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探讨中国模式不如总结经验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

　　前面几位教授谈了很多理念。但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我个人认为，现在就谈“中国模式”可能为时尚早。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程中，30年的时间还太短，未来到底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这30年中我们所做的，哪些属于一般规律？哪些属于“中国特色”？目前还说不清楚，存在很大分歧。更何况，又有谁能保证按照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中国在接下来的30年还能够继续像前30年那样高速增长？而且，如果说是“模式”，至少有两点，一是可以延续；二是可以复制。我认为当今中国还是应当谦虚一点，更多地学习别人的长处，加快发展自己，这样说并不妨碍我们去总结过去的经验，现在急需讨论的，与其说是 “中国模式”，不如说是“中国经验”。所谓“中国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还有一些可能是中性的。

　　过去30年“中国经验”有哪些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一个最大的经验就是我们实现了开放、改革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不断地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发展以后又带动新的开放，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改革开放之初，国门打开，大家出去一看，并不像我们过去所说的西方已经腐朽了，资本主义已经没落了，战后几十年人家反而是发展得很快。由于看到这巨大的差距，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再像过去那么折腾不行了，必须推进改革，通过推进改革来加快我们的发展。而每当发展水平有所提高、承受能力有所增强之后，我们又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取得新的发展。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开放方面，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似乎能开放的都开放了。很多人出国后一看，在高楼大厦等 “硬件”方面，人家有的我们似乎都有了，一些地方甚至比人家的还要好。于是，人们在改革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缺乏“改革共识”。为什么现在一些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模式”呢，其背景也在于此。

　　但是我以为，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光看“硬件”还不够，还应当看“软件”。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再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地区间竞争，它可能是中性的，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正面效应是地区之间的竞争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动力，招商引资，追求GDP，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负面效应是地区差距拉大，重复生产，产能过剩等等。

　　第三个方面是负面的教训。这30年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扭曲了的要素价格。首先是土地价格被地方政府压低，竞争性地招商引资，出现了对农民的剥夺，农民保护不了自己的土地。其次是劳动力价格被外企和民营企业压低，不上社保、压低工资，等于是对农民工的剥夺。再次是资金的价格被中央银行压低，低利率，低汇率实际上就是压低了资金的价格。另外，资源价格被中央政府压低了，资源税不到位；再有是技术的价格被企业压低了，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最后是“环境价格”也被压低，环境污染、“黑色发展”。这一系列要素价格被压低之后，我们实际上把各种福利通过出口补贴给了国外的消费者，甚至还没到消费者手上，而是到了中间商的兜里，我们还要承受国外的指责与反倾销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赔本赚吆喝”的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缺少资金和技术，这样的发展模式可能有助于启动经济，但是到了今天，这种发展模式实在是难以持续，需要加快转变。

　　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展望未来，可以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启示之一是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从单纯的招商引资拓展到“走出去”。还要增强改革的内在动力，包括以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推动经济改革。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主要要理顺三大关系：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过去30年我们最大的经验是至少在学术界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基本理清了，找到了方向；再一个是理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政府和国民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民主与法治。

　　首先，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有这么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凡是市场能够做到的就尽量让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才应由政府去做。第二，对于市场这一块，凡是民营企业能够做的，就尽量让民营企业去做；只有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才应由国有企业来做，国有企业有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第三，对于政府这一块，凡是基层政府能够做的就尽量让基层政府去做；只有基层政府做不了、做不好的才应由上一级政府或者是由中央政府来做，基层政府比中央政府更了解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第四，对于投资者来讲，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应当允许进入，即“非禁即入”的原则。第五，对于政府而言，只有法律授权的才能够去做，即“有限授权”原则。

　　其次，关于“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现在最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尤其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们的财权逐步上收，事权逐步下放，地方要干的事越来越多，而转移支付资金又下不来，地方资金紧张，还不能公开举债，导致地方财政十分困难。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转移支付制度能够钱收上去，也要得下来。再有一个就是要让地方政府有适度的举债权，过去的做法是不让他举债，他就去成立平台公司从银行大量贷款，结果，要么是银行短存长贷，要么是平台短借长投，潜伏风险很大。

　　启示之二是要转变地区间的竞争模式，从“GDP增长速度竞争”转变为 “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的竞争”。另外还要加强纵向的转移支付，建立横向的转移支付。例如德国是有横向转移支付模式的，富裕的地区定期给贫困地区一笔资金。中国国土这么大、地区间差距这么大，也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把现在的“对口支援”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启示之三是要理顺要素价格，转变发展方式，这已经在大的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最近中央领导一再讲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因此就不具体说了。

　　总之，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做好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