定的抉择：“我们欢迎合作，但合作必须有利于柳工自主品牌的发展，底线必须是柳工控股！”王晓华敏锐地看到，如果跨国公司并购得逞，中国工程机械的民族品牌将全军覆没。“立志振兴中国装备业，民族品牌绝不能丢！”他的态度非常坚决。

　　在外国企业对柳工虎视眈眈之时，王晓华确定了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能单纯死守，必须打主动仗，让柳工到国际舞台上参与竞争。“面对国际竞争对手，开始我们喊"狼来了"，后来"与狼共舞"，现在，我们要到"狼窝"里找食！”王晓华的话掷地有声。

　　“中国柳工”开始了向“世界柳工”的转型。

　　近年来，柳工一路攻城略地，通过江阴柳工、安徽柳工等成功的并购案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之后开始试水海外并购，王晓华设计的柳工国际化在稳健中前行。

　　如今，柳工地图已是一幅“世界地图”。“柳工牌”已在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安营扎寨”，由装载机扩展到全系列产品。柳工在海外的国际经销商已经发展到70多家，建设了8个零件配件中心，在澳大利亚、美国、巴西、印度等地分别成立了面向国际区域的营销公司。柳工海外销售收入占比超过了15%，其中柳工装载机产品在印度市场占有率超过70%。

　　“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就会受制于人”

　　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的零售价可以卖到9.9美元，但在芭比娃娃最大的生产地——中国的珠三角，生产一个芭比娃娃，中国企业只能获得0.35美元的加工费，品牌所有者获得了利润的绝大部分。这样的尴尬，在我国并不少见。

　　作为一个肩负振兴民族工业重任的企业家，王晓华和他的团队在深思。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只有技术研发到了一定地步，我们才能够去卖品牌。技术标准你掌握了，你就能创造更多的利润。不然，企业永远处于给别人打工的地位。”王晓华认为，解决之道惟有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

　　柳工利用自己强大的研发机构和一流研发平台，从不断模仿创新、技术引进创新过渡到自主创新，形成了“生产一代、研制一代、储备一代”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模式，每年投入年销售收入的3.6%作为科研经费，持续推出20多个新产品，随时可以根据用户需求投放市场。

　　自主创新让柳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交出了完美答卷：在轮式装载机销售总量下滑的情况下，柳工装载机的市场占有率从18%增长到21%，集团的核心企业——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

　　当柳工成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排头兵”之时，王晓华没有因为企业的优秀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清醒地认识到柳工与世界卓越企业的差距，带领自己的团队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他们下一步的目标是：到2012年，销售收入超过300亿元，公司进入全球行业前15名；到2020年，进入全球行业前5名，海外的销售收入占比达到1/3。

　　那时候，源自中国的“世界柳工”将真正屹立于世界。展望未来，王晓华的言语里充满了自信与憧憬。（记者李斌）

　　王社平：为华药重组转型操盘

　　王社平，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华北制药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药）董事长、党委书记。他以做大做强国企为己任，在燕赵大地力推企业重组转型。在五次并购重组后，他锻造了河北煤炭业的航母——冀中能源。2009年下半年，他又成功操盘重组华药，推动了企业的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他被誉为河北国企改革的领跑者。

　　勇担重任重组华药

　　2009年6月26日晚7点半，初夏的雷阵雨不期而至，雨打树叶沙沙响，华药的大会议室内声音嘈杂。华药的全体中层干部来参加临时会议，因不知道会议主题，人们议论纷纷。会议开始后，谜底揭开：省委组织部领导宣读省委的决定，由冀中能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社平担任华药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大家明白了，华药将被冀中能源重组！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王社平就已经知道，省里属意冀中能源来重组华药。对于省里的意见，接还是不接？

　　作为在煤炭行业打拼多年的企业家，王社平很清楚，由冀中能源重组华药，面临两大风险，后果不可知亦不可测。第一，两家企业的行业差距过大，自己对煤矿的经营管理比较熟悉，哪个矿该出多少煤，有多少利润，尽在掌控之中。重组制药企业，自己在专业上是门外汉，原有的优势、经验能发挥几何？此为不可知。其次，华药集团这几年的生产经营步履维艰，又面临着企业搬迁，所需的资金、技术、人员、产品等全方位的资源支持缺口巨大。此时重组华药吉凶未卜，此为不可测。

　　何去何从？历史责任感和敏锐的管理触觉都促使王社平更深入地去思考。首先，重组华药是责任的选择。河北省明确了把医药产业培育成为引领未来工业结构转型的战略支撑产业，省委、省政府不可能让华药这个在全国医药界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特大型国企轻易退出。冀中能源与华药集团同属省国资委旗下，选择效益最好的冀中能源重组华药是最佳选择。其次，重组华药也是冀中能源产业结构调整的选择。一句话，华药活了，冀中能源便如虎添翼。

　　这个以“铁肩担道义”为座右铭的燕赵汉子，和自己的团队一起勇敢地担起重任，拉开了华药重组转型的大幕。

　　为华药转型打造双翼

　　重组华药，王社平的战略思路非常清晰，就是要通过转型实现华药的二次腾飞。要腾飞，必须锻造腾飞的双翼，这双翼一是创新管理体制，二是调整产品结构。

　　王社平在工作日志上曾这样写道：“要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制药强企，必须创新管理体制和机制，让被束缚的生产力彻底解放出来，让蕴藏在职工中的创造力竞相涌流。”

　　在创新管理体制方面，首先是重塑现代企业管理架构。王社平带领班子成员完成了华药国有产权划转和股权调整，构建了集团领导新体制，修订了董事会、党委会议事规则和经理层工作细则，形成了有效的权力制衡和激励约束机制。改革母子公司管理体制，明确了集团公司和各股份公司的权责利关系。其次是打造适应企业转型的管理队伍，不拘一格起用各类人才。对销售分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研发中心等新设置的38个管理岗位，一律通过公开竞聘、择优上岗方式选任，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精神，形成了能者上庸者下、能进能出的鲜明用人导向，为有志于华药建设的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条件。

　　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是华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王社平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向管理团队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在技术创新上有所突破，有所作为，要培育出一批以核心技术凸显疗效、质量安全可靠、深受消费者信赖、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拳头产品。

　　2009年10月18日，华药新工业园区及首个新型头孢项目开工建设。这是华药重组后的“重点工程”，王社平运筹帷幄，仅一个月时间，项目就完成了立项、报批和四通一平等前期工作。这一项目的启动在全省和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王社平在奠基仪式上信心满怀地表示：“项目建成后将优化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产品升级，实现年销售收入80亿元，利税13亿元，使华药成为头孢领域的领军企业，向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制药强企迈出坚实一步！”

　　重组后，华药对研发机构进行整合，组建了研发中心，加大了资金投入，明确了“技改扩能做大一批，精深加工延伸一批，成果转化投放一批，新产品研发储备一批和现有产品技术升级”的工作定位，确定了以生物药品研发作为产品结构调整的战略支点。

　　重组后的华药，赖以腾飞的羽翼在不断生长、发育。王社平坚信：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新型现代制药企业，必将崛起于神州大地！（李伟华江虹）

　　程并强：“五冶”转型天地宽

　　程并强，法学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冶）董事长、党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五冶在转型中，擦亮了“中国技术”和“中国资本”的品牌。

　　“程总，快想法把我们的社保交了吧，要不我们年龄到了没法退休啊！”2002年程并强上任时，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还陷于主业单一、机制不活、经营亏损、包袱沉重的困境中，社保大量拖欠，职工领不到工资，医疗费没钱报销，经常有退休职工找上门来。

　　现在，程并强对记者谈及往事时，信心已取代了当年的揪心。8年来，在他带领下，企业通过“转型式发展”，已由过去只知道重复“出大力、流大汗”的简单生产，成长为如今年营业收入近100亿元、纵横驰骋于国内外两个大市场的大型综合性企业。

　　让一部分人先“突围”出去

　　程并强调任中国五冶任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时，将近2万人的企业，只有14亿元的年产值，外债高达3亿多元。

　　上任伊始，程并强下企业、访职工、跑市场，在摸清企业症结后果断决策，先把干部的小车停了，再把光拿工资不干活的闲人停了，把这些钱省出来优先解决离退休人员和职工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把一部分骨干力量抽出来，下放经营权，让他们放开手脚去闯市场。程并强说：“这就跟打仗一样，让一部分有战斗力的人先"突围"出去，以后再回来救没有冲出去的人。”

　　企业渐活，一度以每年30%多的速度增长。但程并强看得更远：“2006年以后，我们开始思考，这种高速的、只图量的增长，究竟能持续多久？所以，我们提出了"创新、提升式发展"和"转型式发展"，就是想通过创新来解决高速发展中需要调整的问题，实现企业发展方式的提升。”

　　针对主营业务单一、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差的现实，程并强果断提出：一方面，建筑主业要从施工承包向以技术和资金为龙头的、高附加值的专业承包和管理承包等高端产品转变；另一方面，产业格局要向工程总承包、房地产开发、钢结构及装备制造、资源开发“四业并举”转变。经过几年的调整、提升，中国五冶的四大产业格局基本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

　　“几年来，企业的工程总承包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程并强介绍，在拓展了宝钢、首钢、鞍钢等一批重点市场的同时，还上下延伸工程承包服务链，其中的检修业务从宝钢厂内辐射到了全国十余个省市。

　　他们投资2亿多元新建了西南最大的现代化钢结构生产基地和钢瓶生产基地，并再次对上海地区的相关资源进行了整合，形成了各类建筑钢结构和装备制造数十个主导产品，产品远销中东、南亚、非洲等地。

　　在资源开发上的触角则延伸到了海外，在土耳其投资成立了资源开发公司，开发的铬矿正逐步形成开采能力，还在中东地区积极寻求其他矿产资源开发。

　　他们还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节能减排，切入低碳经济。几年来，先后获得国家专利、创新技术100多项，形成了焦炉、冷压、煤化工、钢结构等多项拳头产品，尤其是在高炉喷煤技术、干熄焦技术等方面，节能减排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擦亮“中国技术”和“中国资本”品牌

　　2006年9月，程并强率团到中东地区找机遇，当年11月就拿到了第一个订单，金额1亿多元人民币，第二年又拿到了近20亿元人民币的订单。

　　2008年7月，他们在中东签下一份以欧元结算的订单。程并强说，当时美元持续贬值，因此特意与对方签订了欧元合同，没想到的是，伴随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欧元也随即出现了大幅波动，“到9月份的时候，这份单子已经赔了4000万元人民币，现在想起来，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但程并强并没有惊慌。“说未雨绸缪也好，说夏天备冬天的草也好，从2006年开始，我们对这样的困难已经有所准备。”他说，“企业的主营业务不再单一，而且有了一定的积累，对危机已有了一定的抵御能力。”

　　“进入海外市场之初，我们利用了"中国制造"的牌子，后来又打出了"中国技术"和"中国资本"的牌子。”他认为，很多海外市场缺资金、缺技术，欧美的技术比中国好，但其成本比我们高得多；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需要中国的技术，也需要中国的资本。中国企业只要善于发挥技术和资本方面的优势，在海外就能寻得机遇，获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2009年，尽管金融危机冲击巨大，但企业仍然在海外拿到了10亿元人民币的订单。程并强充满信心地表示：“中国五冶现在已成长为管理密集、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企业，只要分析清楚企业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就将不断发展。”（记者任硌　陈健）

　　吴建荣：从钢筋水泥到绚丽动漫

　　吴建荣，浙江中南集团卡通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几年前，我国荧屏上的动画时段基本被《变形金刚》和《樱桃小丸子》等国外动画片充斥。时至今日，随着《天眼》《魔幻仙踪》等作品的大量出现，国产动画已成为动画时段的绝对主角。这一变化的背后，是迅速崛起的中国本土动漫制作大军。而吴建荣，就是其中的领军者之一。

　　转型动漫，或当先锋或为“先烈”

　　浙江农村土生土长的吴建荣，其创业之路和很多浙商一样：年纪不大就出道，以肩挑背扛开始创业之旅。

　　1984年，吴建荣用4800元，成立了中南建设公司。经过多年努力，中南集团逐渐发展成集工程建设、幕墙装饰、钢结构、建材商贸、房地产等于一体的多元化企业集团。2003年，中南集团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和中国建筑装饰百强行列，总资产达到27亿元。

　　“应该说，在建筑行业发展得还比较成功，但我这个人总是操心将来。在传统行业经营，竞争太过激烈，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将来可能会面临困境。我琢磨着，如果想打造一个百年企业，必须趁现在有实力的时候，提前转型培育新的产业。”在建筑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的吴建荣，身上有着成功者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2003年，他开始为中南建设谋划转身。

　　通过调研，吴建荣和他的团队发现了动漫产业。他们了解到，在世界上，动漫产业已经成为继IT产业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增长点。“发达国家都把动漫作为一个产业来做，而中国当时在动漫领域尚属一片空白。”中国企业把成吨的货物一车车运到海外，却远远不抵国外企业把几张动画光碟出口到中国的利润。这样的现实，让吴建荣深受触动。由此，年近半百的他，做出了让人惊讶之举，毅然决定投身动漫产业。

　　此言一出，身边一片哗然。因为当时国内动漫业正可谓“哀鸿遍野”，涉足于此的企业，基本没有赚钱的。知识密集、资金密集、回报周期长等一系列特点，使得动漫已成为公认的“烧钱”产业。对于吴建荣放着年进账几千万元的舒服日子不过，却要投身不知深浅的行业的想法，许多人都表示不解。

　　但吴建荣不这么看，对于转型动漫产业这条路，他既有目标也有信心：“我们有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何不挖掘出来？连美国人都做出了《花木兰》，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做？”这位动漫产业的先行者语出惊人，“在这个领域，不管是做先锋还是做先烈，就是投2个亿，我也要搞！”

　　2003年，吴建荣以“打算5年不赚钱”的口号挺进动漫领域，成立了浙江中南集团卡通影视有限公司。

　　厚积薄发，投入数年终盈利

　　“沃尔特·迪斯尼曾说，迪斯尼的一切都是从一只老鼠开始的。而《天眼》，就是中南卡通的这只"老鼠"。”吴建荣不无自豪地说。

　　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中南卡通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高起点、大投入、国际化”的发展方针。

　　2005年，作为中南卡通影视公司处女作的系列动画片《天眼》诞生。为了保证质量，吴建荣聘请了一批知名编导和动漫专家作为“智囊团”，还召集了一批水平较高的动漫人才进行制作，技术装备上则使用全球尖端设备。2005年1月，这个讲述“天眼星球”的小朋友到地球采撷“精神能源”的故事一经推出，就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还被广电总局选为2005年度第一批优秀国产动画片。

　　从第一部动画片《天眼》，到《魔幻仙踪》《星际飙车王》《劲爆战士》《天眼神牛》《郑和下西洋》……中南卡通在短短6年时间内，原创了24部精品动画片。

　　在原创动画生产能力稳居国内前列的同时，中南卡通的作品也赢得了业内好评和市场认可。从国内专业大奖到国际著名影视节最佳影片奖，中南卡通累计已获得国际、国内奖项45项。他们的动画片在全国地市以上台播出近千次，“中南卡通”的品牌影响力与日俱增。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2007年，中南卡通结束了长达近5年的“烧钱”时代，开始扭亏为盈，接下来的几年赢利能力不断增强，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寒流袭来后，利润仍达3400多万元。2009年底，中南卡通的动画片相继走出国门，进入63个国家和地区的播映系统，自营出口占全国80％，稳居全国第一。（记者段菁菁）

　　鲁贵卿：中建五局在改革中靓丽转身

　　鲁贵卿，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五局）董事长。“如果说，国家的经济转型需要企业的响应和参与，企业的转型则需要优秀的企业家来引领。”这是中建五局董事长鲁贵卿的切身体会。

　　“会发电”的大楼独树一帜

　　在长沙市韶山南路，矗立着一栋因“会发电”而闻名的建筑，这就是中建五局新建的办公楼——长沙中建大厦。在办公楼顶层，2500平方米的巨幅光电幕墙，年发电量约为11万千瓦时，可节省经费20多万元。

　　也许有人认为，20多万元，对于实力雄厚的中建五局意义不大。但鲁贵卿不这么看。对于这个目前国内最大的非晶硅太阳能光电幕墙示范工程，他认为是一种标志，标志着中建五局建造的建筑物，开始由能源消耗型向能源节约型的巨大转变。

　　中国建筑必须完成由高能耗向低能耗的转变。让鲁贵卿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个数据是，建筑物能耗占世界能源消耗的40%以上，而中国建筑的能源消耗也是惊人的。这让从事建筑行业35年的鲁贵卿，身上有了沉甸甸的责任感。

　　正是在他的提议下，中建五局研发了建筑物发电的光电幕墙技术，并已拥有四项专利。如今这一技术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在加快建筑产品升级换代的同时，他还倡导生产方式的节能变革。中建五局已开始探索将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白色污染物、垃圾，回收、绞碎、压缩，加工成建筑模板循环使用。

　　在鲁贵卿眼中，建筑节能转型，既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国家经济转型大背景下行业转型的大势所趋。企业行动得越早，就越能取得主动权。事实上，中建五局的做法已经获得了国家的大力支持：长沙中建大厦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再生能源示范工程项目；国家财政给予节能建筑70%的补贴，中建五局办公大楼获得的补贴为湖南省补贴第一单。

　　管理转型助企业解困

　　中建五局在湖南安家已30多年，如今在中国建筑总承包商中位居前50强、湖南省百强企业前10名。也许外人难以相信，8年前这家企业还挣扎在负债累累、人心涣散的生死线上：16家二级单位中有11家亏损，有的员工长达48个月拿不到工资。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鲁贵卿从设在山东的中建八局一公司总经理岗位上调至长沙，先后担任中建五局副局长、局长、董事长。

　　面对困难局面，鲁贵卿没有慌。经过扎实的调研，他明确了企业发展的思路：中建五局必须通过改革完成管理转型。可是，当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相继推出时，公司内部出现了质疑和否定之声，因为习惯了“四平八稳”的央企员工，很难接受如此巨大的改变。“阻力最大的时候，有人把水直接泼在我们一位做工作的女同志脸上。”中建五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

　　从建筑行业最底层干起的经历，让鲁贵卿谙熟生产流程，他坚持自己的改革之路，让管理能够从实际出发，最终在中建五局形成了务实管用的管理体系。

　　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中建五局“老虎加金条”的规定：每年8%考核落后的管理干部必须降职，20%考核排前的员工可获得奖励；每年年底全体员工对中层干部进行测评，职工代表两年一次对包括鲁贵卿本人在内的局领导班子成员进行民主测评。7年来，中建五局对160多个中层干部岗位，先后进行了560多人次的调整。

　　在鲁贵卿的率领下，中建五局迅速扭亏解困，短短5年时间全局累计归还内债近3亿元。2009年，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建五局仍然实现了合同额390亿元、营业额18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15%，利润总额在多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同比增长了41%。自2003年以来，中建五局的合同额、营业额、利润总额分别增长了17倍、7倍、37倍，员工收入年均增长20%。在深基础施工、超高层建筑、大跨度桥梁、超长隧道、高速公路、节能环保等方面也形成了技术优势，多项工程获鲁班奖和国优奖。

　　但是，海外市场仍被金融危机阴霾笼罩，国家大规模投资兴建基础设施政策可能降温，发热的房地产市场有冷却的苗头——2010年初显现的这些迹象，使得鲁贵卿不断思考，如何看待当前市场的变化，中建五局的业务如何再次转型以应对新一轮的挑战？他说，下一步中建五局传统的业务板块都要在继承中创新；此外，企业还必须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转型中找到生存的切入点。（记者段羡菊谢樱）

　　黄雍：武桥重工做大做强中国制造

　　黄雍，工商管理硕士、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桥重工）董事长。他连续三次主持企业改制，使一家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成功转型，并坐上国内桥梁施工装备制造业的头把交椅。近年来，武桥重工先后被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评为“最具成长性企业”和“最具影响力企业”。

　　2008年冬天，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对实体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但黄雍率领的武桥重工集团却在危机中异军突起，其各项经济指标连续两年逆势飘红，并连创历史新高，与十几年前该企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险遭灭顶之灾形成鲜明对比。

　　武桥重工的前身是创造了多个中国桥梁机械研制“第一”的“大桥局桥梁机械制造厂”。1997年黄雍调任桥机厂副厂长时，在计划经济时代风光无限的桥机厂，因在市场竞争中接连失败而难以为继。1999年，雄心勃勃的黄雍接任厂长却不巧又遭遇亚洲金融风暴。2002年岁末，举步维艰的桥机厂开始在困局中谋变，第一次改制使这家由中铁大桥局下属的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改制为国有控股80％、员工持股20％的有限责任公司。然而，改制前这个净资产不足一亿元的国有企业已连续7年亏损并濒临破产，2000职工只有1/3的人员留守，其余人员靠拿最低生活费度日。

　　从桥机厂到中铁桥机有限责任公司，“翻牌改制”虽使濒临倒闭的企业初步摆脱了僵化体制的窠臼，但仍旧面对很大的发展难题：一是对外很难签到合同，二是签到合同也无流动资金支撑，三是技术骨干仍在进一步流失。

　　2004年，黄雍排除各种困难，兼并了大桥局下属企业——金属制品总厂，为中铁桥机公司挣来了10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另外，还通过争取让原金属制品总厂大部分集体所有制职工内退的方式，为公司挤出了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

　　2005年，在改制中尝到甜头的武桥重工抓住国家倡导大型国企实行主辅分离的机会，实行了第二次改制。相比第一次改制，这次改制可算得上一场攻坚战，既要清产核资，合理量化国有资产，使国有股由原来的80%减持为不足20％，又要置换掉国企职工、集体企业职工的身份，使企业员工转身为股东。公司上上下下为实施这一改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有了梧桐树，不愁招不来金凤凰。2007年，黄雍引进7家法人单位购买了公司40％的股权，不仅募集了7240万元资金，更重要的是完成了企业的第三次改制，公司向现代企业迈进了一大步。

　　按照上市公司的运作模式，武桥重工完成了对股份公司的进一步改造，逐步收购普通员工所持有的股份，减少自然人股东数额，成立一家法人公司代表管理团队和技术人员在股份公司的利益，按照上市公司要求规范股权管理，构建公司下属的二级单位法人实体，搭建母子结构，创建集团式集约化管理模式，为挂牌上市铺平了道路。

　　五年跨三步，从“大桥局桥机厂”到“中铁武桥重工”再到“武桥重工集团”，武桥重工人经历了观念转变、身份转换和体制变革的三大阵痛，但阵痛过后，迎来的是企业的新生。实际上，正是通过三次改制，为武桥重工应对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黄雍交谈中记者发现，他那平和谦恭的外表下透着自信。他说：“学经济的人必须有预测未来经济走势的基本功。”面对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所做出的调整，黄雍看准国家扩大内需、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给企业带来的机遇，抓住了原材料价格、企业用工成本和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等诸多利于企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全面加大企业的研发力度，适时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端产品，迅速抢占市场制高点。随着首台智能化9000吨运梁车的诞生，武桥重工打破了我国高吨位运梁车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目前，武桥重工已站在我国桥梁施工装备制造业的最前沿。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武桥重工的净利润却随着市场份额的扩大实现了持续增长。2009年，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较上年超过40%，实现利税1.1亿元，员工收入连年增长。但黄雍是清醒和睿智的，他说，与日本等桥梁装备制造业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仍显落后，“要想在世界上领先，武桥重工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记者　周甲禄　熊金超）

　　南存辉：领跑温州民企转型

　　南存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他是“新温州模式”的积极探索者和代表性人物。今年1月21日，随着南存辉手中一声锣响，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在上交所挂牌上市的温州市首家民营企业。业内人士评论说：对于“宁闯楼市不入股市”的温州民企来说，这是资本运作和经营方式质的变化。

　　从卖产品到卖总包2005年3月，山西古交煤矿向外界发布一条工程建设信息，要建一座11万伏变电站。几天后，正泰集团所属的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人员叩开招标部办公室的门，向他们推荐一种全新的合作方式——“总包服务”。

　　“嗯，什么总包服务？”正泰人员向对方解说：就是卖“工程总包服务”。你们建变电站，要作可行性研究、设计图纸，采购全套电站设备，接着要搞工程土建、施工、安装等，程序多，耗时长，用人多，投资大。我们能为你们一揽子提供“保姆式”服务，帮助全程建成变电站，最后按时保质“交钥匙”。

　　矿方经过反复研究，接受了正泰的卖“总包服务”新理念。不到一年时间，变电站完工，用矿方的话说是“工程质量优异，工期缩短3个月，资金节省15%，人力轻松一大半”。

　　南存辉向记者介绍，过去单一制造产品、卖产品，竞争激烈，效益有限。从2005年初起，我们转变经营理念，整合多方面的综合优势，从卖单一产品转型升级到“卖工程总包”，既卖产品，又卖“全流程服务”，一路“吃干榨尽”，成为全国输配电设备行业惟一能卖“总包服务”的供应商，实现了独家经营。

　　正泰的“买卖方式”转型后，广受用户欢迎。各地新建或扩建变电站，纷纷来找正泰总包，连往后的维护也甩手交给他们。巴基斯坦、安哥拉等多国的大型变电站建设也都愿让正泰“通吃”。

　　2009年，公司在金融危机下逆势增长，销售收入达30亿元，同比增长13.8%，利润增长167%，国际业务增幅更高达200%。

　　谁先转型，谁就有话语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南存辉从低压电器起家，20多年来，心无旁骛，终于使正泰成为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第一人。大浪淘沙中，正泰不断创新、进取、升级，然而，“越是把电器做到极致，越感到腹背受敌。”南存辉说。

　　谈到正泰的转型，南存辉称自己是“先知先悟”。他说，先转型为强，后升级遭殃，不仅正泰如此，整个中国民营企业都是如此。

　　2007年5月，他投资8.5亿元，开发生产了第一代晶硅太阳能电池。之所以作出这项重大决策，一是为实现产业换代升级，二是利用老产业资源优势为新产业所用，等于他把自己的老产品卖给自己的新产品，老产品有钱赚，新产品成本低，一箭双雕。

　　2008年6月，他又一次决策，吸引两家风投基金的5000万美元，共投资11.5亿元，引进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开发第二代薄膜太阳能电池。即使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仍逆势投入不动摇。2009年5月，生产线开通投产，既确立了正泰在国内光伏产业的领军地位，也成为我国太阳能产业进入“薄膜时代”的标志。

　　南存辉说，比之第一代，第二代是高科技产品，投资及风险更大，但效益更高，方向更准，生命力更强。他们已投资20亿元，建立新能源产业基金，拟带动80亿元的金融配套资金，以100亿元的大锤“砸”下去，在境内外建设太阳能电站。

　　从大胆引进到自主研发

　　为解决光伏能源的“软肋”——高成本、高价格问题，正泰破釜沉舟，大力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生产线。

　　继引进以杨立友博士为首的太阳能电池海归团队之后，又以灵活的期权、股权分配机制，吸引了一批以钱学煜、丁建为带头人的国际一流半导体设备专家，自主研发国产化太阳能薄膜生产线及全套设备。该生产线一旦实现自主化，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发电成本有望在近两年内与火电持平。

　　正泰多头出击夺取核心竞争力。要把太阳能电池发出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核心设备是逆变器。为此，正泰又聘请、组建了以刘时桢为团长的国际一流的海归团队，全力研制逆变器，目前已进入最后冲刺。

　　在太阳能开发领域，正泰也借鉴卖“工程总包”之道，既卖太阳能电池板，又卖大大小小的发电站。目前，正泰已成为全世界惟一能完成产业链的光伏企业。（记者　郭献文张和平章苒）

　　杨广富：现代农业的草根实践

　　杨广富，“七○后”一代。他凭借敏锐的头脑和苦干精神成为养牛大王、农民企业家；他带领村民共同致富，荣膺山东滨州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和“感动滨州”二○○九年度人物；他是县人大代表、村委会主任。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养殖业和种植业打通了发展现代农业的循环经济生产链。

　　肉牛养殖标准化前不久，滨州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观摩团来到阳信县河流镇鸿安肉牛养殖基地参观。在宽敞明亮的牛舍里，1000多头鲁西黄牛在轻柔的乐曲声中悠闲地进食，俨然很“享受”的样子。杨广富一边招呼饲养员给牛添加青贮饲料，一边介绍：“我们播放的都是轻音乐，节奏缓慢轻柔，每天早晚各一次。早上6点40分到7点30分是牛的音乐早餐时间；傍晚还有一顿音乐晚餐。现在，这些牛已经养成了在音乐声中进食的习惯，没有音乐时，它们的进食量就会下降。”前来参观的人们发现，伴随着音乐的节奏，进食的黄牛果真个个怡然自得的样子……阳信县肉牛养殖业已有30年的历史。传统的“庭院粗放型”饲养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肉牛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市场需求，1973年出生的杨广富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8年，杨广富筹资建立了标准化肉牛养殖基地，在鲁北地区率先实施“肉牛退院入区”养殖，在肉牛养殖业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道路上跨出一大步。该基地年养殖1.5万头牛，并建成了年加工9万头、产值3亿元的屠宰厂，优质牛肉产品辐射全国20多个城市。

　　鸿安肉牛养殖基地占地100亩，共建有10个标准化牛舍，每个牛舍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10头肉牛为一组。和传统的牛栏不同，这里的牛栏，都是按照同一标准建设，采取统一管理、分栏饲养模式，每个牛舍配备有饲养员的工作间。饲养区全部采用钢管结构限位栏，方便肉牛出入。整个养殖基地分为管理区、饲养区、饲养生产辅助区、病牛隔离治疗区以及粪便处理区。饲养员们都身穿白大褂，每间牛舍的地面都铺有“绿色垫料”，这种垫料可以消解牛粪便的臊臭味，不仅节省了冲洗牛栏的用水量，而且减少了污水排放。采用“绿色垫料”养殖技术比传统的养牛方式可节水八九成。

　　鸿安肉牛养殖基地不仅获得了ISO14001环境保护体系认证，而且被山东省质监局确认为AAA级企业。鸿安肉牛养殖产业链吸纳、带动附近村民10000多人就业。

　　打通循环经济生产链

　　杨广富是有知识、有头脑、懂管理的新一代农民代表。发展循环经济，创造农业生产的最大效益成为他的自觉行动。阳信是农业大县，玉米秸秆曾是废料，焚烧秸秆污染环境。牛粪，处理不好也要污染环境。在筹建养牛基地的同时，杨广富头脑中就在谋划打通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循环经济生产链。

　　他介绍说，牛舍中使用的“绿色垫料”，由植物糠壳加天然植物添加剂复合而成，吸收牛粪便后，利用生物发酵技术分解，生牛粪就变成了“熟牛粪”。生牛粪难以被作物直接吸收利用，而“熟牛粪”经过了发酵、分解，生成有机肥，有利于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可以改善使用化肥后板结的土壤，为生产高产、优质、无污染的大田作物提供有利条件。玉米秸秆则是牛的上好青贮饲料。于是，“秸秆换牛粪”，这种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互利共赢的循环经济模式在杨广富的推动下被发扬光大。2009年秋季，鸿安肉牛养殖基地以秸秆换牛粪的方式，与水落坡、劳店、商店、河流等乡镇的农民合作，使循环经济生产链覆盖6万亩土地。

　　由“熟牛粪”衍生的产业链还在不断延伸。

　　“看！我用"熟牛粪"种植的双孢菇又大又嫩，这块足有半斤多！”商店镇孙寨村的养蘑菇能手刘德利双手托起自己塑料大棚内种植的一个双孢菇让人们观赏。2009年，刘德利从鸿安肉牛养殖基地用玉米秸秆换回40立方“熟牛粪”，种了2亩双孢菇，年收入15000多元。

　　蚯蚓养殖大户刘广才说：“熟牛粪再发酵后养蚯蚓，能将牛粪转化成蚯蚓粪，蚯蚓粪是优质有机肥料，比"熟牛粪"的肥力更高，种地更好使啊！”蚯蚓的用途很广，既可入药，也可作饲料。如今，每吨蚯蚓的市场价格在1.4万元左右。每吨400元的蚯蚓粪在市场上也很抢手。目前，阳信县像刘德利和刘广才这样以“熟牛粪”发展养殖业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增收一年一个样。

　　杨广富，发展现代农业的实践者，他和他的乡亲们在循环经济上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农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勃勃生机。（张勇）

　　李光玲：被贫穷赶出大山的创业者

　　李光玲，重庆梁平县云龙镇红旗村人，上过三年学，干过球磨工、煤矿工、木匠、司机……在福建、云南、贵州、海南等地十几年的打工生涯中，李光玲不断学习和积累，增长了技能、阅历和市场意识，最终以自主创业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

　　李光玲家曾是村子里3户特困户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村里搞了分田到户，家里4口人共分到了1.9亩地。李光玲说：“当时家里土地只能保证口粮，要靠砍柴烧炭来贴补家用。”

　　那时李光玲家一年的收入也就1500元左右，连每学期6块多钱的学费都缴不起，他在小学三年级时不得不退学。当时家里常有揭不开锅的情况，有次确实没东西吃了，李光玲在泡菜坛子里找到了仅剩的一块酸萝卜，和妹妹一人各切半边吃。“肚子饿的时候，我经常捡别人不要的芋头苗，蘸着酸盐水吃，觉得很香。和女朋友第一次见面时，没有像样的衣服，不得不借堂兄衣服去相亲。”

　　“我是被贫穷赶出大山的。”1989年春节刚过，李光玲和10多位同乡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福建晋江磁灶镇琉璃瓦厂，当了一名球磨工，每月有600多元收入，当时对他来说这钱已相当可观。

　　琉璃厂一年多的工作经历让李光玲基本摸清了琉璃瓦制作工艺，制作程序也在无意识中印入李光玲的心里：“造琉璃瓦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先是将原料装罐磨成浆，倒入浆池，经过榨泥机挤压成型、干燥、上釉，然后放入窑炉，经过高、低温烧制、冷却，成品就出来了。”初次打工的经历埋下了李光玲10多年后成功创业的伏笔。不过当时，他只能频繁变换着职业和工作的地点。

　　李光玲在云南昆明市安宁县干过木工、在安宁马街挖过磷矿、在安宁太平镇砌过砖、在贵州红果县挖过煤、在重庆巫山县乐坪乡煮过酒……作为一个有心人，他说每次改变都让他获得新的社会阅历，见识也在不断增长。

　　现在，李光玲是重庆富强陶瓷公司总经理，主要分管公司高岭土矿原料采购和矿山开采工作。李光玲说，之所以对矿物原料比较熟悉，和打工时经常钻煤窑下矿洞有关系。

　　从1992年开始，李光玲在贵州红果县小煤窑里挖过3年煤。当时在小煤窑挖煤，进入矿洞后先走主道，然后分道进小路，分道处土话叫“虾爬口”，因为矿道非常窄，需要弯下腰才能爬进去。矿洞里面有轨道，用竹篓装煤，每篓能装300多斤，竹篓下有托架，可以沿着轨道进出。李光玲当时负责运煤，土话叫“拖娃儿”，运一车煤要一个多小时，一天能走五六回，收入30多元钱。

　　“挖煤收入不算高却很危险，矿道天坪上经常掉石头，皮肤常被剐伤，在矿井里作业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能吹口哨，说吃饭要叫"打幺伙"、脚要叫"草鞋"，生手喊错了，老师傅都是要打人的。运煤一趟下来，除了眼睛在转，牙是白的之外，其他地方都是黑乎乎的，耳朵眼里也是煤渣子。”

　　李光玲打工时从没上过任何保险，回想起挖煤的经历还很后怕：“现在我的企业里，我为每个员工都买了包括工伤险在内的各类保险，这和我自己那段危险的工作经历有关。”

　　10多年在外打工的经历，让李光玲眼界开阔了，胆子也大了。

　　李光玲发现，像他这样的农民工挣钱后，都忙着回家乡建房。农村建材消费是一个大市场，如一块预制板市场价一般在40元左右，利润空间10％以上。2002年，李光玲返乡，用打工积累的5万多元投资建了一家预制板厂。

　　工厂投产后，生意红火，每个月纯利润都有3万多元。可是李光玲并未就此满足，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又有了更高的目标。

　　在晋江打工时，李光玲就已发现重庆的陶瓷产品（西式瓦和罗马柱）市场几乎全被福建企业占领。梁平本地拥有品质很好的陶瓷原料高岭土矿，而李光玲对西式瓦的原料配方、烧制技术和制造工艺在福建打工时就基本掌握，当时苦于没有资金一直没能把想法落实。

　　2002年，李光玲和其他4名返乡农民工一起合资1000多万元成立了重庆富强陶瓷有限公司，公司的西式瓦制造成本比福建企业每平方米要少15元，有很大的竞争优势。现在公司的年产值已经达到了5000万元，利润超过700万元。

　　如今，李光玲已经习惯别人称他为“李总”，他在2009年报名参加了重庆企业干部培训班，西南大学的教授在课上讲解了企业管理艺术，如何将产品做优做强，如何降低运营成本等。李光玲说，这些知识对他搞企业管理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