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淮子：“削削垫垫”难解分配不公

　　“不着急，慢慢来，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改革初期流行一时的理念现在行不通了。中国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水黯流急，既没有了可以垫脚的石头，也再容不得气定神闲与徐图待缓。为什么？时不我待，老百姓等不及了。

　　就以分配制度改革而言，有一种准官方的意见，谓之再经过两个“五年规划”，通过“垫低削高”的改良，到2020年后，再逐步“健全”“完善”，最后（未列出在第几个五年规划期）达到“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这堪称一个中规中矩的完美设想。此意见想必“甚合上意”，因为既坚持了“改革”，又把一个难缠的“烫手山芋”甩了出去。问题是在基尼系数已越过危险“红线”，因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积聚起大量社会矛盾的中国，民众还有多大忍耐力接受这种狐步舞式的优雅改良？如果说三十年前我们一无经验和认识，不得不采取“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模式还情有可原的话，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各类转型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与教训，中国改革也已进入了啃“硬骨头”的全面攻坚阶段，依然不能直面社会痼疾而采取避重就轻、弃险图安的策略，不是出于对民生诉求的漠视，就是有意采取鸵鸟战术对老百姓来说，这意味着得继续忍耐敷衍与拖延；对官方而言，则也不过是自我麻痹、侥幸一时的苟安之计。

　　说老实话，今天中国的分配问题绝不只是薪酬、养老金、个税这些具体领域的问题，也不是仅仅通过“垫低削高”的改良就能解决的技术问题。中国分配不公的源头在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在于垄断压制了市场自由公平的竞争，而且问题已达阻碍改革发展，涣散民众凝聚力与社会和谐的严重程度。根子在于我们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至今并未做到实行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反倒在“转型”中纵容了权力资本和垄断的肆意扩张。可以说，如今不同社会群体的分配已不在同一个基本盘面上（可以查查某些权贵和垄断行业中人，他们的薪酬或合法收入在整个个人收入或资产形成中所占比重如何），所谓“公平”自然离国人而远去。

　　历经三十年改革，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计划”的影子虽然减少了，可“权力”的色彩却始终未曾褪去，并在有些领域、场合甚至愈演愈烈。譬如，近年来各地频频发生的充满血腥气息的强拆事件，以及潜藏在地产财政背后的强大权力阴影等便是突出例证。就这样，当人们透过媒体报道甚至亲身经历感受到权力任意改变游戏规则，垄断鲸吞其他社会成员生存空间的事实时，在震惊与无奈之余，自然会在内心深处浮现如下疑问：当权力和垄断在经济生活中的话语权、影响力愈益膨胀的情形下，怎么可能营造一个公平的分配环境并实现分配程序和分配结果的公平公正呢？同时，对于这种已经渗透表皮、深入脏腹的社会固疾，期望不进行重大手术而仅仅依赖贴几贴药膏“消炎止痛”，或是凭借“削削垫垫”的改良手段加以医治的举措又岂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首先得剥离权贵与资本，让权力远离市场；同时（即便不能完全消除的话，也至少）要把垄断赶进最狭小的“笼子（即非竞争领域）”里，以确保市场中各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这样在初次分配中，构建起对所有社会成员一视同仁，体现机会均等、规则平等的进门阶梯，而后方能有望形成大体公正的分配格局。

　　应当承认，现实社会状况下即使拥有程序公平仍不能完全保证结果的公平。这是因为对每个人来说，由于自然禀赋和机遇惠顾的不同，还是会造成人们贫富差异的存在，这也是世界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客观现实，正因如此，才有了需要国家或公正的社会机构出面采取再分配或二次分配政策及行动的必要性。在现代国家或现代社会，这首先表现为使用税收调节杠杆，比如实施累进所得税及针对富人的奢侈消费税或遗产税等，其次就是建立完善普惠制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旨在进一步削除过度悬殊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特别是保障自由竞争下弱势群体的利益。然而，这些制度安排只是对初次分配结果的一种调节和救济，其作用毕竟有限。就好像在进行了一场不公正比赛的基础上，人们想事后纠正其偏差与错误当然并非易事。相反，如果人们事先规定了大体公正的比赛程序和规则，其结果不难预料，同时，即使出现了意外状况，要想采取第二步的行动措施也不至过份艰难，甚至是无从着手了。可见保障初次分配的公正性在整个社会分配中的重要意义。

　　说到底，在资源、资本、劳动、知识等多种要素参与社会分配的现实世界，要实现初次分配的公正性，最重要的是需要构建和开放一个公平交易的市场，使各种要素在交易中依据自身的真实价值，形成合理的价格，并取得公平的收益。在这过程中，一定要排除权力、垄断等人为因素的干扰和扭曲，一旦介入了此类因素，一切公平公正就会退避三舍，甚至荡然无存。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的始发根源恰恰在于权力介入市场，垄断遏制竞争，并在初次分配阶段就明显产生了扭曲作用。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辨明和正视病根，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依赖削削垫垫的“消炎止痛法”来希图内伤外治、重病轻治或缓治。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并不畏攻坚，凭借三十年改革已经奠定的良好基础为出发阵地，继续向纵深推进，排除万难打造一个不受权力干扰腐蚀的、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系。

　　作为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尤其要下决心切断与旧的传统经济模式相联系的脐带，防止将“有缺陷的基因”输送到新的经济体系中来，这正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最关键的任务。要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治的一系列手段将权力、垄断等非市场因素从市场清除出去。权力只能作为规范、监督市场的力量置身市场之外，绝不允许其纠结资本在市场中兴风作浪，若如是，还有什么公平可言？至于垄断，人们发现它总是与权力如影随行，在当今中国只不过是权力的另一种化身而已。为此，只要把权力的边界划清楚、限制好，驯善垄断这头巨兽并不困难，更不至于让它轻易越出樊笼而称霸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