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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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7日，大同古城墙东南角，东城墙和角楼已翻修一新，与之交结的南城墙修复工程开工在即。 ／ 本报记者 杜光利 摄 |
耿彦波大同造城 让“煤都”回到明朝？
先有仇和，又有耿彦波。作为中国当下政坛涌现的另类官员，他们的行事风格是如此的
4月27日，天际忽明忽暗，寒风送来一场奇异的雪。
刘万庆和3个河北老乡弯着腰搬起一块块仿古砖坯。很快，60块砖坯被码放在一个正方形的底座上，起重机的黄色长臂开始吊起这组砖坯缓缓运到高处。同样的工序重复着。在他们身旁，位于山西大同市古城城东，一道绵延1800米、高14米的雄伟城墙—东城墙已经成形。
这是山西大同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以来首次进行的大规模城墙修复工程。继东城墙之后，南城墙的修复已箭在弦上。
然而，计划耗资7.5亿元，拆迁面积200万平方米，拆迁安置成本20亿元—以如此高的成本修复的庞大城墙，仅是大同市复兴工程的一角。2008年2月，从灵石、榆次、太原一路走来的耿彦波上任大同市长后，在前任规划的基础上提出大同“一轴双城”的发展构想—以东城墙外的御河为界，西边是旧城，东边是新城御东新区，旧的复旧，新的更新。耿彦波延续了15年如一日的行事风格：雷厉风行的修路、种树、拆迁、造城，一时间古城复兴工程遍地开花，似乎要让“煤都”大同瞬间“回到明朝”。
耿彦波的敢作敢为，为他赢得“史上最牛市长”的热评。但同时，持续了15年之久的种种争议仍难以消弭。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送他绰号“耿疯子”；而因大规模拆迁和修建庙宇，他又被讽为“耿拆拆”、“耿指倒”、“耿庙”。
5月12日上午，耿彦波从大同市政府办公楼闪出来，急冲冲地登上面包车，这位从来不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的市长，正奔往建设工地，督促巡查，现场办公。
“让大同兴奋起来”
4月24日下午，耿彦波巡视工地。 ／ 本报记者 杜光利 摄
“你看他穿的衣服，还有那鞋，鞋跟都磨掉了一半，我穿的都比他强。”大同市龙园西路一处工地现场，63岁的退休工人肖德贵指着不远处的耿彦波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4月24日下午，52岁的耿彦波率规划、国土、建设等部门负责人来到这处工地现场协调解决问题，肖德贵上前拉住耿的手，建议在市区多修几座公厕，耿彦波当场赞同。
大同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新平说，4月11日下午大同市人代会一闭幕，耿彦波就从主席台上跑下来，赶往建设一线调研、督查，此后就没歇息过。而通常情况下，这位耿市长每天会在早上五六点出门，在街边买上一个烧饼，边走边吃，到工地巡查，满城地跑，双休日也不例外，平时在办公室里根本找不见他。
“共产党还有这种豁出命来干工作的官员？现在让他弄得心潮澎湃的，我们也和他一起玩命（工作）。”张新平说。
市长带着各部门十几号人马走在街头，已成了大同一景。这一现场办公模式立刻博得了市民好感。“市长一定保重身体！”不时有市民挤到耿的跟前抹着眼泪说。
“要让这个城市兴奋起来。”这是耿彦波经常说的一句话。而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给大同面貌已带来全新的变化。眼下的大同像个大工地：110余个民生和文化复兴工程同时开工建设，30多条道路和一批绿化工程正在进行；四处可见起重机和脚手架，以及建设中的漂亮住宅和古建筑群。
时光倒退三十年，大同因煤而兴，每年原煤产量几近全国总量的1／10。让大同人曾经骄傲的还有，收入要比上海、青岛等地高得多。
但1991年以来，由于国家长期未放开煤炭价格，大同一直以计划经济的价格输出煤炭，却以市场经济的价格输入轻工业品，这个以前在省内经济总量排第二位的城市，到90年代后期排名滑到了第七位。而当同一时期煤炭价格放开时，大同最优质的侏罗纪煤已接近枯竭，城市面临生存压力。
由于早期的大同就是一座超级煤矿，虽经往届政府努力改善，但其城市管理仍显得脆弱无力：市区违章建筑遍地，绿化植被稀少，水源缺乏。据称，法国一位专家去云冈石窟时路过大同，评价它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
最令人悲哀的是，全市棚户区共有10多万户，户均居住面积仅为20平方米，并且没有配套的幼儿园、医院、超市等公共设施，近千人排队共用一个公厕。
大同寻求突围，但始终未能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后来，二轻、物资、供销等三四百家国有企业又“几乎全军覆没”，下岗工人近10万人。一度经济总量排于重庆、大连、青岛之前的大同，很快远远落后于它们。而人口为大同一半的鄂尔多斯，2009年三个月的财政收入就是大同全年的总收入。
“最能干事”的耿彦波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任的。大同人很快发现，这位新任市长先是推倒了市政府的围墙，接着用一种有区别的官员行为方式，策动着这个城市的转型和新生。
像工头一样的市长
在下属眼里，耿彦波要求完美。一旦发现干部在工作中的惰性和敷衍，便当众批评痛骂，有时会让人“下不了台”；与此同时，周围的人更多地见识了他的学问。
耿彦波能通篇背诵《论语》，以曾国藩为人生楷模。大同市新闻中心一位官员说，在全市几次干部会上，耿彦波像饱学的大家一样，给干部灌输做人做官成就大事、鄙视贪婪的骑士理想，谈城市规划设想，引经据典，不时赢得掌声。
“跟他学到了平时学不到的东西，他的知识面很广，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古建筑保护、历史、经济、煤炭、医药等方面的知识、问题，他都知道。”《大同日报》记者王瑶说，两年来跟着耿彦波跑街很辛苦，也很充实。
耿彦波是山西和顺人。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中文系，自认为骨子里是个文人。记者眼前的耿彦波高瘦、斯文，面沉如铁的他说话轻柔内敛。
履职大同之前，1995年耿彦波任灵石县长时曾打造了如今声名大噪的“王家大院”；2000年3月他调任晋中市榆次区委书记，又修复了气势恢弘的“常家庄园”。2008年2月4日，从太原副市长调任大同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后，耿彦波任职当晚就徒步走街串巷，把古城3.28平方公里内的每条街巷走了个遍。在满目残破不堪的陋巷中，擅长挖掘文化遗产商业价值的耿彦波发现了“能成大事的好地方”。
“他一来就一头扎在城建里。”耿彦波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耿彦波对城建特别内行，所有的规划项目都要亲自核审，包括每张图纸、每个厕所的建设，办事效率很高。
耿彦波每天巡游在工地，俨然像个工头，不让工程有一点瑕疵。两位专门人员会随侍左右，记下耿彦波在工地的事项安排。比如，他会看着脚下，指示不能用断砖，要求石刻浮雕必须人工打磨，对有蜂窝状的混凝土立柱要求马上拆除，工程中的不规范问题，施工的局部方案调整等都是现场纠正、解决。多名受访者均称，毫不夸张地说，耿彦波抓起一把灰土，就知道沙和灰的比例，谁也骗不了他，好多工程都是他看了后返工的。
耿彦波最不能容忍工程转包，为防止工程中的转包和“贴牌”现象，他叫来项目负责人，“你只要离开这里，就必须向我请假，我10天左右就来检查一次。你们干好了是朋友，干不好就让你们血本无归。”
事无巨细逐一过问，架空了一些人。而对于财务上的大权独揽，有人曾问耿彦波，何不把权力下放给副手？他的解释是，让副手管财务，能堵住常委和其他同职位领导要钱的口子吗？
大胆的“造城”
“造城”如今已在中国成为一个流行词。不少城市规划专家质疑，快速决策和强力推行，使得政府意志和商业利益作用下的造城更像是一场运动，在呈现千篇一律面貌的同时扼杀了城市本身的多样性。
骂声也落到了耿彦波身上，但他保持着一贯的敢作敢为。“在大家不认可的时候，敢于果断决策、下决心勇敢地往前走，这对领导是个考验。”他说。
大同显然不同于他旧日执政之地。作为北魏都城，大同境内古建筑、古遗址多达280余处，其中云冈石窟、北岳恒山、悬空寺、华严寺、九龙壁、善化寺等举世闻名。复兴历史文化名城被耿彦波认为是大同最后一次机遇，他提出了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强市建设的“三名一强”战略目标。2009年4月，在大同市人大已作出古城保护决定的情况下，大同陆续开工建设东城墙、华严寺、善化寺、文庙、清真寺等名城保护十大工程。耿彦波决定恢复其在明朝时的整个建筑群，他拒绝水泥建筑，要求修旧如旧。
“耿一年推出十项大工程的动作是没人敢想的，而且没想到那么快就进行。”对此，大同市一位官员称。
但没想到，一些在建工程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为耿彦波任上遭遇到的一次挫折。
这年8月，媒体注意到，大同的一些文化复兴工程建设项目，均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建设工程。
工程一度被叫停。耿彦波赴京做沟通解释工作，并协商整改意见。最终，工程方案作出了一定的调整，并得到国家文物局发文批准。
“如果先报批，批来批去，恐怕几年下来还开不了工。”当地文物部门的官员私下对一媒体说。
而随着气势恢弘的古代建筑一座座破土而出，民间质疑也不绝如缕。有网友指责大同拿菩萨做生意，遍地造假文物，古城墙的里外包砖修复工程也招来不同看法。
“我说大同那不是造假。”耿彦波称，大同的名城保护是在历史文化遭到巨大破坏条件下的保护，中国的文物建筑是砖木结构，如果不修复残破的那一面，好的一面也保护不住。而如果只保护一点，形不成一片，名城保护也将面临整体覆灭的危险。
5月7日，在市区的华严寺，一项规模宏大的重建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重修的山门、南北配殿、主要殿堂、宝塔、钟楼等10余个项目已经完工90％，始建于辽、金天眷三年重建的大雄宝殿已淹没在一批新修的古建筑群中。
对于这“现代版的古建筑”，大同人津津乐道的是，在严格的营造法式下，所有建筑都是卯榫结构，未用一个铁钉，认为将来一定也会成为文物。
而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顾军眼里，这其实是建了历史上不存在的新东西，这种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所谓复原工程，绝对不慎重。因为属于文物复原范畴的，有一个基本要求，即要有考古支持，基质范围和建筑形制必须明确。
“在文物旁边搞没有文物价值的景观建设，会严重影响文物本体的应有价值和魅力。同时，对文物的形制复原，还有一个能否被公众接受、认可的问题。”顾军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但耿彦波想让大同成为中国名城保护的一个示范， 他的造城规划仍在强力推行，包括南城墙、代王府、府衙在内的又一批十大工程即将启动。
拆迁争议
大建先大拆。墙壁倾塌，房顶落地，一片片房屋尽数成为瓦砾。“整个城市像发生了地震一般”，不少当地人如此形容。
耿彦波先是向街面上多年拆不掉的违建临建房开刀。大同市的规划之前极为混乱，一般市民看得很透：能将住宅私改成门面，违章建筑压着马路红线的，都不是等闲之辈，有的违建临建房就是一些领导干部开的。
拆人房子就是断人财路。当拆到某市场时，有人示意耿彦波：有几十套门面房是某领导的。据说还有人从北京和省上打电话让耿手下留情，但耿脸一沉，指示“谁的也不行，非拆不可”。
旧日执政的离石、榆次等地，耿因拆迁就与争议声相伴，有人给他送过花圈、寄过子弹，这位“恶人”在大同亦不是清淡开场。
干部的违建临建房全哗啦啦应声倒下，一位基层官员称，铁腕的耿彦波犯了官场大忌。
但无疑，耿彦波此举赢得了民心。凭此威信，加上憨厚的大同市民太想让城市变样了，此后一年多时间，耿一声令下，大部分人连未来房子在哪里都不知道，甚至有人连拆迁协议都不曾拿到，就“稀里糊涂”地过渡去了。市民搬迁后腾出的公共空间，让耿彦波的修路、绿化工程颇顺。
复兴3.28平方公里的古城，新建一个40平方公里的御东新区，整合城市功能向东迁移，耿彦波催逼着拆迁进度。他在2010年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透出底牌：2008年和2009年，不算城中村改造，城市拆迁1.7万户；2010年拆迁2万户。
据大同市建设部门一位官员说，2009年，城中村改造之外的城市拆迁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平均一天一万多平方米。从2009年开始，钉子户涌现，上访、堵路、告状的情况和场面不断。这部分人中尤以商户反弹为最，有老弱病残的困难家庭，住楼房的住户也普遍抱怨利益受损，“方案不给地段补偿，不给装修补偿，不区分原住房层次和朝向。”一位拆迁户说。
根据安置方案，房屋拆一平方米换一平方米，政府以补贴价优惠保障到45平方米；以成本价安置到60平方米；超过60平方米还要求增加面积的，可增加20平方米，增加部分按高于成本价低于市场价结算；若再要求增加，则按市场价结算。
但令被拆迁者非议如潮的是，“先拆迁后安置”的程序合法性—被拆迁户由政府给予一定的租房补贴，租房居住等待安置房建成。
而耿彦波顾不了那么多，“等盖起来（安置房）再拆？那城市发展就要受影响；你不拆城市空间就没有，所以先拆后建，那是前期的一个必然。”
“要是全部合法什么也干不成了，一座高层楼光施工起码要18个月，还不算要招标、设计和开建手续的审批。”大同市一位官员表示，没有这种拆迁力度，大同的城市面貌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宁挨一时骂、不挨千秋骂。”耿彦波常常以此抒怀，让他少了一点惭愧的是，大同年底应可做到当年拆迁当年入住。
对于大同的造城决策牺牲了一些民众利益的说法，4月24日晚，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耿彦波说：“拆迁户99％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的安置是以旧换新，以小换大，补的价比成本价要低得多，有些老百姓零成本以旧换新，而被拆的楼房90％不是完全产权，房子一推就倒，土楼没有钢筋。”
在南城墙下的一片废墟里，几位女人正在拆砖头；另一处，来自内蒙古的罗福领着10多位“破烂王”在即将拆除的楼下挖出沟槽，再用铁锤咚咚地扒拉出地下的铸铁下水管卖钱。两年来，他们赖以生存的办法就是拆除这座城市。
夜晚，阴影笼罩下，南城墙黑沉沉的，待修复的它宛若用煤块堆成。城墙下一片颓垣断壁，面对横行的铲车，家距城墙30米处的冯桂林平时靠吃低保生活，和这片废墟里坚持留住的10户人家一样，他正努力不让自己被步步紧逼的拆迁吞没。“修城墙、搞城建，给大同寻新路，大家都很支持，可是楼都没盖好，就要把房子哗啦啦全给拆了，你说耿市长是不是太急了点？”冯桂林说道。
“办多少事找多少钱”？
4月24日，耿彦波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大同将继续实施大投资方略。之前，在2月24日的市政府工作会议上，耿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实现“三名一强”发展目标。
上述会议资料显示，2008年和2009年，大同的城建共投入150亿元；从2010年后的三年，预计再投入350亿元，其中城市道路建设投资150亿元，包括拆迁、安置费用等；医院、学校、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200亿元；名城保护100亿元；市政中心、体育中心、法院、公安、政务大厅等政府的公共项目50亿元。在耿彦波五年任期内，大同市城建总投入将达500亿元。
据大同市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大同市国内生产总值是596亿元，财政总收入120.9亿元。
郭尚美是个政治老师，住在城墙东南角不远的一栋楼上，他非常佩服耿彦波的大手笔，愿意为城市的改变付出利益牺牲。但看着身边的巨变，他乐中带忧，“只有一个问题揪心：资金链不能断啊。”
这么多钱从哪里来？耿彦波的解决之道是，初步打算贷款100亿元（现已贷了七八十亿元），而政府每年可集中的可持续发展基金、预算外收入等是20亿元，五年就是100亿元；中央和省里拨付50亿元。
另外250亿元则来自“经营城市”， 耿彦波不回避城市建设背后强调土地财政的计算。他已将国土局下的土地储备中心从正科级升为正处级，并要求所有土地都归拢到土地储备中心。
2009年以来，大同市土地储备中心共收储了8000亩土地，其中大部分是国有存量土地。拿到土地后，耿彦波对土地价格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房地产开发每亩不低于200万元，商业用地每亩不低于300万元。“这一地价比2006年和2007年提高了80％左右。”大同市土地储备中心的一位官员说。
“原来大同土地收益才两三个亿，2009年达到30个亿。”耿彦波说，任内不让这个城市负债。
耿彦波在无数次的讲话中发问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办多少事找多少钱？”
但如今，一些人认为耿彦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些想法有想当然的味道，有人对旧城大规模的改造也有争议。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官员称，“大同没多少钱，就这个实力，试想，拿10元钱办200元的事太难、太不保险了，如果中途找不来钱怎么办？”
“大同在透支，是在负债投资建设，耿市长千万不能走，他要是被提拔了，那也许就把大同害了。起码让他把事干完，干完一届是最低要求。”在当地，不管是基层干部，还是搬迁户、出租车司机，纷纷如是表示。不少人开始格外关注耿彦波的动向。
而出于对耿中途离开可能导致政策生变的担忧，住在雁塔前街土楼里的36户居民一开始并不同意搬迁。他们要求政府先安置，然后再统一搬迁。但5月上旬，这批最后的钉子户也大都无奈地搬出了土楼。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4月28日，河北正定县决定花3亿元修复正定千年古城墙，修复原则是“修旧如旧”，按计算，修复1米古城墙需要资金近两万元。
耿彦波造城引人注目，但放眼望去，耿彦波已不是很特别。（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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