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祝慧
2010年，世界经济重回增长轨道，各国经济刺激政策是该退出还是继续？倘若退出，该怎么进行？这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同样得到热烈讨论。
退出比推出需更谨慎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上山难，下山更难’。如果我们把刺激政策的角色比作上山，把退出政策的角色比作下山，我想退出比决定实施刺激政策还要难一些。”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参加“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与后续策略”单元讨论时表示。
他指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决定是一个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而退出政策的抉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有很多技巧需要处理。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问题，还需要艺术化地操作，这里面有很多技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哪个该先退出？财政政策应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货币政策需要怎样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该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财政政策需要怎样协调和配合？”王军表示，刺激政策总体上目前不宜轻言退出，但是应该积极地共同研究退出战略问题。
同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约翰•列普斯基也强调，在财政紧缩政策的实际选择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它取决于每个国家具体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每个国家具体的恢复步骤和财政状况。
退出时机还未到
约翰•列普斯基认为，对于绝大多数的发达经济体来说，包括最大的几个发达经济体，2010年仍然有必要保持目前的财政刺激政策。
“我们需要看到在改革和增长方面，确实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必须要保障财政的可持续性，采取一些直接的措施，来改善基本的财政支出和收入的盈余。”在约翰•列普斯基看来，财政整合的收紧政策应该从2011年开始，“如果我们需要相关的恢复，能够按照预计的步调继续走下去的话。”
这与中国财政副部长王军思路一致。王军认为，刺激政策总体上目前不宜轻言退出，但是应该积极地共同研究退出战略问题。“我们这次政策的退出一定会根据世界和中国的情况择机决策，而且会平稳退出，实现软着陆。”
不过，尽管当下还不是轻言退出的时候，但2009年的扩张性刺激政策给中国经济埋下了一些隐患，需要引起重视，比如，很多大规模的投资是通过债务来支撑的。
“去年中央政府1100多亿元的投资，都是发的债务，地方政府直接发债，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债，另外通过项目还要融资，这些基本上是以债务支撑的。所以将来如何偿还这部分债务确实是一个应该考虑的战略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接受搜狐财经专访时，如此警示。
多方面进行结构调整
事实上，经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约翰•列普斯基指出，在退出这些刺激政策的同时，我们应该能够把债务和赤字回升到比较审慎的水平，保证财政上的可持续性是重中之重。
“有几个国家有很大的债务和赤字水平，他们已经出现了主权债务的问题。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广泛的溢出效益。就中期来看，更大的公共债务水平在实际增长速度方面会产生影响，带来更高的利率。在危机之后，更高的利率可能会降低发达国家经济体增长率的2.5%。”约翰•列普斯基表示。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认为，要减小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做一个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都是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目前国内外情况的变化让人们对这样一个模式产生了担忧，另外，由于过度投资和某些重点行业产能过剩，要素的生产率在下降，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模式创造就业的数量非常有限，这就要求中国能够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寻找新的增长源泉，或者说发展点。
此外，黑田东彦还强调要改革劳动力市场，“在中国，要确保结构改革成功，必须要使劳动力的流动性提高，相应也要出台一些政策，比如可以放宽户籍的限制，加快城市化进程。”
同时，约翰•列普斯基也指出，“如何进行经济调整，通胀不是解决方案。如果把通胀做得太快，会带来主要的经济成本，也会给经济的可持续扩张带来风险。因此，我们就需要更为强劲的可持续增长，同时需要对支出进行合适的控制。”
“世界各国都应该做出努力解决结构问题，而中国要从需求方面来调整。也就是说，要从一种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所驱动的增长转变到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所支撑的增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如此强调。
他指出，现在中国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结构优化的方针有两条：一条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条是一定要用改革来改变制度障碍，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归根到底，靠改革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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