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会行为的遏制之道

　　大约7年前，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斯在为《纽约时报》写了32年的专栏后，决定要告别读者了。在他的告别辞里，路易斯不无忧虑地提到，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理念正在受到挑战——对理性的忠诚遇到了威胁。

　　其实，这种威胁的存在，不仅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问题，也日益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问题。问题的表现之一，是反社会的行为有不断增多之势。这种态势，从近来的几起凶杀事件中就可见一斑。

　　反社会行为，是一种越轨行为，有时候还是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指为了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有时候，实施暴力者并无利益可求，只为泄愤）而违背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并因此对他人和社会造成损害乃至严重破坏。不论如何，反社会恶性事件的逐渐增多，是必须警惕的事情。

　　从特征上来看，反社会行为中的施暴者与施暴对象，没有明显的目标关系，这就有点“滥杀无辜”的意味。也正因此，反社会行为的危害性相当大，容易让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无因受害，而产生更为强烈的不安全感。可以这么说，承认反社会行为的客观存在，遏制反社会行为有所增多的势头，已然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

　　其实，施暴者做出反社会之举，不外是内因在起作用或是外因的诱发。如果剖析近年来出现的不少反社会的极端行为案例，可以发现，同样社会背景下，个案情况亦大有不同。这涉及到的正是施暴者的内因问题。总体来说，不少施暴者的性格比较固执、偏激、狭隘，容易做出非理性的举动。必须指出的是，那些激进举动往往是个人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的结果。施暴者动辄反社会，实在是忘却了人之为人的常识。

　　谨防极端——这是一个善意的告诫，极端的举动于人、于己、于社会均无益处。一个谨守本分的公民，应是社会理性的忠诚信奉者，是社会良善道德的实践者。尽管很多人的生活中都有种种不如意处，但激进到失去理智，甚至去残害无辜，无论如何是不能为社会道德与法律底线所忍受的。

　　就较高的标准而言，一个社会当鼓励公民对责任伦理的信仰。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一个信奉责任伦理的人，将考虑他（她）的行动后果的价值，从而将行动获得实现的机会以及结果一并列入考虑。换种表达方式来说，也即是在个人欲望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要“负责任地生活”。一个公民也唯有对法律精神、对普适价值怀有必要的尊重，才能真正“负责任地生活”。信奉责任伦理的人，其实也是选择了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那种只顾个人感受、不计社会后果的极端行为，显然是与责任伦理的信仰背道而驰的。

　　当然，反社会行为的发生，很多时候是因为外部因素所诱发。外部因素有偶然的、个人化的，也有系统的、具社会性的。那么，反社会行为的增多，是否可以简单理解为社会心理层面对社会理性失去忠诚了呢？当然不能。我们这个社会，总体而言，社会心理还是比较健康的，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一些阴暗面的存在。中国依然处于转型阶段，而转轨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是社会矛盾的张力容易变大。

　　当下中国局部社会矛盾的突出，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贫富差距不合理地急剧拉大，亦有少数掌握公权力者借势欺压民众，以及一些利益集团对规范市场的破坏的因素。市场经济是利益差别经济，虽然部分人对于差别利益的追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当下这个市场，又是个不尽规范的市场，一些人获得暴利，依赖的是裙带关系和灰色手段等。这些因素与少数地方当政者的作为缺失结合在一起，成为反社会行为增多的主要背景之一。

　　因此，减少反社会行为的发生概率，尽量改良这一行为的滋生土壤，是一个颇具社会性的使命。解铃总须系铃人——要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还要从整体社会生态的优化着手，努力追求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则是要大力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境况，为其打通可以正常发展的向上通道。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若外部世界和美安宁，个人心中的“恶之花”，也定是难以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