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下午,晋江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工商企业界千人大会。进入会场,企业家们惊讶地发现,以往坐在主席台上的市领导,这回坐到了台下,而不少企业家被请到主席台“上座”。让纳税超千万、超亿元的企业家“享受市领导待遇”,是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杨益民的主意
。他希望借此举激发“企业家们继续创新的激情和信心”。
在这场余波尚未完全平息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凭借当地企业卓越的表现,晋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2009年GDP逆势增长11.9%,财政总收入增长13.8%。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在全国普遍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晋江出口正增长11.9%,分别比全国、福建省超出30.2和20.6个百分点。不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也让晋江多年粗放发展遗留下来的隐忧,显露无遗。
这是一场被推迟的会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千人大会主题早已确定,但杨益民一直在琢磨,该跟企业家们讲什么。有人一直持不同看法:企业才是市场的主体,自会按竞争的规则自主决策,为什么非要政府来人为主导“转变发展方式”?
“如果说之前还有人持不同看法,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让晋江企业家形成了共识:问题不再是经济发展方式要不要转变,而是如何转变。”杨益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
“订单回升”带来新问题 4月19日下午,中国(晋江)鞋博会组织外商采购洽谈会。林清瑜拎着个装样品鞋的旅行袋,候在会场外,神情落寞。“今年订单的情况比去年好,但感觉越来越难做了。”他说。
订单利润微薄,原材料涨价,人工成本更是大幅上涨……经营一家小鞋厂的林清瑜,掰着手指头,历数困境。去年这个时候,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渐次加深,很多晋江制鞋企业订单平均下滑30%,恐慌情绪蔓延。转过年来,订单回升,新问题却接踵而至。
“缺订单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缺人工。”林清瑜的鞋厂需要工人近150人,尽管常年招工,但现在只有100多名工人。一条生产线,工人加班加点,也只能开工八成。即便碰到利润厚一点的订单,林清瑜也不敢全部接下来,生产跟不上,不能如约交货,就要赔偿。
缺工之下,工人的平均工资上涨了20%至30%,这进一步削弱了鞋厂本就微薄的利润。在鞋厂密布的陈埭镇从事制鞋业20多年,林清瑜想不明白的是,过去贴张招聘启事就排队应聘的农民工,不知道都上哪里去了。“不光我这样的小鞋厂,周围一些有名的大企业也缺工。”他说。
晋江亨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鸿伟告诉记者,一些企业缺工20%以上,这导致代工企业的交货周期比往年延迟近一个月,代工价格也因缺工继续上涨。
曾经看起来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为中国企业和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澎湃的动力,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劳动力供给势必日益趋紧。“几年前,我就开始担心这个问题。”在杨益民看来,正是劳动力等诸多生产要素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迫使晋江企业和经济不得不主动作出调整。
晋江有产业工人140万人左右,外来务工人员占比六成以上,有的企业甚至高达八至九成。“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真的出现大面积民工"返乡潮",那么晋江产业将会陷入怎样的一种境地?”杨益民说,这既说明劳动力供给正从“买方市场”逐步向“卖方市场”过渡,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制造业的“好日子”正在过去,也说明晋江大量依靠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力结构存有隐忧。
事实上,不光是劳动力,土地、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也都已对晋江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构成硬性约束。杨益民算了笔账:晋江土地面积仅占福建全省的0.53%,水资源总量仅占全省的0.4%左右。依靠这么点可怜的家底,至2009年,晋江承载了全省4.4%的常住人口,创造了全省6.5%的地区生产总值、9.74%的工业增加值和很大一部分出口。
人稠地狭的晋江,环境容纳能力脆弱,而制革、石材、陶瓷、漂染、电镀等行业,对环境污染破坏严重,矛盾已臻于尖锐。“如果未来继续奉行传统的发展模式,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统天下,晋江极为有限的自然资源如何承载?”杨益民告诫在座的企业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不能实现转型升级,前景堪忧。
“小拉链”攀向产业高端 4月18日下午,晋江深沪镇
浔兴股份福建公司,机器轰鸣,工人忙碌。“未来,我们将尽快实现用机器自动化生产,替代人工作业。”浔兴福建公司总经理张田说。
浔兴福建公司目前有员工近4700人,除一部分生产环节已实现机器替代外,其余仍离不开人工。张田说的机器,是浔兴自主研发的专用生产设备,一台即价值130多万元。
拉链行业,日本YKK集团是目前全球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每年生产拉链84亿条,占全球高档拉链市场份额高达45%。浔兴位列其后,排名第二,但占中国中高档市场份额仅15%左右。差距如此惊人,关键在于YKK掌握了高档拉链生产设备的核心技术,并申请了专利,其他企业不得使用。
张田算了笔账,在YKK,一个工人可管理操作20台机器,而浔兴目前只能做到一个工人管理操作两台机器。如果加上YKK机器设备、工人素质优于浔兴等因素,相当于YKK的生产效率高出10倍以上。这帮助YKK极大抵消了日本工人工资水平高的不利因素,获得了相对浔兴等中国拉链公司的竞争优势。
幸运的是,浔兴很早就开始重视研发,每年拿出销售总额的百分之三点多投入研发。耐心投入见到了成效,这家20年前成立、最初用手工敲制拉链的企业,终于有了自己的自动化设备。更让浔兴上下兴奋的是,7年里投入3000多万元研发,终于在高端精密金属拉链技术方面获得突破,是目前国内极少数掌握该技术的本土企业之一。
4月初,凌志集团中国公司决定,在旗下一些品牌服装上试用浔兴金属拉链。拥有ONLY、VERO MODA等全球知名品牌的凌志集团,每年销售额达300亿美元,以往的拉链供应几乎为YKK垄断。现在,包括
七匹狼、利郎等晋江知名品牌,已开始大规模采购浔兴的金属拉链。
相较于尼龙、塑料拉链,高档金属拉链附加值最高,一条这样的拉链,价格是尼龙拉链的5至10倍。“未来几年内,浔兴福建公司的销售收入可以翻一倍,其中大多数都将是高档金属拉链的贡献。”张田说。以往价格高高在上的YKK,终于开始放低身段与浔兴正面竞争了。
通过自主研发,不断更新机器设备,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浔兴只是很多晋江企业努力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一个缩影。杨益民提醒晋江企业家,未来传统产业的竞争,某种意义上将是设备和技术的竞争。晋江企业要升级转型,首当其冲就是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其次就是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和优化管理。
杨益民寄望晋江企业,瞄准新兴产业、电子商务、国内外两个市场和绿色经济,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事实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转"还是"不转"的问题,而是"快转"还是"慢转"、"主动转"还是"被动转"的问题。”杨益民说,“不同的抉择,将导致不同的前途,不同的命运。”
内销救活了外销型企业 4月21日下午4时,香港联交所收市时间。利郎副总裁胡诚初下意识拿出手机,屏幕显示,利郎股价当天大涨4.75%,报收于9.7元,盘中创出10.1元的上市后新高。
胡诚初唏嘘不已。去年9月25日,利郎正式上市交易,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恐慌性情绪影响,当天即跌破发行价。神奇的是,半年内,利郎股价不仅收复发行价,还翻了倍。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大幅萎缩,外向出口型企业订单平均下降三成,但受益于中国刺激经济政策,包括安踏、361°、利郎、七匹狼等晋江内销型品牌企业,纷纷逆势增长,营业额普遍保持了30%左右的增速,利润增幅更是惊人。
利郎此前发布的2009年业绩报告显示,公司营业额15.6亿元,同比增加37.4%,全年净利润3.03亿元,同比增96.6%。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渐次加深,杨益民一度非常担心晋江企业的抗压能力。但内销品牌企业的表现让他放了心。早早起步做内销做品牌的晋江企业,不仅自身抗压能力大大增强,还帮助救活了一批外销型企业。晋江拥有内销型品牌企业100多家,政府鼓励这些企业向本地中小企业调拨贴牌生产业务。这无异于给处于风浪中的出口型中小企业放下了舢板,帮助它们逐步实现了“出口转内销”,安然度过金融危机的冲击。
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晋江拥有334家产值超亿元企业,完成该市工业总产值的67.7%。其中,恒安集团营业收入超100亿元,安踏集团营业收入超60亿元。其中85家品牌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2.5%。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安踏、七匹狼、利郎等企业冒险创品牌的故事反复被后人玩味。充斥电视屏幕的晋江品牌广告,一度被称之为“晋江现象”。号称“品牌之都”的晋江,拥有一批国人耳熟能详的企业:做运动鞋服的安踏、特步、361°;生产“心相印”纸巾的恒安集团;服装行业有利郎、柒牌、劲霸、七匹狼、九牧王;拉链行业龙头浔兴;食品行业的蜡笔小新、盼盼、亲亲;摩托车行业则有三力、耐特克……
与东莞、昆山等地接近100%的外贸依存度相比,晋江这一数据仅为55%。也就是说,晋江经济增长只有55%依赖进出口,不仅低于东南沿海地区,也低于全国平均65%的外贸依存度。
全球金融危机中,尽管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幸运上了内销企业放下的“小舢板”,但期间的风险,已迫使这些企业开始摸索自救转型之道。工商企业界千人大会上,杨益民提醒晋江企业,要总结过往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一方面,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大力开拓新兴出口市场;另一方面,要抓住国家启动内需的契机,进一步加大开拓国内市场的力度。
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最新统计显示:晋江,小小一个县级市,即拥有上市公司23家,另有后备上市公司78家,2009年纳税占财政总收入的 32.44%。
从1995年晋江开始实施“质量立市”战略,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及时提出“品牌立市”战略,再到本世纪初的“企业上市”战略……喜欢唱《爱拼才会赢》的晋江人,不断突破,闯出了一条区域经济不断升级转型的清晰道路。
2003年调任晋江的杨益民,见证了这一过程。在他看来,晋江经验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有“下南洋”传统的晋江人,热爱创新和冒险;而当地党委政府,能够及时发现企业闯出的新路子,并顺势加以推动引导。其间,良好的政企互动,不可或缺。“对于民间的各种有益尝试,政府起到了引领、推动的作用,而不是阻碍其创新。”杨益民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企业和政府各自该起什么作用,一直存有不同认识。杨益民认为,一个地方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企业是主体,政府是主导。“只有把两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协调起来,才能转得早、转得好、转得顺。”
1998年安踏创品牌成功,晋江市及时提出“品牌立市”战略,推出激励政策,创中国驰名商标者,奖励100万元;对创国家出口免检产品、福建省名牌产品的企业给予不同档次奖励。至今,晋江已累计兑现奖励1亿多元。
同年,恒安集团在香港上市,开内地民营企业登陆香港联交所先河,晋江市即于2001年成立“上市办”,鼓励并扶持够条件的企业上市。企业成功上市可获财政奖励金330万元。
杨益民认为,经济升级转型,是政府“谋长远”之举。掌握资源的政府,必须发挥政策的杠杆作用和导向作用。比如,对于严重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企业,要坚决依法关闭;对圈地占地、开而不发的企业,要坚决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严格监管,不仅能将劣质企业淘汰出局,更重要的是,可腾出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优质企业。”他说。
东南沿海一些地方,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环境破坏严重,城市公共建设滞后。这不仅降低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削弱了当地对资金、人才和技术的持续吸引力。在杨益民看来,这正是晋江需要“补欠账”的地方,也是未来经济升级转型中,政府可为之处。
在最新规划的蓝图里,晋江是一座宜商宜居宜创业的美丽海滨城市,这里不仅有不断升级的产业集群,更有成片的技术中心和教育园区,人才荟萃。
经济升级转型是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然引起发展理念、要素配置、既得利益等各方面的调整。“无论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界,都要坚决破除思想障碍,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冲破旧有思维模式和传统发展路径的束缚,立足于早转、快转、主动转,方能在新一轮竞争中保持领先。”杨益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