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核心提示：欧美对冲基金已找到在亚洲募资的方式，但多数亚洲对冲基金的本土化募资却显艰难。
对亚洲多数对冲基金而言，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多德-法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正成为新的监管梦魇！
根据该法案的最新规定，拥有超过15名美国客户及投资人、
要么忍痛放弃美国市场，要么疲于应付不可预知的昂贵的监管开支——摆在亚洲多数中小型对冲基金面前的，仍然是一条艰难的成长道路……
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亚洲对冲基金囊中羞涩的窘境，正因汹涌的美元低息套利资本而有所缓解。
对冲基金研究机构Eurekahedge的数据显示，仅去年四季度，亚洲对冲基金资产净流入量为34亿美元。
“主要是受到美元贬值预期与亚州新兴市场经济高增长的推动。”一位香港对冲基金经理表示。在近期美国募资路演行程里，他还发现美国投资客的另一项“优点”——相比欧洲FOF（基金的基金）机构短期高收益的偏好，美国投资客更像是价值投资者。
然而，好日子正变得难以维系。
《多德-法兰克法案》规定，拥有超过15名美国客户及投资人、管理逾2500万美元的海外对冲基金，应在2011年7月21日前将向SEC注册，并提供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及交易记录变化等资料。
“要么放弃美国投资人，要么被迫承担更昂贵的监管成本。”在上述对冲基金经理看来，这都是一笔难以估算的“双输”：选择前者，意味着亚洲对冲基金必须退出占募资额40%份额的美国市场；选择后者则让对冲基金运营“命悬一线”。
Eurekahedge数据显示，总部在亚洲的对冲基金平均规模为9700万美元，其中约45%的亚洲对冲基金管理规模不足2500万美元。
“这45%的基金或许会选择不长大。”前述对冲基金经理直言，毕竟“长大”的代价偏高了。
“初步测算下来，包括基金在美国注册、提交交易记录的资料及法律文件准备，以及今后向美国出资人提交募资说明书的合同条款调整等，每年需要至少30万美元。”他不无悲观地表示，对应亚洲对冲基金平均200万美元的管理费收入，应对美国证监会监管的额外支出约占管理收入的约15%。
“如果决定不到SEC注册，只能被迫离开美国市场，而美国市场约占我们对冲基金出资额的35%。”他表示。
即使选择放弃美国市场，亚洲对冲基金依然命运多舛。
Eurekahedge数据显示，去年亚洲新基金总数为155只，有超过100只的对冲基金倒闭。但多数基金倒闭的共同原因都是募资额过低，且业绩回报平平。
“这会造成恶性循环。一方面是对冲基金经理没有足额资金实现自己的对冲套利投资策略，导致业绩不好，加速出资人赎回要求。而资金赎回压力越大，对冲基金就越没有足够资金做好投资。”前述对冲基金经理表示，“如果现在失去美国市场，亚洲中小型对冲基金的资金短缺情况将更严重。”
目前，欧洲大型对冲基金公司Brummer & Partner（B&P)已关闭其在亚洲市场的股票型基金，原因正是这只基金入不敷出。去年这只对冲基金规模缩水15.4%，截至2010年底管理资产为2.34亿美元。
看似惟一的出路也许是选择付出高昂运营成本应对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要求。但这绝非坦途，各种不可预知的额外支出或将接踵而至。
比如，美国市场云集着众多爱为美国投资客打不抱平的律师，他们专门寻找对冲基金内幕交易与上市公司业绩“注水”行为，然后鼓动投资客向这些对冲基金或上市公司索取巨额赔偿，而他们最高能收取赔偿额的1/3。
“一旦对冲基金交易记录被公开，就容易遭遇上述律师的诉讼。尤其对冲基金在暗池交易或衍生品方面的持仓变化，最有可能被他们认为是存在内幕交易。”一家香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表示，“但美国证监会加强对冲基金监管范围趋向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避免。”
不仅如此，在他看来，除了剑指美国日益频繁的对冲基金内幕交易，对冲基金的新监管要求，还能帮助美国证监会时时监测海外对冲基金的盈利状况，全面跟踪基金管理人及美国出资人的应缴税负。
以往，多数对冲基金公司选择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发起海外对冲基金，这一方面能减少客户资金状况信息披露，降低税负；另一方面也能利用当地相对宽松的法律监管环境，投资一批高融资杠杆率的衍生金融产品，规避美国新金融监管法案的相关监管。
“新规会让美国投资客在投资海外对冲基金时变得谨慎。”上述律师合伙人表示。毕竟，亚洲多数中小型对冲基金主要通过第三方理财机构向美国投资客募资，以规避美国相关法律法规限制。
“有些亚洲对冲基金募资说明书的相应条款，按规定应注明不适合美国投资者。但为吸引美国投资人出资，往往由第三方理财机构先出具相应合同条款，绕过美国的法律监管限制。毕竟，很多美国投资人对投资亚洲等新兴市场，博取高收益的兴趣相当高。”他表示，“但现在，由于亚洲对冲基金需要向美国证监会注册，并提交客户与交易记录等资料，利用第三方理财机构掩护的做法正渐行渐难。”
亚洲募资“两极分化”
对亚洲对冲基金而言，随着欧美证监会纷纷加强对海外对冲基金的注册监管，本土化募资已悄然成为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然而，捷足先登的并不是亚洲中小型对冲基金。
香港中环交易广场二期的办公楼里近日迎来一位“贵客”：资产规模达到322亿美元的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Paulson & Co.）。目前这家公司已从摩根士丹利挖来三位高管负责香港办事处的运营。
3月3日香港证监会公布数据显示，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已在2月21日获得香港证监会发放的第1类牌照，获准在香港销售自己和其他公司的基金，并从事经纪业务。
“第1类牌照比较不一般。”一位香港证券业律师表示，以往境外对冲基金公司通常会从证监会获得第9类牌照，即允许持牌机构向香港派驻一名交易员或基金经理。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高桥资本管理公司亚洲区负责人卡尔·胡滕洛赫尔（Carl Huttenlocher）辞职准备自己创立对冲基金，摩根大通已开始清算14亿美元的亚洲机会基金（Asia Opportunities Fund）。
“欧美对冲基金已找到在亚洲募资的方式。”中国对冲基金研究中心研究主管锐衍表示，“相比欧美出资人会根据投资模型及业绩回报预估作为投资决策，亚洲出资人则优先考虑资产管理规模庞大，经营业绩在5年以上，投资团队已有良好业绩的大型知名对冲基金公司。”
在锐衍看来，对亚洲出资人资金安全性的考虑有所欠缺，恰恰成为多数亚洲中小型对冲基金本土化募资的最大短板。
柏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夏立传指出：“有些亚洲中小型对冲基金在信息透明度方面做得不够好，亚洲投资人很多时候不知道他们的实际投资方向与具体策略。”
不过，美国证监会对海外对冲基金的注册监管措施，能多大程度提升亚洲对冲基金的运作透明度，仍是未知数。
“通常，对冲基金提高信息透明度，需要专门的资金托管银行及专业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关报告，这需要相当高的成本投入。很多中小型对冲基金的管理费收入只够维持正常的投资团队运营与交易费用开支，在提高信息透明度方面已是捉襟见肘。”他强调说，“目前在亚洲对冲基金募资领域，已出现两极分化局面，大型对冲基金募资顺利且追逐者众多，中小型对冲基金则基本少人问津。”
在锐衍看来，亚洲中小型对冲基金的对冲套利投资策略同质化趋势加强，加剧了本土化募资的艰难。“很多时候，亚洲对冲基金做募资路演时，说的都是同一种或者相似度很高的投资策略。”他表示，“这自然会让亚洲投资人更多倾向于投资有投资银行背景或知名对冲基金背景的对冲基金产品，毕竟后者通过丰富套利策略博取高收益的几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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