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余万里 孙明霞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落下帷幕。为期两天的会议取得了包括26项战略对话成果、五方面经济对话重要内容在内的丰硕成果。对话的成功再一次表明，在全球政治经济局势日趋复杂的后危机时代，唯有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方能共促合作双赢。在当前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60多个对话合作机制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其高规格和宽领域决定了它着眼于大局与长远的战略性，同时也是两国沟通机制化、关系成熟化的最重要标志。

　　国际舆论在关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同时，也提出不少质疑：200多人开两天的会，能有多少实际意义？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这些疑问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的本意。在短短的两天会期中，对话不能拘泥于细枝末节的争吵，而必然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研讨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事实上，这一对话作为“沟通机制”的意义要大于“谈判机制”。正如王岐山副总理所言：“对话不同于谈判，不以具体成果作为评价标准”，这场更侧重于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问题的对话，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双方能够在共同关注的长期战略和重大利益事项中加强沟通、增进理解。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认为，战略对话最大的价值是收获了中美两国官员之间面对面的关系，当遇到问题的时候，这样的关系能有效降低两边的误解。

　　在过去的9年里，中美关系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缺乏战略互信依然是干扰双边关系稳定和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今年年初，中美关系突遇“倒春寒”，军售、达赖等问题引发关系紧张，尤其是刚刚重启的军事交流再度中断，而军事交流一直被视为建立双方战略互信的重要环节。战略互信的基础并不在两国政府之间，而在两国社会和国内政治之中。事实上，在中美面向全球的战略合作日益加强的同时，双方国内都出现了极为强烈的互为对手和敌人的民意反弹，这两个层面上背道而驰的反差造成了中美关系“忽冷忽热”的复杂局面。

　　国内政治是一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当前中美关系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的难题，之所以很难通过一两次对话就能够得到解决，其深层次的原因即在于此。从宏观角度看，中美双方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经济社会体制以及国际地位的不同，在很多问题上存在认知和观念的分歧，使得中美在台湾、人权、贸易等问题上始终存在矛盾和摩擦点。

　　从决策过程中看，美国的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会、利益集团和国内立法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要取得国内政治的支持，并经过一套复杂周全的程序。因此即使在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最高级别的外交场合，美国也不可能就重大问题做出临场决策。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中国方面。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中美之间的合作早已超出两国的利益范畴，更关乎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脱胎于2005年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和2006年的中美经济对话，但不是之前两个对话的简单合并，它意味着一种机制的提升，更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成熟。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及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