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主持人王梦奎]:现在开始第二单元的讨论。这个单元的主题是“国际贸易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贸易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国和全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在发展进程当中所遇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知道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于国际贸易造成重大打击，也对今后国际
现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在进行结构性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对于国际贸易有很深的影响，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我们这个单元要讨论的问题。这个单元共有三个发言人，发言以后进行大会讨论和发言。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先生。陈德铭部长有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也有长期的市一级和省一级领导工作经验，现在是主管中国国内外贸易的部长。由他来做第一个发言，我想一定是大家欢迎的，是最恰当的。他演讲的内容很多，如果要讲的话，可能会讲一个上午或者一整天，我希望陈部长的发言限制在15分钟，留点时间给在座各位提问题。请陈部长发言。
[陈德铭]:谢谢各位！谢谢王梦奎先生的主持。正如他刚刚讲我是问题比较多的部长，如果让我发言会要很长时间。但是，我不想展开问题，我只想说一下大概的思路。这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能够跟各位新老朋友见面，感到非常的高兴。为了能够借这个机会谈一下国际贸易的问题，我想说三点。
一，开放的贸易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过去一年受过及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经受了上世纪大箫条以来的最为严重的考验。在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激励下，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全球贸易在2009年经历了22%的降幅以后，经济逐渐呈现回升的是。例如2009年四季度德国出口强劲上涨了3%，贸易净值为GDP贡献2个百分点。又如今年1月日本出口同比增长40.9%，其中对亚洲增长了68.1%。
当月实现顺差852亿日元。韩国1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长了47.1%，创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大的单月的增幅。这一轮世界贸易复苏的重要特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内需大幅度增加，拉动了相关经济体的投资品和中间品的率先回升。今年前两个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了64%。其中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进口分别增长了37%、35%和48%，来自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的进口翻了一番。对促进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发挥了积极的效应。
这些事实说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开放的贸易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注意到，随着世界经济逐步走出危机的底部，各国对国际贸易都表现出极大地关注，不仅发展中国家重视，一些发达国家也表现出很高的雄心水平。和八十年前的大萧条相比，目前全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相互的关联程度之深、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上一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全球经济，单靠自身实现复苏的。
我们奉行公平、自由、开放的贸易理念，我们既积极鼓励国内产业发展，做大全球市场的蛋糕，又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分工，保持国际贸易的便捷和畅通，公平合理地来分蛋糕，这将有助于加快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推动经济走上全面、持续、平稳的发展轨道。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坚持零和博弈的观点，忽视全球化条件下的互相依存，那么一定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搞不好就会重蹈上世纪三十年代保护主义泛滥的覆辙，导致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危险。
二，理性看待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此广泛，我们每个人都应认真思考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次危机。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首先，这是世界运行周期调整的一个结果。根据经济长周期理论，由产业革命和技术革新引起的经济的长期波动大概在四五十年。到本世纪初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效益的不断递减，世界经济到了下行阶段。其次，全球治理结构不完善，加剧和经济波动的幅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信息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国际分工快速发展，商品交换的半径越来越大，逐步形成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和交换的网络。在全球治理缺少有效机制的情况下，生产和消费不均衡的矛盾加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的幅度。
第三，金融监管缺失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近年来，金融创新和投机因素的双重推动下，虚拟经济过度地发展。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金的流动，促进资源的配置，但更因高杠杆化率而孕育着极大的风险。随着市场内风险不断地积累，爆发系统危机也就成为必然的事实。
在国际上，有舆论认为这种危机应该归结为贸易收支不平衡的全球失衡。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片面和狭义的理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失衡不仅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的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的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等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导致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根源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
即使从单一的国际收支的角度来分析，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以销定产，消费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生产的理论，如果主要消费国家的政府不能有效地保持货币的持续的稳定，任由泡沫无节制地发展，就会导致经济失衡和危机的发展。这段时间总有个别国家把眼睛盯着中国的贸易，寄希望于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来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这个论调失去了两个基本的事实。
第一，无论是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一个国家的本币的升值对调节贸易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七十年代的日本和德国，2005年-2008年人民币已经升值20%多，中国的贸易不降反升。2009年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基本稳定，但是贸易的顺差却下降了30%多。今年1-2月份，在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中国的贸易顺差再度下降了50%。我个人预计今年3月份，中国的贸易可能会出现逆差。
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跟各国的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国家。
在以中国为结点的国际分工链上，中国通过初级原料的进口带动相关国家的发展，通过大量中间品的进口，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创造了贸易的顺差，通过资本品、奢侈品和服务贸易进口，为发达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国还在加工贸易、跨国投资各个层面与各国分享着发展与合作的空间。
2009年，全球贸易下降22%，中国出口下降16%。但是，进口只下降了11.2%。从有关经济体海关的数字来看，澳大利亚、南非、巴西、土耳其等国对中国的出口仍然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正增长。
欧盟、美国对华的出口也仅仅下降了1.53%和0.22%。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很多，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强压一国货币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
三，世界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回首世界经济发展，历次的危机都是进行理论反思、政策调整和实施变革的良知。当前各国纷纷着眼于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结构性矛盾，加快推进新兴产业革命的步伐，努力寻求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升级的有效突破口。更加要注重扩大内需，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2009年中国实现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53万亿人民币，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6.9%，创造了1986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对GDP的贡献达到了52.5%，预计今年国内市场规模将达到或者超过2万亿美元，远远高于中国的出口总额。
今后，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扩大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国内紧缺物资的进口，积极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通过扩大服务领域的进一步开放，推动企业走出去的途径，和各国加强互利合作。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将为经济增长释放一个长期的、庞大的内需市场，在华投资的跨国企业是中国的法人，他们的产品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他们将和其他企业共同分享这一巨大的市场机遇。
实现全球经济更加平衡协调的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借此我提三点建议：一，秉持自由、开放的发展理念。开放就是指一个国家对国际交往和经济合作采取积极推进的态度，也是指政府放宽管制、注重发挥市场对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过去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近20年的全球化的浪潮，使各国受益总体大于损失，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各国应该更加坚定开放的信念，推动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巩固全球复苏的良好势头。
二，加快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公正平衡的结果，既是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全球平衡的根本路径。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应该着眼长远，拿出更大的诚意和决心，推动实现商品、资本在国际间有规则地自由流动，不断提高全球协调与治理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各国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全球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三，各国共享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当前，各国正在加快推进新产业革命，开发清洁能源、低碳技术，实施互联网、物联网融合，和云计算战略。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的前沿，国际社会应该共享合作发展的机遇，同时，警惕形形色色变相的保护主义，中国愿意和各国的产业界、企业界和专家学者们开展交流，共享机遇，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谢谢各位。谢谢朋友们。 [10:25]
[主持人王梦奎]:感谢陈部长精彩的发言。尽管受到时间限制，陈部长还是非常清楚地跟我们说明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现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也对国际贸易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提了很重要的建议，我觉得都是很值得重视的。下面发言的是世界银行负责金融和民营事务的副行长吕万先生演讲。
[吕万]:尊敬的部长，主席，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论坛致词，我希望对这个讨论有所贡献，同时也希望能够从这个讨论当中学到很多东西。
中国到现在的经济表现，应该说都是令人瞩目的，中国对于危机的反应是迅速的，中国的经济也体现出了新的希望。当然，不确定的因素还依然存在，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可能在未来或者说在一段时间内还会发生变化。于是我们问自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有哪些挑战是潜在的。
首先，这个危机还在继续，仍然还有大量过度的流动性，尤其是在主要的金融中心，另外，还有很多的商业银行，仍然对于一些重要的部门放贷方面捉襟见肘。另外，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也受到了影响，也有所下降。此外，外贸的流量下降也将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潜在的挑战。
中国在2009年对于经济危机来说，它所暴露的风险并不是很大，对于中国有毒资产的暴露并不是很明显，这也使中国受到危机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全球经济活动以及全球贸易对于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影响将是实实在在的。在2008年最后一季度，中国的出口出现了剧烈的下降。它的出口从之前的将近30%的正增长下降到将近25%的负增长。中国这一季度的GDP的增长应该说也是过去十年当中最缓慢的。这样的一种经济的不景气，其实还会保持很久的时间。
最近，经济数字也显示出这样一个迹象。不管怎么说，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中国在去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同时，中国在国际关系、贸易协定和出口投资方面一下进入了人们的眼帘，进入了聚光灯下，因此，中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将会比在危机之前大大增加。
在中国为未来的改革制定计划的过程当中，还会出现其他的挑战，比如如何在生产方面更多地朝高端发展，还包括更多地让农村的人口转移到城市，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给他们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所有这些中国的成功，包括中国对危机管理的成功，以及它出口的强劲的表现，都是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假设，也就是说，世界很快就会回到以前这样的一个繁荣状态。事实上，我们现在正亲眼目睹的是全世界贸易地图的再一次划定，中国的崛起。 [
首先，对于传统的贸易的布局，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已经看到对于很多产品的海外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产品的出口已经遇到了困难。因此，即使没有危机发生，全球的经济也可能会放缓，因为银行还是一味地愿意对某一些部门过度地放贷，而私营部门的消费仍然是止步不前，因此这种长期性的问题，将会依然存在。对于中国以及包括发达国家他们未来的发展前景其实是未被人所知的。
其次，更大的贸易流将来自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发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在未来，包括在今年将会有更大的发展。2010年可能会实现5.2%的增长，而2011年可能会有5.8%的增长。
第三，在危机的爆发过程当中，保护主义的政策可能相对来说不为人所知，但是其他的一些政策，可能对于经济的影响或者贸易的发展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包括政府对于自己产业的保护和救助措施，可能会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现在对于所有经济体当中的成员来说，抵御贸易保护主义变得更加重要。因此中国如果想实现可持续平衡的发展，中国在一方面需要保持来自出口部门的支持，但是另外，中国还需要一些方向性的改变。
首先中国需要保证新的，而且是可持续的需求的激励，来代替或者说支持贸易部门的贡献。国内需求、国内消费，尤其是服务贸易的消费，所有这些在中国现在对于它的经济总体来说都是比较小或者说占的比重比较小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已经很好地学习过了，如果说我们不是很好地去鼓励内需和服务的话，对于这个经济的发展将是不利的。
另外，我认为，金融部门也需要进行改革，我们同意应该让中小企业有更多获得融资的渠道，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要实现一个快速的经济增长的话。因此，对于农村的以及包括农民、农村的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渠道这方面，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方向。中国金融体系有这样一个潜力，也就是说为中国的农村提供贷款，但是在整个改革方案方面，还需要使得它变得更加一致，使得这样一个潜力能够充分地被发掘出来。
现在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缺乏金融资源，而是这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要确保中小企业，他们其实对于收入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来源，而收入的增长其实也有赖于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更加有效和高效的竞争。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我觉得中国在过去十年当中已经认识到了。我觉得中国可以更有力地推动这一点。
对于中国现在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来说，在目前这样一个趋势下，在未来的12到20年当中，可能有十亿人口会住到城市来，因此，这个城市对于中国的未来将变得至关重要。城市空间的规划以及包括能源价格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将是对于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密切相关。另外一个方向性的改变，我认为是中国应该确保通过落实一系列的结构性的政策，来保持出口方面的增长。
首先，要求出口企业能够朝价值链的高端发展，来增加他们出口的附加值。他们的关注应该更多地放在质上，而不是量上。当然，如果说能够把整个交易成本降下去的话，如果说能够把服务部门更进一步地开放，包括物流和交通等等，以及鼓励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的话，都能够帮助中国的这些领域的发展。
其实公司部门之间的合作，对于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很多经济体都有非常成功的公私合营的对话方式，可能更好地帮助发掘私营部门的潜力，帮助他们提高技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融资，同时，改善税收和其他监管管制的政策，所有的这些举措，将是更加有的放矢的进行。我想这种公私合营或者合作部门的方式，是所有我们这些部门都必须要追求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些行业未来他们如果希望成为全球世界标准的行业的话，他们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
另外，我们还有非常急迫的需求来发展我们的科学和技术，使得行业能够跟得上全世界领先的步伐。
第三，最后一个方向性的转变，我想强调的是，使得我们的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探索新的出口市场。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进程，可以在国内或者说在我们附近的区域进一步进行整合，其实，这样的这种多元化还可以进一步地进行深挖掘，帮助我们解决服务部门自由化等等，或者开放这方面的挑战。
随着中国逐渐地朝技术产业链的高端发展，中国其实可以发现更多的具有高附加值的出口市场，包括在非洲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同时，中国对外的投资，比如说对非洲等地的投资能够为中国创造更多的未来的出口需求。这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是双赢的，而且对于这些接受中国投资的国家来说也是有益的。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充满挑战的时代，因为中国在不断地推进它的经济，但与此同时，中国也面对着巨大的机遇，在过去30年当中，中国的这些政策和方向使中国从中获益良多，进一步地推进改革和开放的中国，也是试图要实现和谐的发展。成功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仅是很重要的，对于全世界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将可以成为世界的一个榜样。世界银行集团非常高兴能够继续参与中国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的过程，帮助中国逐渐地摆脱现在的金融危机的不确定因素。感谢各位，再次感谢邀请我参加今天这个重要的论坛，我祝这个论坛圆满成功。谢谢。
[主持人王梦奎]:非常感谢吕万先生精彩的发言。他刚才讲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关于中国扩大内需的分析，关于中国发展服务业，关于中国发展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关于城市化空间的规划，特别是关于中国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我认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价值的。他说得非常好，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机遇。我们非常欢迎吕万先生表达的世界银行愿意和中国继续合作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谢谢吕万先生。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鲍达民先生。欢迎鲍达民先生发言。
[鲍达民]:早上好。陈部长、王主席，感谢邀请我在今天这个论坛发言。在未来的十分钟当中，我想谈四点，不是讨论危机本身或者说我们如何走出或者摆脱危机，我想退一步来看一看，我们认为在未来十年当中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力量。
我觉得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大家知道，可能将重塑新的全球化的格局，这对于我们以及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我要讨论的。如果说我们要看看现在主要的五个大的趋势是存在的。
第一，全球正在形成一个再平衡的格局，也就是从西部到东部的转换。大家可以看到，全球将近一半的增长是来自新兴市场的。在未来的十年当中，可能有将近十亿的新的消费者进入中产阶层，他们的消费能力差不多是他们在美国消费能力的15%左右，十亿当中有9亿来自中国，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同时非洲大陆也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地方。另外，很多这样的中产阶级的过程都是由城市化所带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每一个礼拜都有130万左右的人口从农村转到了城市，在中国也是发生了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
第二，提高生产率的改革或者革命。对于大家来说，对于人口，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大家都非常了解了，我们看看美国在过去30年当中的GDP增长当中，其实有80%都源自于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供应。其中20%源自生产率的提高，我们往前看，老龄化的问题，我们会发现，未来绝大多数的增长将会来自于劳动力的供应，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我们看到欧洲的话，现在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老龄化的问题，可能100%的增长都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在日本，已经是这样一个情况了。
所以，昨天赛贝斯也讨论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不断提高我们的生产率，而不是紧紧依靠劳动力供应的增加，实现这一点就要不断实现技术上的创新和革命。考虑到中国可能迟早也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亚洲总体来说，人口的组成还是比较年轻的，平均80%的人口是30岁以下的劳动力，但是中国可能会更早遇到老龄化这样一个问题，可能2020年开始就会面临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也应该是存在的。
第三，全球化网络令世界各地高度的互联互通，爱立信等其他同事也都讨论到全球网络的问题。其实这个网络不光光是金融网也包括数据网，其实是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的。我们现在有40亿人有手机，这个数字还是每年有两位数的增长。我们还有17亿人都是用互联网，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发展，正如迈克所说的，所谓物联网也是非常快速的发展，这次金融危机之下，其实资本的流动、金融的流动在不断下降，但是数据流还是在不断增长，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
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数字，也就是说到2015年的时候，数据的流量在全球将会比2006年的全球的数据存量还要多五倍，或者说是它的五倍。这就让人看到，我们机构的建设，包括跨国公司的建设，政府的工作如何运作等等这些都将和这些所谓的互联网或者全球化的网络相关。对中国来说，仅仅去年一年中国就新增了1.5亿的网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运用互联网、手机等等，所以对这方面的需求也会是非常巨大的。
对于这方面资源的需求可能是有30%的方面是非常巨大的，30%的这些都是和网络化有关的。另外资源的需求也是非常巨大的，包括我们的这些客户，包括可口可乐等等，他们对于水资源的需求也会是非常大的增长。因此，我们也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全世界的技术还会不断地发展，帮助我们逐渐缓解这些资源上的需求，但是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需要进行相互之间的合作。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第四个趋势，就是定价机制的日趋全球化。
第五个趋势是政府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由于巨大的经济刺激的政策的落实或者实施，各个政府需要花一定的时间逐渐消化，并且逐渐地退出这样一些措施，这也可能会让我们想到，现在有很多的因素，有些国家逐渐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看到现在全世界的失业率，欧洲超过了20%，包括美国以及其他地方也非常高，这可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也看到有些国家，其实他们未来保持就业相互地进行竞争，吸引就业。
这些变化都在不断地发生。我觉得所有的这五个趋势都是相互的作用，而不是单一地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施加影响。这也是我说的中国处于历史沿革的非常重要的时期。
另外我想要讨论的就是非常新型化的浪潮。第一，我们认为可能会出现新的贸易轴心。这是以前的一条丝绸之路，1000年前这是全世界最长、最大的一条贸易道路，从中东到中国，当时，如果说要去新疆等等中东这些地方，你只能走这条路，而且当时是最大的贸易通道。现在，随着我们不断地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在全球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类似的贸易通道，包括在非洲，在中国，亚洲投资者在中东地区所做的外来投资每年增加167%，这是在2001年到2007年。这是每年的一个FDI的增长，167%。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南南之间的贸易通道在逐渐出现，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中国从某种角度来说，在推动这些通道的产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非洲，五年前可能非洲的贸易绝大多数都是出口到欧洲，但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它的贸易与亚洲的贸易已经远远超过了非洲。
另外，我们还可以简单地看一下从迪拜和阿布扎比的飞机飞到亚洲，应该说在过去五年当中翻了两番，这就充分地显示出中东和亚洲在这方面相互的往来。而且美洲现在从中东飞往亚洲的航班要比飞往欧洲的还要多。
现在还有相当多的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如果我们看看这些壁垒的数量，我们看到在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比低收入和高收入之间市场的贸易壁垒高2.5到3倍，同时新兴市场的管理成本也逐渐上升。
第二个评价，在新的贸易的轴心产生之后，我们会发现，有超越单纯的人员、商品和资本的流动逐渐变成了理念、数据、技能和文化的跨国流动。这种全球文化市场的增速，包括电影等等，他们其实已经是非常巨大的市场了。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可能还会增加一倍。同时，我们也认为，全球经济的发展还会出现很多动荡、区域化等等。
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可能会在这方面是一个带头的国家，创造新的丝绸之路等等。而且我们也不应该仅仅看这些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我们还可以看到，整个供应链，其实当中也有很多的商机。
其实我们还需要越来越多地所谓的社会资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像这样一个论坛所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企业家能够在社会资本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美国过去的60年当中，专门有这样的一个支持企业发展的计划，所以，我觉得，在社会的方面，包括社会资本，在教育等等方面，各个国家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南美洲有一位新上任的外长，他跟我说，我们应该重新考虑未来的新的外交关系，或者说一个政策，比如说我们到底应该派一个大使去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呢还是去硅谷那样的地方派一个大使，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考虑未来的环境变化。谢谢。
[主持人王梦奎]:感谢鲍达民先生精彩的发言，他的发言和前两位不同的是着重于讲未来发展趋势，是具有前瞻性的，这种关于未来发展的前瞻性讨论，可以使我们将当前问题讨论更加具有预见性，对我们当前讨论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下面请讨论。按照大会的议程，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希望提问的和回答问题的，都要尽量地简明扼要。
[提问]:谢谢主席先生，我来自韩国国际政策研究所。陈部长刚才谈到了多哈回合谈判，它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因为多哈回合能够带来更多的贸易自由化，同时，它也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个更加强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多边的国际贸易体系的话，我想，国际贸易一定会收缩很多，比现在的情况多了，尤其是在危机当中会产生更大的收缩，受到更大的影响。但是，不幸的是，对于中国和美国，作为所有的主要的贸易方面的问题当中，可能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所以，请您能够再详细地说一下中国愿意怎么做或者能够怎么做推动多哈回合向前走呢？谢谢。
[陈德铭]:谢谢你的问题，多哈回合谈判是一个世界多边贸易的谈判，它比我们双边之间的FDI有更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复苏的时候。中国、美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成员，但是这种谈判不是双边进行的，应该是在多边范围进行的。
当前围绕多哈回合谈判主要的问题是：第一，对于我们过去将近八年多谈判已经取得的共识，大概完成了多哈回合谈判的80%左右，大家是不是认可？是不是还要把它翻烧饼？我们的意见是应该维持原来谈判的成果再往前走。
第二，我们是在农业、非农业和服务业三个领域开展谈判，我们应该遵照世贸组织的农业案文和非农案文的条件来谈判，而不能另起炉灶。这个案文已经弄好了，现在就等一些国家能够派出大使回到谈判桌上来了。 [
第三，多哈回合谈判是一个发展中的谈判，它最终要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谈判中要遵守过去的所有的部长一致认可的对多哈回合谈判的授权，在一些问题上，是有各国的自由裁量的。已经确定的东西应该保持它原来的授权，不能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如果这样，我们渴望多哈回合谈判在不久结束。如果我们因为危机碰到了很多的困难，不愿意回到原来已经达成的成果上来进行谈判，那么多哈回合谈判暂时看不到胜利的曙光。谢谢你。
[提问]:我来自摩根斯坦利的史蒂芬·罗奇，我想问陈部长一个问题。陈部长，4月15号，美国财政部预计要发布它的双年的汇率政策的报告，这也是美国和它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报告，现在因为美国的政治压力，有这样越来越大的可能性，就是美国财政部可能会把中国称为货币汇率的操纵国，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错误，但是美国财政部很显然没有问我的意见是什么。所以，我想问您这个问题。如果美国财政部要做出这样一个宣判，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称呼对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回应措施呢？谢谢。
[陈德铭]:我还是按照主持人的要求掌握时间回答问题。当然，我们还可以在另外的范畴深入讨论。这是一个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政府也很关注，美国财政部在4月15号会给美国国会什么样的答案。正如你所说的，美国已经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了，这本来是一个经济问题，汇率问题是一个国家主权内的问题，而且不是两个国家之间讨论的问题。如果汇率影响到了贸易，那么应该从多方面的角度来衡量。
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只占中国对外整个贸易的百分之十几，如果谈到汇率问题，那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国家的利益。就中美贸易来讲，美国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指责中国的主要是因为中国对美国贸易存在着巨大的顺差，其实这不是真相。
我想说这么几点：第一，中美之间的贸易，美国的官方机构是严重地高估了，我们和美国的商务部经过多年的研究，今年3月4号发表了一个两个部共同签署的关于我们贸易和顺差问题的一个数字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以2006年为基数，对中美贸易产生的顺差进行了分析，最后发现，中国对贸易顺差低估了2%，美国对贸易顺差高估了26%。所以，美国就要把2006年的高估的贸易顺差数字降低四分之一以上。
第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年年下降。2008年2900亿里面，中国对世界的贸易顺差到2009年就下降了34%，今年的一二月份，中国对世界的贸易顺差又下降了50%。我刚刚讲，3月份我们的贸易可能已经是逆差了。即便这么大的下降，美国好象不满意，原因就是中国的顺差大概以去年为例，73%是对着美国的，而中国对其他国家，中国对周边国家是逆差1200多亿美元，中国对拉美国家也处于逆差的状态，中国对世界上所有的LDC国家（最不发达国家）58个，也是处于中国逆差。也就是说中国主要的贸易顺差是对着美国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主要是美国对中国一个国家单独实行了严格的出口限制。美国三次对中国实行限制，最近一次，2007年把中国单独列出来，对中国增加了几十个品种的大类的出口限制，比如计算机、航空航天的民用技术、数控机床，还有很多很多的零部件，我们想买买不到，我今年本来还想组织几个大型的采购团到美国，但是，企业家们报给我的一些需要采购的东西，显然美国到现在还不愿意卖给中国。
不要说一些飞机的发动机，比如说美国把大量的黑鹰的直升机可以卖给台湾，但是在中国汶川地震最严重的时候，我直接向美国的商业部长提出想买几台直升飞机的发动机去救灾，美国告诉我，这需要国务院、国防部等等讨论，过了半年，我们的灾已经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答我能不能把发动机卖给我。最后我当然买的俄罗斯的发动机。
所以，我想，美国到底要什么呢？它是要限制中国的进口呢还是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呢？我想这些情况应该让美国人民知道，否则对美国的企业、对美国的人民是非常不公平的。美国明明有一次机会可以更多地向中国出口，使它的经济更多地复苏起来，因为出口的管制，几百亿几百亿的产品就得不到出口。
我回答你关于4月15号的问题。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总理温家宝已经非常严正地向世界说了，我们认为我们的人民币汇率没有低估。但是如果财政部出于它的需要，作出了违背事实的答复，我们会拭目以待。如果这种仅仅是一个答复，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进行讨论，事实上我们也在进行讨论。如果这种回答后面伴随着贸易的制裁、贸易的措施，我想，我们不会熟视无睹。如果这个后面伴随着国际多边的法律体系的诉讼，我们也会奉陪的。谢谢你。
[提问]:想来快速回答部长提出的问题，谈到黑鹰部件的销售问题，在美国人眼中可能不是一个贸易问题，可能也不是一个财政问题，可能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谈到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战略上的缺乏互信的问题，就像是一个乌云笼罩在双方关系的头顶之上一样。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缺乏互信的存在，就把这个问题变成了这样一个政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财政或者是贸易的问题。我想问吕万先生一个问题，我们昨晚听到了一个演讲。演讲当中说到中国现在正在非洲进行投资，来提高非洲人的生活福利，包括健康、社会生活条件这方面。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昨天美国一个国会议员如果能够坐在这里听中国这样一个演讲，来看一看中国如何为了非洲人民的福祉在非洲进行投资的话，刚才我也听到了您说到世行心目中在非洲应该做什么。您认为美国的国会对于世界银行的这样一个呼吁，也就是说，美国和欧洲应当加入到中国这个行列当中，对这些非洲的投资项目进行财政的援助，有什么样的回应？
[吕万]:世界银行鼓励对非洲的投资，来自世界各个地区的投资都鼓励，不管是来自欧洲、美国或者是中国。中国当然了，现在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在过去五年，尤其是这样。他们在非洲的投资，我们是大力鼓励的。但是我们在中国的非洲投资当中，并不是直接参股，我们是和不同的非洲国家政府结成合作伙伴关系，然后和中方的伙伴进行合作，这样保证我们能够起到尽可能大的帮助，建设一个能动的环境，在非洲能够更好地接收这些投资。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特别严重的扭曲，尤其是在中国进入非洲的过程中不存在这种情况，实际上给当地带来了很大的增值，尤其是提供建议，并且参与到不同非洲国家的，比如学校的建设，疾病预防中心等等。
但是，我们所参与的项目并不是所有都非常成功，但是我们至少在向中国学习中国在进入非洲的步骤方面的一些经验。非洲实际上需要巨大的投资，还需要这样的投资，因为非洲的贫困率仍然是比世界上其他地方要高得多。我们认为，在非洲领域进行审慎的公共或者私营部门的投资都是鼓励的。谢谢。 [10:57]
[提问]:我想请教麦肯锡公司总裁鲍达民先生一个问题。我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叫郑新立。我非常赞赏鲍达民先生提出的影响未来全球发展的五个趋势。特别是鲍达民先生对经济全球化的前景所抱的乐观的态度，我也感到很振奋。但是，我们现在也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在有的发达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家，他们在总结这一次金融危机的教训的时候，不是从本国的金融体系中找问题，而是把引起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责任推到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出口太多了，消费太少了，而且，你们赚的外汇又借给我们使用，因此造成了我们的不平衡。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再工业化，要减少进口，要增加出口，要征碳关税，对于这样一种观点，我觉得是和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趋势相背离的。请问鲍达民先生，你对这样一个观点作什么样的评价？谢谢。
[鲍达民]:我想说几点。首先，看一看所有的这些变化，我想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大家非常需要一种谦逊的态度。因为没有人能够作为单一的演员在舞台上解决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加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单独的一群国家是不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大量的合作工作，看看如何建成一个新的体系，让他真正地付诸实践。 [
对于美国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府应该非常小心，尤其是针对他们的公司制定这样政策的时候，尤其是那些跨国公司来说，他们总部虽然在美国，但是你可能会发现，这些跨国公司的其他业务活动，尤其是研发活动等等都在世界上其他各地已经分散开来了，所以，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企业的实体。不能用非常单一的观点判断一个体系是对的，一个体系是错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相互融合的已经全球化的组织形式。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不应当互相指责，这仅仅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我们应当去想到一个合作性的框架进行这个体系的推动，要不然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挑战出现。
[提问]:我想问吕万先生一个问题。我注意到吕万先生讲话里面讲到，希望中国能够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能够实现双赢，在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报告里面也讲到了我们要完善中国的出口信贷的政策，也讲到了一些企业要把产能输出到一些有需求的国家去，也讲到了中国企业和世界上拥有资源的国家可以搞一些双方互利的资源的项目，我觉得温总理的报告讲到这些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这样一些方针、具体的导向，和刚才讲到的世界银行的宗旨是一致的。中国现在资金是很多的，外汇储备的量也很大，人民币的量也很大，如何让这些多余的资金能够走向特别迫切需要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这里面既有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世界银行也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根据工商银行在非洲博茨瓦纳建的一个项目，当然这个项目的贷款，工商银行是出了钱的，但是世界银行只扮演一个提供担保的角色，我认为，世界银行不一定都要用自己的钱去做这个投资的项目本身的本金，只要世界银行能够提供担保，减少投资风险，我觉得可以用世界银行很少量的钱就可以带动更多的资金投向这些国家。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世界银行在自己资金使用上是不是可以更多地用世界银行本身的钱提供担保，这样可以减少资金的使用量，而用杠杆撬动更多的钱进入发展中国家。我想听听副行长先生对这样一个建议的评论。
[吕万]:非常感谢。世界银行下面有一个机构，确实也在进行一些成员国的贷款的行动，包括对他们的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投资进行贷款的支持。除了这些以外，世界银行下的国际金融公司也确实参与了向私营部门的贷款支持。如果有人认为，扶贫和发展的目标能够达成的话，我们确实会做出这样一个评估，看一看这个项目的合适性。然后看一看是不是可以对私营部门的项目进行投资。除此以外，世界银行还有第三个机构，叫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它也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尤其是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很多地区非常活跃，鼓励这种类似的投资。
总体看来，我们相信确实对中国来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尤其是当中国进一步攀升价值链的高度，它的公司能够希望走向更高的附加值的生产阶段。现在，对于那些低附加值的公司，确实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多的价值转移。我们看一看最近的一些经济发展的历史当中，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还是其他一些亚洲的发达经济体，实际上也做了类似的转变。他们在经济和价值链上也取得了相应的攀升。谢谢。
[主持人王梦奎]:按照大会的议程，时间已经到了。对于很多想提问、想发言而没有时间发言的人，我也表示歉意。对三位发言人、对各位提问的人、对于中外双方参加会议的所有的人表示感谢。现在休会20分钟。20分钟以后继续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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