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三度加息剑指通胀，既要通过货币调控稳定全社会通胀预期，也要通过降低货币流动性、缓解“负利率”程度，通过抬高资金使用成本抑制房地产价格的飙涨。当前政府已经把宏观调控重心放在了抗通胀上。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从“全力以赴保增长到
事实上，对于中国的通胀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从性质上看，中国正处于一个通胀大周期中，中国目前通胀的成因极为复杂，不仅仅是短期因素，更有长期因素；既有货币超发和输入性因素，更有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
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当前的物价上涨应该是对长期以来要素价格失衡的一种回补。从全球范围看，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后工业化进程，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也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深加工产品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全球化分工体系，由于国际竞争激烈，发展中国家产品被迫接受较低的价格，并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这样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价格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此外，要素价格偏低的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以便为富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融资来源，形成了全球失衡格局。
而今，中国低劳动力、低要素价格的情况将发生重大改变。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力成本，因为无论是否承认，中国已经步入了“刘易斯拐点”的通道中。刘易斯的经济理论中划分了两大部门：一个是传统的农业经济部门，一个是现代的工业经济部门。“刘易斯拐点”以前，农业经济部门几乎可以为工业经济部门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然而，随着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农村劳动力数量的逐步下降，农业部门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样几乎无限度地供给工业部门。这预示着，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报酬将加速上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更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出走，尤其在流动性的推动下资本品价格（某种程度上农产品也可被视为类资本品）将以更快的速度上涨。
这也恰恰印证了中国的通胀为什么重点表现在农产品领域，而不是工业领域，这是因为农业部门靠天吃饭，小农经济的组织形式使得技术进步较慢，低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更容易受供给一方的影响。
今年以来用工荒、保姆价格上涨、蔬菜和粮食价格的上涨，背后都有低端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的影子。而且这种趋势形成时间不短，只是之前一定程度上被金融危机的冲击所打断。未来中国的农产品中，农村劳动力不再是不计成本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在一定程度上推高整体的CPI中轴水平，因此，中国当前的通胀不仅仅是输入型或是流动性驱动型的，更多的是要素供给赶不上货币需求的结构失衡型通胀。
这就引出更大的问题，既然某种程度上要素成本的提高是当前通胀的重要推手，那未来一系列要素价格改革、收入分配等体制机制性的改革还要不要推进，会不会因为担心通胀而搁置了？中国如何在管理好通胀与推进经济中的重大改革进行有效的平衡？
通胀问题短期内可以通过政策紧缩对冲，但中国经济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转型、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大规模增加有效供给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未来中国将进入全面的要素重估阶段，管理通胀的长期取向应该是：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通过“供给管理”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也就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进，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通胀压力，同时包括利率市场化、打破价格垄断定价，改变国民财富分配在内的一系列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应有序推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价格信号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扭转利益分配失衡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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