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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导演郭熙志:回到可触摸的生活细节

来源:时代周报
2010年08月12日10:57
          郭熙志,中国著名纪录片导演,被评论家誉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标志性人物。

  本报记者 谢培 发自深圳

  郭熙志从怡景路深处的那栋旧楼梯楼中走了下来。圆脸,平头,个子不高,身材相对于他45岁的年纪而言算得上精干。他正在打电话:“主任,我是深圳大学的郭熙志,我上次和您说过想带学生去你们医院急救部拍一个纪录片的事情啊……”

  这栋老楼是深圳电视台原来的职工宿舍。郭熙志招呼着记者进了家门,头顶那部硕大的SONY三色投影仪和几乎与客厅同宽的120英寸投影幕布记者早有耳闻。电视机旁竖着几款不同的摄影机,不太大的房子里到处是电影光碟。在书房,郭熙志指着新旧不一的几台机器对时代周报记者感叹:“你看,拍了这么多年纪录片,设备都换了好几代了。”

  换代的是记录的工具与载体,而十数年间不变的则是记录“变化社会中的人生和人心”。

  十三年未竟的《渡口》

  1990年,郭熙志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以硕士身份进入安徽省铜陵电视台,在当年火爆的《东方时空》的影响下制作了一些重视“故事”的纪录片。1997年,他参加了大师云集的首届北京国际纪录片研讨会,颇受震动。这之后,郭熙志开始自觉让镜头“跟现实发生很深的关系”。1998年,他25分钟的纪录片《渡口》获 “第三届中国纪录片大赛”唯一金奖,并入围第2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

  《渡口》取材于郭熙志的家乡铜陵,地点是有着140年历史的清字巷渡口,时间是渡口所属轮船公司实行股份制改制的1998年,事件是下岗工人砸了渡船,渡口被迫停渡。郭熙志没有拘泥于“三一律”,而是选择受到停渡事件影响的三个家庭作为“人物”,用镜头“关注拍摄对象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自己生存的选择”。

  在文化界渴求真正纪录片的时代,《渡口》一出世就备受关注,评论家李陀称其开启了“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潮流;中国纪录片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撰文称,《渡口》预示着当代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运动的开始。

  获得如此多奖项和赞誉的《渡口》只拍了两个月,一部更具时间性的《渡口》依旧在拍摄中,十三年间,郭熙志频繁回乡,从未停止过对这三户人家的“追踪”,在更长的时间跨度里展示着生命群体在急速变革的社会中的变迁,也从更丰富的角度见证了这个急速变革的社会给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心灵带来的复杂影响。郭熙志对时代周报记者描述说:“(在拍摄)中间,有一个家庭的成员全部死亡了。有一个家庭从穷人变成富人,然后家里人开始分裂,有人在外面找小蜜,开了一个大饭店,兄弟间也不一定是和睦的,弟弟在广州,他经常问我借钱。还有一个家庭,(男主人)原来是渡口的承包人,他儿子现在已经当兵两年了,他跟我喝酒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十七八岁的小孩有着不应该这个年纪所拥有的心态。”

  在郭熙志眼中,这么多年来,中国在“大国崛起”和GDP高速增长之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来自底层的“人生和人心”的纪录:“这个社会的巨大财富积累跟他们毫无关系,他们仍生活在街头,第一代人下岗了,第二代人仍然在街头混。”他说,“《渡口》可以一直拍下去。”对于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而言,郭熙志未竟的《渡口》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史诗,但绝对是不可忽略的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浓缩的真实纪录。

  纪录片要放弃主题先行

  1998年,郭熙志又在自己的家乡拍摄了《迁镇》,纪录了大通镇镇民反对拆迁,并与拆迁方拉锯的过程。无独有偶,另一位纪录片导演王兵,在1999-2001年间将镜头对准沈阳铁西区的变迁,纪录成片9个小时,取名《铁西区》。

  1999年,郭熙志调动至深圳电视台,担任纪录片导演和总监助理。刚来深圳的几年内,郭熙志拍摄了小女孩拒绝被学校、母亲、媒体树立为典型的《典型》,中年男厌倦了平淡生活出外创业、闯世界却又回到生活原点的《回到原点》。但这之后,他的镜头好像沉默了。

  2009年,郭熙志离开了深圳电视台,离开了从业二十多年的媒体,进了大学当了教授,教纪录片创作和影视写作。在谈不上新潮的书房中,那部为了剪《喉舌》而购置的新款苹果台式机显得格外亮眼,旁边一沓厚厚的文稿,是他为纪录片《喉舌》所做的功课,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光打印就花了六千块。”不久前他的这部最新作品获得了第三届华语纪录片节“长片竞赛单元”的季军,第七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长片竞赛单元”特别提名奖,还入围第七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

  更多人被《喉舌》吸引,也许是因为它的纪录对象。郭熙志将镜头对准了自己在深圳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第一现场》的同事们,整个拍摄时间跨度有四年,从第一个月的完全不停息拍摄,到中间各个阶段事件的拍摄,积累了160多盘磁带的素材最终剪成3个小时的片子,片名从《第一现场》、《社会新闻》、《记者》、《单位》直至现在的《喉舌》。报道《喉舌》的香港媒体更关注纪录片所表现的整体对象,但郭熙志在2006年就曾撰文说:“放弃主题先行,回到可触摸的生活细节,纪录片才有真正的意义。”时代周报记者说,《喉舌》其实记录的是环境中的个人,最终的落脚点是“人文关怀”。郭熙志高兴地叫道:“你看懂了!”

  自己的延伸与碎片

  郭熙志将自己的同事们在工作、休息、娱乐、聚餐时的状况都摄入了镜头,有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镜头的存在并有着隔阂感,更多时候他们像忘记老友一般忘记了摄像机。在郭熙志的镜头中有着很多鲜活的、耐人寻味的细节:有的在派出所一边拍摄一个为挽回男友而报假案的女孩,一边对其进行道德教育;有的担心自己“进入历史”而谈论理想;有的同事在工作过程中被保安“盯梢”;有的在人前人后说着截然不同的话语;有的在深夜加班时说着“粗俗”的笑话;有的每天穿着不同的衣服干着看上去同样的事情。他们在酒桌上互相较劲,在工作中互相帮助,在其中一人去世后集体黯然神伤。郭熙志说,这就是刘震云小说《一地鸡毛》中,人与人相互厮咬又相互拥抱、相互折磨又相互抚摸、相互监视又相互勾结的真实呈现。

  记录者并不能保持完全的客观与冷漠,郭熙志是带着感情去拍摄《喉舌》的。逝去的同事让郭熙志也感触颇多,他开始下定决心剪片,还选用了一个长镜头来作为《喉舌》的结尾和对自己一段漫长时光的告别:午休时间,他举着相机游走于《第一现场》办公室内,许多同事躺在小小的工作隔间中休息,少有的几个已经起身—这让人想到之前去世的同事。

  《喉舌》中还能看到导演人到中年的困惑,郭熙志说拍摄的过程也是治疗自己的过程: “其实,人人都一样,所以这里面我拍摄的所有人其实都是我自己,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延伸,或者我自己的碎片,我不比他们更伟大,我无非就比他们看得更超脱一点、逍遥一点,但是这个逍遥同时也是脆弱的。作为脆弱的人,我和我的同事拍的这样一个东西表面上看,可能让人觉得不够猛烈、不够过瘾,但是我觉得其实已经做到圆满了。”

  “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拍别人,其实是在拍自己。有人说拍对方、拍同事是一种剥削,接下来我要拍一部关于我的片子,就是摆平这个说法,我不仅仅要剥削别人,我也要剥削我自己,大家可是个平手,把大家赤裸裸地全部放在一起,完全亮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理解。”郭熙志说,如果《回到原点》是对外的审视,《喉舌》是对一个集体包括他自己的纪录,接下来一部片子《出窍》,就是对自己内在的观看。“这三部,算是三部曲吧。”

  实习生谭锦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刘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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