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回流使中西部地区成为“价值洼地”

　　分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总抚养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年年度数据

　　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的人口增长趋缓，“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而人口红利期只剩25年左右。从人口地域分布看，人口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的人口红利高于中西部地区。人口流动的非均衡性是导致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流失的重要原因。人口回流将使中西部地区成为人口红利的“价值洼地”

　　⊙李长安

　　人口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人口的变动会对生产、消费和储蓄、进而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取得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拥有丰裕的人口红利，即数量众多而又廉价的劳动人口。

　　不过，中国的人口变动能否继续提供这种持久而且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增长动力，已经引起了国内乃至全球的高度关注。因此，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增长态势多样的具体国情出发，研究各地区间人口变动的差异，挖掘出人口红利的“价值洼地”，就能为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发展、继续保持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找到坚实的基础。

　　一、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的人口增长趋缓，“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而人口红利期只剩25年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开始逐年下降。1978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到2009年，已经迅速下降到5.05％。。从净增人口数量看，1978年，我国年净增人口达到1285万人，而2009年只有672万人。根据预测，在2015年左右，我国的新增劳动力人口将由正转负，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到来。

　　不过，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要稍长一些。测算表明，我国的人口总抚养比将在2013年达到最低值，此后抚养比将开始上升，在2035逐渐接近并超过53%的人口红利期标准。由此可见，在整个“十二五”乃至未来的二十多年间，我国仍将处在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低、储蓄率高的“人口红利”期。从人口学的角度看，未来的二十五年左右将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二、从人口地域分布看，人口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的人口红利高于中西部地区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200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12个，分别是河北（6.55％。）、山西（5.31％。）、福建（6.3％。）、安徽（6.45％。）、江西（7.9％。）、湖南（5.4％。）、广东（7.25％。）广西（8.70％。）、海南（8.99％。）、贵州（6.72％。）、云南（6.32％。）、西藏（10.30％。）、甘肃（6.54％。）、青海（8.35％。）、宁夏（9.69％。）、新疆（11.17％。）。这些地区除河北、海南、福建、广东、海南外，其余8个地区都属于中西部地区。相比之下，一些地区的自然增长率较低，比如北京只有3.42％。，上海为2.72％。，天津为2.19％。。

　　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指标。2008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3.1%。在分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数比率排名最高的几个地区包括北京（80%）、上海（79.1%）、天津（77%），广东也有7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9个百分点。与此对应，该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是西藏（53.9%）、江西（68.9%）、重庆（69%）、安徽（69.1%）、河南（72.3%）、湖南（72.8%）、广西（68.8%）、四川（%）、海南（70.0%）、甘肃（71.2%）、青海（71.4%）、宁夏（70.6%）、新疆（71.9%）。这些地区全部都属于中西部较为落后地区。

　　这个结果是令人诧异的：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要高于中西部落后地区。那么为什么越是落后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或者人口红利反而越少呢？问题的答案跟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迁移有直接关系。

　　根据我国的人口统计制度，实际经常居住在某地区一定时间（半年以上）的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人口，均可算作本地的常住人口。这样，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统计到流入地的常住人口当中。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的监测调查报告，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和本地非农从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合计一共有22978万人之多，这些流动人口有相当一部分被统计成为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

　　以北京为例，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有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人，而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达到了726.4万人，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36.8%。

　　衡量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指标是人口抚养比。2008年，我国的人口总抚养比为36.72%。比全国水平高的地区是安徽（44.63%）、江西（38.39%）、河南（38.25%）、湖南（37.33%）、广西（45.37%）、海南（43.85%）、重庆（44.84%）、四川（40.5%）、贵州（51.94%）、云南（42.88%）、西藏（40.09%）、甘肃（40.46%）、青海（40.03%）、宁夏（41.5%）、新疆（39.12%）。除了海南外，又全都是中西部地区。

　　这个结果同样是令人感到吃惊，这说明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负担要比东部地区沉重得多。不过，中西部地区的高抚养比主要来自儿童抚养比要高于东部地区，而这又是因为相对较高的出生率导致的。

　　三、人口流动的非均衡性是导致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流失的重要原因

　　人口并非是一种静止不动的资源，和资本一样，也具有流动性很强的特点。而人口的流动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口地域分布的结构。毫无疑问，中西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但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相对较低和人口负担较重的这种奇怪悖论，可以用人口流动的非均衡性做出较好的解释。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劳动力大迁移，“孔雀东南飞”、“百万民工下广东”就是当时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的真实写照。时至今日，东部地区依然是农民工最大的流入地。统计显示，2008年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71%，而中部只占13.2%、西部只占15.4%。

　　随着大量的劳动力流入东部地区，人口红利也随之迁移。毫无疑问，年轻而又素质相对较高的流动人口给东部地区带来了滚滚“红利”。从农民工的特征来看，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监测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其中，16-25岁占41.6%，26-30岁占20%，31-40岁占22.3%，40-50岁占11.9%，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4.2%。

　　人口红利为东部地区的“先富起来”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为流入地的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以广东为例，广东是吸纳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获得人口红利最多的地区。随着大量人口的流入，使广东省的劳动结构不断改善，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劳动结构效应，有关测算表明，流动人口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13.08％，最大达到22.55％。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东部地区长期占用了中西部地区丰厚的“人口红利”。

　　我们不妨对东部地区因占有更多人口红利带来的额外收益做一个简单的估算：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或9076万人在东部地区务工；同年我国的人均GDP大约为25000元。根据以上数据，我们估算出仅2009年一年，流动人口就至少给东部地区带来了近1万亿元的产出。

　　四、人口回流将使中西部地区成为人口红利的“价值洼地”

　　虽然总体上我国的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已经迫近，人口红利期不长，但由于各地区差异较大，因此能够在一些人口增长率较高、抚养比有下降潜力的地区，有效延续我国的人口红利。

　　近几年来，随着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一股劳动力流动的大转向也在悄然发生。统计表明，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减少888万人，下降8.9%；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则比上年增加618万人，增长33.2%，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比重上升到17%；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比上年增加775万人，增长35.8%，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比重超过了20%。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回流带动人口红利回归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人口红利回归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人口和劳动力结构也将得到有效改善。可以预计，随着越来越多劳动力的回流，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会有所上升，而人口抚养比则会有更大的下降潜力。再加上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这就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将会有所增强，并很快成为中国人口红利的“价值洼地”。

　　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的“价值洼地”还体现在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近十余年来，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增幅要高于东部地区，东中西地区人口素质的差距有所缩小。人口素质的提高对发挥人口红利的经济功能、适应产业结构的提高和优化具有至关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主要输出地的中西部地区，将降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成本和减少工作搜寻的成本，使中西部地区能就近享用本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此外，由于距离遥远，不少农民工为了到东部地区打工，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交通成本，而且由于人数众多，每年都形成规模巨大的“春运潮”，在短时间内给交通运输带了极大的压力。可以预见，随着农民工大规模的回流，交通运输的压力将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人口红利回归不仅具有极大的经济学意义，还具有重大的社会学意义。由于能够就近就业，就可以使得许多农民工的家庭不至于分离，离婚率将会有所降低，留守儿童以及农村空巢老人的现象也将大大减少。而这些又有助于增强劳动者的工作热情，缓解心理压力，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也有积极的帮助。

　　不过，必须引起关注的是，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这种有利条件能否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有赖于合理的产业政策和完善的劳动保障制度。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尽快将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将是中西部地区面对更多人口红利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