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企业家遭遇裸捐

　　在理性、成熟的慈善文化土壤还没有养成之前，类似“裸捐”这样的慈善之举很有可能继续被中国企业家所抵触

　　All or not？这成为最近国内很多富豪最怕听到的一个选择题。因为在这个选择题的背后有一张来自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慈善晚宴邀请函，而这张特殊的邀请函又被引申出一个关键词：裸捐。要么不捐、要么全捐，似乎像俄罗斯轮盘赌一样，没有别的答案。任何采取折中方案的富豪都会被外界质疑，质疑他们的社会责任、慈善爱心、道德水准，甚至财产的合法来源。

　　和者寥寥，驳者也寥寥，但舆论的热议却愈演愈烈，这种反响程度大大出乎晚宴主人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意料。而这场争论带来的冲击不仅仅是中国数十万个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更是对中国企业家进行财富分配的态度和方式进行了一次脑力激荡。

　　“被劝捐”的恐慌

　　事件的由头来自今年6月中旬，盖茨和巴菲特率先在美国发出“捐赠承诺”，邀请美国众多超级富豪与最富有的家庭参与，呼吁像他们一样有着巨额资产的富人们把一半财富捐赠出来，用于慈善事业。截至8月4日，盖茨和巴菲特共获得近40位资产超过10亿美元大佬的公开承诺。在今年初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盖茨第一次公开表达了想来中国游说富人热衷慈善的意愿。他在论坛的记者招待会上告诉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我肯定会去中国，告诉他们我究竟有多么热爱慈善这项工作?我们将和有意走进慈善事业的人们促膝而谈。”

　　有趣的是，当二人宣布将在中国举办慈善晚宴，邀请50名中国富豪参加时，这其中的很多人认为晚宴主题是“劝捐”——给组织方打电话的举动证明了他们的忧虑和忐忑。在众多中国富豪的眼中，这场由“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举办的“慈善晚宴”却似乎是一场特殊的“鸿门宴”。据说盖茨与巴菲特已经向数十位中国顶尖富豪发送了一封亲笔邀请信函，且注明“无需做出任何慈善承诺或是进行捐款”。可是，部分被邀请的中国富豪依然婉拒邀请。

　　对此，两位发起人巴菲特和盖茨不得不公开澄清，“事实并非如此”。在某慈善论坛上，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区主任叶雷也回应称，“盖茨和巴菲特最初的本意只是在他们访华办理其他事务期间，组织一次与慈善事业相关的聚会，并没有打算要说服中国富人进行慈善捐款，更不会像在美国那样，动员富人进行财富捐赠承诺。”

　　不过有中国媒体的评论认为，这种澄清是多此一举。就像中国人喝酒时的劝酒一样，捏着对方鼻子，逼他干完二锅头，是劝酒；端着香槟杯，走到对方面前，向他微笑，也是劝酒。

　　被誉为“中国裸捐第一人”的陈光标对富豪怕捐的心态进行了分析：“情况有两种。第一种，他捐了以后怕显富，怕显富之后税务部门查，怕有关部门索捐，怕惹麻烦上身。第二，有的想捐，但是捐到哪里、钱怎么用他不明白。”

　　陈光标说的也许有一定道理，在今年9月初，瑞士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组织完成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富豪的“灰色收入”有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对于中国富人来说，一旦公开行善无异于自找“聚光灯”，可能最后被“围观”的不只是巨额财富，还有自己不为人知的“财富秘密”。

　　慈善缘何成为舶来品

　　这次事件让中国企业家不知所措，这种不知所措是对环境感到不安全？还是对这种形式的不信任？我们不禁要问：慈善到底是中国的原生态还是西方的舶来品？

　　“仓廪实而知礼节”，这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的一句话。意思是，人富了才会懂得礼仪、慈善。而在许多文艺作品中，中国古代“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的“大善人”屡见不鲜。

　　因此在探讨中西方慈善差异这个话题时，文化的差异不得不提，西方的慈善有一定的宗教和道德的激励，“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其实本来就是上帝给的，这有一些宗教伦理的激励。而中国人“不露财”“钱财留后代”的传统文化习性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如费孝通先生在 《乡土中国》中所说 “圈子意识”的局限性，导致了中国人慈善意识的淡漠。不过也有人反驳。为什么同为华人圈子，香港人却被誉为“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人口之一”，每年港人捐赠善款高达100亿港元呢？

　　有浙商对媒体表示：“企业家都是在商言商，利字当头，有好处才做的。”很多富商的捐款大多出于如此动机，中国的捐款是有很多实用主义的考虑，甚至有政治需求。

　　胡润认为，差异还在于中国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在英、美等国家能见到四代、五代、六代的企业家族。“中国的企业家们拥有真正的经济实力也才十多年，还处在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像西方国家，它是一个维护财富的阶段。”

　　此外，在目前法律制度上也有漏洞，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只有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并应捐款人的要求时，政府才有权接收捐款。“在非灾‘和平’时期给政府捐款，背后可能是一种隐蔽的钱权交易，或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或谋求人大、政协的头衔，还可荣登‘慈善家’排行榜。这种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也破坏了慈善的规则。”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表示。

　　事实上，也有许多中国富豪也曾有过和陈光标类似的慈善行为，就是拿出企业的利润或个人的资财，直接向社会捐赠款物，使一些人直接受益。但在有过这些经历以后，他们的慈善观发生了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家对慈善的认识已经在成熟，但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制度和环境需要规范。

　　比裸捐更重要的

　　目前公开表示要裸捐的只有陈光标和爱国者总裁冯军，以及香港演艺圈大哥周润发。据陈光标表示，目前已有超过一百位的国内企业家通过来信、来电、传真的方式响应其“裸捐”的号召。这些企业家主要分布在房地产、化工等行业，他们不一定都是大富豪，资产从几百万元、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不等。但是，这些表示“裸捐”的企业家、演艺明星中获得巴菲特和盖茨晚宴邀请函的只有陈光标一人。

　　在获得邀请函的中国富豪中，明确表示拒绝的只有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是的，我前段时间就收到了有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亲笔签名的邀请函。不过，我已经拒绝了，因为我要去国外参加福布斯CEO大会，时间正好冲突了。”虽然不能参加慈善晚宴，但宗庆后对于慈善有自己的看法。

　　相比捐献资产的慈善行为，宗庆后认为当下中国更大的慈善是做大、做强企业，也就是要持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企业家若把钱用来投资，就能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多财政收入，这才是更为可行的慈善行为。

　　如果说陈光标的慈善观是高尚的，那么，宗庆后的慈善观则是实在的。当然，高尚的不一定不实在，实在的也可以是高尚的。据了解，宗庆后的观点得到许多中国企业家的认可，他们希望从全面的角度来认识和实践慈善，甚至裸捐。

　　有专家甚至为企业家的慈善步骤进行了更详细的排序：1.是否给消费者提供了合格的产品；2.是否保障了员工的基本权益；3.是否给投资人创造了利润；4.是否承担了环境保护的责任；5.是否依法纳税。在专家看来，上述5项，属于企业必须履行的强制性社会责任，慈善捐款则属于“自我担当的社会责任，完全出自包括富人在内的一切公民的自愿”。

　　“现实情况是，中国企业基本社会责任还没有履行好，外部评判却出现了本末倒置，把本该属于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到前面。如果用挣来的不义之财捐款，那不是慈善，叫伪善！”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表示。

　　因此就当前而言，比起“谁来参加晚宴”“下一个捐的会是谁”来，还有更值得我们关切的。美国学者卡罗尔指出，必须明晰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企业金字塔形的责任结构中，经济责任是基础也占最大比例，法律的、伦理的以及慈善的责任依次向上递减，并且给出了4: 3: 2: 1的大致权重。可见，对企业家来说，一方面慈善是一种应该追求的道德境界，但这毕竟是一种最高要求。可是在不少民众心中已然形成认识误区，认为慈善责任就是企业、富人社会责任评判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一个企业如果连最基本的经济价值都不能创造，法律和市场伦理都不能遵守，又遑论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