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准噶尔：“动物天堂”濒临绝境

　　新疆准噶尔盆地卡拉麦里有蹄类动物自然保护区曾是动物天堂，如今盛景不再，其原因在于新疆生物多样性保护后继无人，执法不力，更有开矿者肆意妄为，甚至有森林公安和地方官员公然盗猎

　　时值初冬季节，216国道两旁，荒凉一直延伸至天际线。年轻的维吾尔族向导吐木汗等待了很久，没有任何动物闯入视线。

　　这里是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卡拉麦里有蹄类动物自然保护区，位于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核心区域。它曾经是祖辈们口中的动物天堂，蒙古野驴、盘羊、野马、羚羊等动物群落在此生生不息。但如今，吐木汗说，“一年在这条国道上走几回，没看过几只。” 除了零星的驼绒藜和沙蒿，这一片保护区更像是没有生机的死亡荒漠。

　　多年前的景象并不是如此。53岁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新疆动物学会副理事长马鸣说，他就在荒野上看到过奔跑的大群野驴，野牛更是遍地都是，甚为震撼。

　　很快，公路修进保护区，火车通了，游客和采矿者越来越多，“再然后，动物就没了”。回忆起多年来卡拉麦里的变迁，马鸣用了“很痛心”三个字。

　　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生活的许多物种，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更有甚者，本刊记者了解到，身为执法者的森林公安带头或参与违法的事情，在新疆也时有所闻。

　　被忽视的土地

　　在许多中国人眼中，云南是当之无愧的生物多样性大省。但马鸣认为，新疆的物种无论从种类、数量还是特征上看，丝毫不逊色于云南。“新疆的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等因素，决定了分布着既丰富又独特的珍稀野生动植物，哪怕一只老鼠也是很罕见和特化的。”

　　由于地处亚欧大陆中部，新疆的许多物种相应地打上了“欧洲、亚洲”两块大陆的烙印，例如雪鸡、雪豹、跳鼠、沙鼠，野马，甚至还有很古老的物种，例如鼠兔，无论从保护还是科研角度而言，都很珍贵。

　　漫长的岁月中，新疆的自然环境相对原始封闭，这意味着动植物的生存压力较小。但也正因为原始，生态脆弱性反而更大。

　　近几十年，新疆的环境遭受很大破坏，许多物种处于灭绝与濒临灭绝的境地。新疆虎、野马、普氏原羚、赛加羚、三叶甘草……新疆已灭绝物种名单上，种类正在逐渐增加。新疆大头鱼、野骆驼、雪豹、盘羊、雪鸡、鹅喉羚、肉苁蓉、麻黄等动植物，处在濒危状态。其中野骆驼和雪豹等物种的数量下降速度飞快，现存数量甚至低于大熊猫。

　　在马鸣看来，滥捕乱猎、生态环境恶化、过度开采、放牧、外来入侵等原因，危及了这个孤独的生态环境。据初步估算，近十年来由于滥捕乱猎损失的马鹿近10万头、盘羊2万多只、鹅喉羚近50万只、雪豹约4000只、藏羚近5万只、野骆驼和野驴分别近1000头。尚有大量其他种类，如塔里木兔、雁鸭类等被过度猎杀，数量下降也很惊人。

　　大规模掠夺性的采挖，还使得许多特有资源植物面临枯竭境地。以甘草为例，上世纪50年底初期新疆甘草资源约200万公顷，如今已不足40万公顷。统计表明，新疆甘草、麻黄的年采挖量分别为5万吨和6万吨，而甘草和麻黄的年生长量分别只有1万吨和2万吨。

　　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却始终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仅就民间组织数量来看，在新疆进行物种保护的机构，远远无法比肩云南、四川等地。

　　实际上，新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本刊记者了解到，目前活跃在新疆物种保护研究领域的，仅有马鸣和同事阿不力米提•阿布都卡迪尔等少数科学家。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新疆自治区环保厅生态保护处副处长赵志刚无奈地表示，“我自己也说不清新疆究竟还有哪些物种。当初一起从动物系毕业的同学，几乎都转向其他领域。这是一个留不住人的地方。”

　　缺位的保护

　　上世纪50年代末，曾绝迹于新疆的野马种群，经过从欧洲引进和人工圈养，重现生机，奔跑在卡拉麦里的荒野之上。然而，这些驯养过的野马，从本世纪初开始，生存状况又开始走下坡路。

　　先是216国道建成通车。建成不久，屡屡发生野马等动物被撞死的事故。后来，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出于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安全的“好意”，在国道两旁竖立起延绵至天际的铁丝网，将保护区分为南北两半。

　　这一隔就隔出了问题。马鸣告诉本刊记者，这种简单而粗暴的方式反而加速了物种的灭绝。“迁徙是动物的本能。迁徙路线的人为分割，导致动物间的遗传多样性丧失。公路联网化、破碎化导致物种之间没法交流和交配，繁殖越来越困难。最后只能近亲繁殖，最终就会灭绝了。”

　　当地的牧民对此也感到十分不解。吐木汗告诉本刊记者，有人曾尝试剪断铁丝网，让动物们可以自由地在夏天选择夏草场，冬天选择冬草场。保护区管理处也曾尝试开几个口，建立通道让动物可以迁徙。

　　“但动物很难跨越过人造公路，本来数量就不多，又被撞死了一些，结果是越来越少。”吐木汗说。

　　不到一人高的铁丝网，中止了动物的迁徙脚步，却无法阻止前来新疆“淘金”的投资者。

　　开矿是其中最受诟病的开发方式。“过去勘探条件达不到，找不到矿，或者技术手段比较落后。我们经常去南北疆，以前很多区域都是无人区，现在都有人，都是开煤矿或者金矿等稀有矿。有的承包给开发商，有的干脆一次性买断慢慢挖。”马鸣说。

　　本刊记者沿途看到，在蕴藏丰富煤炭资源、素有“塞外江南”之称的伊犁河谷，露天煤矿相当普遍。

　　开矿者无处不在。他们机械化程度相当高，通常采取“快速破坏，快速撤离”的模式。很快开出一条路，进行开采；一旦发现所获很少，迅速放弃，转投其他地点。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汪松告诉本刊记者，这种方式破坏程度最高，“环境污染尚可以通过投资大量资金进行治理，这类开发直接揭开地表，面临的是永久性无法复原的危机，有钱也没有用”。

　　开矿者甚至将目光投向自然保护区。按照1994年颁布实施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开矿等活动。但逐利者总有办法。过去一年间，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竟然三次更改界限，改变范围，使开矿者从中获得了便利。

　　知情人士透露，一开始保护区管理还比较严格，严禁任何开矿者进入最具有保护意义的核心区，再后来，当地政府和保护区管理者便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前还打打报告，后来报告也索性不打了”。

　　该人士表示，这直接成为该保护区申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受阻原因”。当时新疆自治区发改委的意见是将保护区范围进行重新划分，面积比原本减少近三成，但后来不了了之，干脆就不申请了。“等级低更可以肆意破坏，直接为矿产开采大开绿灯。一路开到了核心区和缓冲区。”

　　“九龙治水”待解

　　在接受采访的诸多专家眼中，卡拉麦里有蹄类动物自然保护区，乃至整个新疆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呈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盲目追求GDP”，更多的是“说不清理还乱”的管理模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处副主任王凤春对本刊记者表示，这种管理模式与中国整个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缺陷有关。该法律体系非常分散，《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各类资源法缺乏整体性规模。而历史上，相应行政部门的管理建立在不同的资源要素背景之上，最终形成了“九龙治水”各管各的局面。

　　当然，王凤春强调，只要有足够强大的执法力度，许多问题在综合立法空间较小的情况下，按照现行相关法律条款，一样可以“迎刃而解”。

　　根据国务院要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为环保行政部门，负责牵头统筹安排，农、林、渔、牧等多个相关部门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配合工作。其中，以坐拥广大森林资源、负责管理野生动植物的林业部门权力最大，最为强势，也是“九龙治水”中惟一配备森林公安、具备独立执法权和合法拥有枪支的部门。

　　自1979年国务院正式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上日程以来，林业部门在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打击走私、偷猎等方面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然而，林业部门的强势在地方层面上，有时形成了反作用。

　　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项目负责人、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胡涛对本刊记者指出，部门之间执法责任不清、基层执法队伍薄弱，甚至存在严重的缺位、越位，以权寻租的现象。以自然保护区为例，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曾多次指出，存在批而不建、建而不管、管而不利的现象。

　　新疆伊犁自治州环保局生态保护处处长魏团民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名义归环保部门管，但他们只能做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的宣传工作，整个州的自然保护区，全部属于林业系统的地盘。“我们要去保护区做例行检查，首先要得到林业局的批准。好几次我们想搞突击检查，到了那里不让进。”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上至环保部，下至地方环保局，均坦言在现行体制下，环保部门只能起到“会议召集人”的作用，连协调都难。

　　该地区一名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则对本刊记者抱怨，其工作并不好做。“历史上保护区就是归林业一家管，可以避免管理混乱的问题。那么多保护区，本身我们自己的执法队伍人力、物力都不够，其他部门再过来掺和一下，工作还怎么做？”

　　胡涛对此说法并不认同。其所在的研究组调查发现，地方层面政府机构互相包庇的现象十分常见，常常导致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至2007年，包括偷猎、走私、恶意破坏在内，新疆自治区共有涉及生物多样性案件7000多例，但真正犯罪者被判刑的仅有34例。“地方林业、检察机关、法院每个链条既存在利益关系，法院不受理，还存在严重的缺位问题，真正最后有判决的案例不多。”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身为执法者的森林公安带头或参与违法的事情时有所闻。2008年奥运会前后，新疆当地有官员在森林公安带领下，携枪捕杀野猪，误伤百姓，造成一死一伤。2009年，当地又有一名没有持枪证的官员在森林公安陪同下打猎，不慎打死一人。这两起事件均未有公开报道，肇事者也被纵容。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包括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通常由独立部门行使监督职责，而在中国，林业部门既是法律制定者，又是监督者和执法者。“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一个人，很难保证监督执法的有效。”胡涛表示。

　　长期负责生物多样性管理工作的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说，虽然中国在生物多样性工作上起步并不晚，各部门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与污染防治等相比，总体上不够，与中国这个生物多样性大国身份“不相匹配”。

　　他强调，随着保护工作越来越紧迫，下一步需要增强部门间的协调能力，逐步再赋予特定部门规划、监测、监督等权力，真正做到“独立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