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中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的十字路口

　　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再次提出，意味深长。虽然我们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强刺激下避免了经济的大幅度下滑，率先实现复苏，但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向消费大国，寻找新的改革出路。

　　终结出口投资主导模式

　　迟福林：中国过去30年成功地抓住第三次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基本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到后危机时代，外部市场的变化使这一出口导向模式正处于转变的重要历史关口。

　　中国经济时报：是这轮全球性经济危机为中国转变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契机。外部市场的变化正左右着中国的出口。显然，外需萎缩对中国十分不利。

　　迟福林：后危机时代外部需求的萎缩是中长期的。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是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正是发达国家。尽管国际金融危机最恐慌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下滑的趋势也得到控制，但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冲击远未结束。无论从后危机时代全球化演进的态势，还是从本国中长期发展的要求看，这种模式都应当终结。

　　中国外部市场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到原有水平。例如，2009年1—11月，我们对欧盟出口2118．3亿美元，下降21．8％，对美国出口1986．1亿美元，下降14．8％，对日本出口874．4亿美元，下降17．6％。

　　如果我们继续实施出口导向的战略，其成本将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时报：显见的事实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2009年—2010年，我们就连续遭到轮胎、无缝钢管等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迟福林：在G20伦敦峰会上，成员国皆承诺不在2010年之前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承诺没有得到完全落实。自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推出或拟推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大约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关税、贸易禁令、出口补贴以及各种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等，甚至出现了借环保的名义搞贸易保护的情况。

　　中国出口导向的高成本还在于，即使全球市场需求能够恢复，也不是在原有规模和结构上的简单恢复。第一，受到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的欧美发达国家，过去数年金融业发展严重泡沫化，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积累了大量风险，其发展回归实体经济已成定局，进而会替代中国部分出口产品。第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这次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特征。但新兴经济体多数采取出口导向模式，一些新兴经济体生产成本低于中国。第三，这次全球经济复苏还将伴随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许多产品是在高碳排放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这将引起欧美国家的抵制。

　　况且，作为一个13亿人的大国，经济增长长期建立在外需基础之上，必然会带来重大的系统性风险，使本国经济发展暴露在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之下。这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时报：同样，单纯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也不现实。人们常讲的一句话是，投资主导型经济模式在过去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短缺经济的问题。但这种模式目前开始面临生产过剩的挑战，并不断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

　　迟福林：由于前几年出口形式较好，产能过剩的危机被掩盖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再希望通过外部市场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确实不现实。

　　投资主导模式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当前，中国已有210种工业品产量全球第一。例如，中国已经成为汽车生产大国，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能源生产国，中国已成为世界钢产量大国。

　　更令人焦虑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速度较快，但“低端制造”也一直饱受诟病。由于制造业经济创造力较低、制造业整体附加值不高，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在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严重不利地位。

　　所以，出口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必须终结。

　　终结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

　　中国经济时报：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发展理念。

　　迟福林：就是要转变增长主义的发展理念。过去，我们为了在短时期内迅速解决庞大的贫困群体、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采取必要的措施做大经济总量是一条现实的路径。所以，奉行增长主义不可避免。在制度创新和政策安排得当的情况下，增长主义能够在短时期内带来社会总产品的极大丰富。这是被历史证实了的。

　　但增长主义难以解决新阶段的突出矛盾。在增长主义下形成的经济、社会、行政体制，客观地说是形成发展新阶段矛盾的制度根源。

　　第一，增长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矛盾。增长主义的突出表现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上的生产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增长主义对待环境保护的倾向是“先污染、后治理”。

　　第二，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增长主义以追求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形成了为激励地方追求增长的中央地方分税的财税体制，地方政府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和稳定的财力。

　　第三，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权力和资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形成贫富差距高度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

　　第四，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治理的突出矛盾。长期以来，增长主义下形成了政府追求经济总量扩张的一整套政策。上级政府确立一个量化的发展目标，再层层分解、落实到各地各级官员身上，GDP的增长成为官员考核升迁的最主要考量指标。正是在这一理念下，形成了当前以GDP为主要目标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和干部升迁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形成，又反过来强化了增长主义的理念。这种增长主义必然助长权力干预经济，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往往倾向于为GDP让路，这不可能不积累许多社会矛盾。

　　改革需要寻求新突破

　　中国经济时报：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新阶段的突出矛盾，意味着中国必须找到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在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

　　福林：发展对改革出题，改革为发展开辟道路，这是中国转型与改革的基本逻辑。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发展方式转型提出挑战，也使中国改革再次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口。

　　中国30年前开启的第一次转型与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今天，面对发展方式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改革不得不面临新的历史抉择。

　　中国经济时报：请具体谈谈。

　　迟福林：这些年，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增多了。从2003年的SARS危机以来，社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表明， “经济改革单兵突进式”的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改革患上“综合疲劳症”。

　　在我看来，人们对改革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改革供给与改革需求不相适应。发展方式转型对改革提出新的要求，但改革对新矛盾、新问题的回应能力不够。

　　新阶段的改革已不仅仅是就经济体制而论的经济体制，不是简单的完善体制，而是要把解决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应当看到，人们对改革的不满意，集中体现在对发展方式的不满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阶段的改革，主要在于解决发展体制的创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