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汇率法案众院“过关”贸易保护抬头风险持续

　　美国此时提出特别关税法案，将全球汇率战推向一个高潮。北京时间9月30日凌晨，美国众议院以348票赞成、79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HR2378法案，该法案允许国内工业对来自于所谓“货币根本性低估国家”(如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在近期多国实施干预汇率措施以压低本币币值的背景下，美国此举将全球汇率战推向一个高潮。

　　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30日表示，该法案不能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国从未以低估人民币汇率的方法来获取竞争优势，对华贸易逆差并不能成为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以汇率为由展开反补贴调查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中国美国商会当天在发给本报记者的一份声明中明确表示反对该法案，称人民币升值不能显著增加美国就业。展望未来，与记者连线的多家外资银行专家表示，HR2378法案的影响可能有限，但美国贸易保护抬头的风险仍将持续。

　　人民币升值不能增加美国就业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乔虹对记者表示，汇率和贸易制裁措施远非解决结构性储蓄失衡、让逆差国重获制造业就业岗位的简单应对之策。高盛此前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相对于美国的竞争优势已经恢复至接近2002年的水平，这意味着眼下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的必要性已有所降低。

　　“我们发现，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经验而言，都没有证据显示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是收窄顺差国与逆差国储蓄———投资缺口的必要手段。而且即便是在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之后，美元的大幅贬值似乎既未收窄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也没能为其制造业重新创造就业机会。而如今借人民币升值来逆转全球化以及外包趋势、重启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希望则似乎更加渺茫。”乔虹说。

　　澳新银行环球市场部中国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则认为，过大的外部压力并不会带来人民币升值，而是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他的理由有二：一是汇率问题牵涉到主权问题；二是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帮助美国大幅度减少其贸易逆差和真正降低失业率。因为即使人民币升值或者针对中国出口的报复措施可能导致中国对美出口的下滑，也会有其他国家愿意承担中国的角色，来为发达市场提供低成本的商品。“我们相信，人民币的逐步升值是由国内因素而非外部压力推动的。这些因素包括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健康快速的经济增速以及不断上升的大宗商品价格。”他如是说。 据悉，在获悉HR2378法案众院过关后，中国美国商会与8位前美国商务部长及美国贸易代表，以及众多美国贸易协会和商业团体都表示反对。代表着1200多家在华从事商务活动的美国企业的中国美国商会发表声明称，该法案即使成为法律也无法实现其目标，不能显著提高美国的就业率，反而会将数千个与出口相关的就业岗位置于风险之中。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金声呼吁参议院充分审议该提案，并希望其不要推进立法过程。

　　汇率法案短期难获参院通过据悉，该项汇率法案是由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去年5月份提出的，已于9月24日获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通过。鉴于美国就业市场仍然低迷，近期美国政府的政策重心转向如何在不增加预算成本的情况下创造就业机会，此前包括高盛在内的多家外资银行已经预计到该法案将在众议院顺利过关。与前几年提议的汇率法案不同，此项法案并非旨在针对所谓“货币低估国家”的出口商品全面征收惩罚性关税，而是要求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确认哪些国家的货币被低估或“失衡”，并最终允许美国工业企业通过商务部针对这些国家的进口商品申请关税保护。

　　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HR2378法案下一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案如在参议院也获通过，将提交给总统签署成为法律。鉴于国会中期选举即将在11月份举行，参议院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通过该项法案，况且众参两院的版本略存差异，要在其间达成一致意见也需要时间，乔虹预计该法案至少在短时间内很难获得参议院通过。而在中期选举后，因紧迫性可能会下降，该法案获得通过的概率会更小。

　　此外，乔虹还预计，如果共和党像许多观察人士预计的那样成为众议院多数党并在参议院的席位明显上升，那么此项汇率相关法案背后的支持力度也会逐渐减弱。而且即使该法案在今年年底或2011年获得通过，其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至少在12个月之后才会显现，而且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因为立法批准流程以及各行业申请的过程可能耗时漫长，并且中国可能就此将诉诸世贸组织裁决。

　　中美贸易摩擦仍将继续虽然此项法案最终不太可能付诸实施，但在G3(美欧日)国家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针对中国贸易摩擦的升温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消散。根据高盛专家的观察，过去50年来高失业率和美国政府提高保护性关税之间具有较高相关性。 “由于我们仍预计美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的疲软还将持续一段时期，尚不能完全排除汇率法案中部分内容今后重回双边谈判桌的可能。此外，11月11日在首尔召开的G20峰会上，其他国家可能会加入美国的阵营并表达其对于中国当前经常项目顺差的担忧。这表明各国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政策干预措施来加快全球经济恢复平衡的步伐。”乔虹说。

　　乔虹预计，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速度放缓，经常项目盈余国可能会受到来自面临严重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问题的逆差国的压力。除了要求顺差国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出口依赖度之外，贸易逆差国也会倾向于要求其调整汇率，以减少来自国内选民的压力。与财政刺激政策相比，逆差国政府将胁迫汇率调整看作是一个既可创造制造业工作岗位又不增加财政成本的理想方式。

　　解决失衡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在乔虹看来，解决全球贸易失衡的关键在于顺差国及逆差国都要进行储蓄———投资调整。鉴于中国的储蓄率过高，降低总储蓄规模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特别是要减少政府及企业储蓄，以此降低外部失衡，并让消费逐渐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引擎。在顺差国进行调整的同时，乔虹认为，逆差国则需要增加私营和公共领域的净储蓄规模，以弥补早些年的储蓄不足。

　　而根据IMF驻华首席代表李一衡的最新研究结果，全球货币差异和全球失衡存在反馈循环的关系，纠正失衡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首先，全球货币政策与亚洲净储蓄/GDP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亚洲庞大的经常账户顺差部分归因于全球货币扩张。其次，政策的内部联系表明针对资本流动，除了要调整汇率外，还需要干预。由此建立的储备使大量的美元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导致美国政府证券的低回报率。最后，大量资本回流国际金融市场反过来又加剧了全球的流动性过剩，从而影响亚洲国家国内的货币环境，反馈循环由此形成。因此，李一衡认为，全球为实现再均衡的政策协调需要全球和国内货币政策的再协调，减少全球流动性过剩有利于降低全球失衡。(记者 袁蓉君)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