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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能源安全与非传统的能源安全很难兼容。低碳这个约束条件的加入，增加了能源安全的复杂性，一国也很难完全实现传统能源安全和非传统能源安全的所有目标
上周，我参加了一个关于低碳经济和碳金融议题的圆桌讨论。由于与会者大多为金融界人士，议题更加侧重于碳金融和低碳经济下的投资机会。我感到，“低碳”现在成了一个“筐”，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大家对低碳经济很关注，但也有很多基本概念需要厘清。
我们知道，低碳经济因“碳”而起。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不断升高，全球平均升温不断提高，出现了气候变化问题。所谓“温室气体”，主要指《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六种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六氟化硫(SF6)、氢氟烃(HFCs)和全氟烃(PFCs)。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大约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0%。
因此，从本质上来看，低碳经济是一次能源革命，它要求人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实现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制度变革，追求绿色GDP，实现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而作为一个能源研究者，我更关心的问题是：低碳对传统的能源安全到底意味着什么？
传统上，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对“能源安全”的认识差异很大。比如，同样都面临“供应安全”，但前者的“供应安全”是以合理价格得到能源供应的可靠渠道；而后者的“供应安全”是通往市场和消费者的充足渠道，确认未来投资的正当合理性（并保护国家收入）。
以我个人的理解，传统的能源安全主要关注价格合理、供应稳定（主要针对能源来源地），对能源形式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特别是油气资源的安全。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清洁利用传统化石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成为必然选择。非化石能源形式——风能、太阳能等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减少碳排放，即属于环境友好型能源；缺点在于价格相对于化石能源较高，并且供应不稳定（主要针对其自然属性）。核能和水电既是非化石能源，也是环境友好型能源。但由于核原料的特殊性，核能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核泄漏以及核扩散的担忧，水电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水利开发对周边自然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影响。
所以，传统的能源安全与非传统的能源安全很难兼容。低碳是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是在原有的经济系统之中加入了一个新的更为严格的约束条件，实际上是提高了使用化石能源的机会成本。低碳这个约束条件的加入，增加了能源安全的复杂性，一国也很难完全实现传统能源安全和非传统能源安全的所有目标。
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需要保证以合理的价格维持稳定的能源供应来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能耗、降低碳排放速度，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重，应对气候变化。
显然，低碳影响到中国能源战略和能源安全的各个维度。按照国界划分，能源安全可以从国内能源发展和国际能源外交两个维度加以观察；按照所涉及领域，能源安全可以从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两个维度加以观察。
在经济安全与能源发展维度，低碳之下的能源安全要求国家必须改善能源结构（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清洁利用煤炭，大力发展非常规天然气），推进节能减排（把能耗指标和碳排放指标继续写入国家规划，并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合理分配减排指标），实行能源市场化改革，改善能源市场结构，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在经济安全与能源外交维度，要求国家采取措施保障能源价格稳定，参与能源价格制定，并通过国际谈判和国内碳市场建设保障合理的碳价；
在政治安全与能源发展维度，要求国家保障企业“走出去”，介入热点油气勘探地区，适度扩大化石能源进口，超前布局敏感地区的能源开发；
在政治安全与能源外交维度，要求国家保障稳定供应、来源多元化以及运输安全（通道和方式）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参与碳政治的博弈，争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则制定权。
总之，低碳时代的到来实际是给国家能源战略和能源安全提出了全新的课题，中国将面临来自传统能源安全的压力和非传统能源安全的挑战，也不太可能同时实现所有的能源安全目标。
（作者系经济和能源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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