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辉：决策民主化可作政改着力点

　　需要将人大、政协做实，切实发挥其作为民意实现机制和决策监督制约机制和民主协商机制的作用

　　【财新网】（记者 杜珂）“决策民主化是能够找到官民共识的改革，应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周光辉在10月29日召开的“中国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建议。

　　在周光辉看来，政府制定更加符合民意政策的愿望与民众权利意识增强的参与要求，使得决策民主化改革最能形成各方共识，规避当下改革动力不足而裹足难行的困境。而且，决策民主化改革以党内民主为基础，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联系起来，能够保证一党执政和公民参政之间的平衡，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稳定，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发展方向。

　　“一些地方政府有着为老百姓做实事的善意，但是，由于不了解对方的需求，做的‘好事’有时并不受老百姓欢迎。因此，制定关系到民生的公共政策时，应从立项开始就需要通过一套严格的程序，建构多样化的民意表达和公民参与机制，听证会、专家咨询要有广泛的代表性，特别要有利益相关方参加，将老百姓和政府的想法结合起来，这样的决策效果好，可以规避政治风险、降低管理成本。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与地方政府的领导单方面决策，缺乏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良性合理的互动有关。”周光辉告诉记者。

　　周光辉介绍，关于决策民主化改革，可最早见于1980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后，1986年，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发表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十多年之后，中共中央十五大后重提这一改革内容：“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并于中共十六大对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提出了总体要求，中共十七大，进一步具体化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决策民主化，将有望使决策由权力机构主导演变为公众参与，使高度集中、封闭、少数人做决策的“黑箱”机制演变为民主、开放的阳光“机制”。

　　他说，目前，中国的决策民主化改革正沿着民主立法以及民主决策两个路向，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铺开。典型体现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境内外先后召开座谈会、研讨会1800余次，参与人员35000余人次，经过40轮大的修改，两次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且吸纳可行建议；一些地方政府自发探索参与式预算改革、开放式决策等等。

　　不过，近来多地发生的被拆迁户自焚事件，以及听证会“凡听必涨”现象，彰显了民众如何参与到立法和行政决策中，依然由“官员”说了算，而非法规说了算。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的“决策民主化改革”有着极大的改善空间。

　　除了细化决策民主化的程序性规定、对政府机构不实施公众参与的救济机制，周光辉建议：“这需要将人大、政协做实，切实发挥两个体制内作为民主协商机制、民意实现机制和决策监督制约机制的作用。另外，推动党务政务公开，增强决策透明度，并构建起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过程的可行机制，提高决策体制吸纳各种利益诉求的能力。”

　　本次会议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共同举办，为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的政治发展：多视角的观察”课题的研究成果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