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历史上的通胀运行情况,凡物价上升比较快的阶段,通常在通胀的中后期。当前,造成通胀的根本因素已开始逐渐瓦解,尽管国际油价居高不下,输入型通胀魅影再现,但对通胀程度及延续性则已大可不必过度高估。如3、4月CPI不超越4.9%峰值,那基本上就可认定通胀趋于缓
解,货币政策向保障经济增长微调的时机便趋于成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周末赴浙江调研,在宁波主持沪苏浙三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有两个目标,处理不好就要出问题。一个是管好通胀预期,第二是我们虽然把速度放缓,但也要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大的波动。我们有信心能够做到把通胀预期管住,防止价格大幅度上涨,同时又保证经济比较平稳,不出大的波动”。总理此番讲话,核心要义直指“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不仅要处理好总量和结构的关系,亦要处理好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是要求货币政策站在国家宏观大局的角度,任何形式的金融工具变动和调节,任何性质的价格和数量工具的综合运用,都应立足于全面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货币政策转型,是国家审时度势确立的大政方针,是未来经济发展中确定性的大趋势,但转型过程中路径选择的小趋势,则需要在机动灵活层面做足“又好又快”的大文章。要是尊重内外部环境变化的现实,转型的步伐完全可以“世易时移”因势而变,防止经济在短时期内下滑过快就是关键,采取适度、高频、精准、高技术含量的微调方式,通过数量上不断地积累来渐进地达成目标将是首选,从而代替过去那种“迈大步”、“急刹车”的一步到位手段,确保经济发展在“不伤筋动骨”条件下实现平稳软着陆,一定意义上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稳健的金融环境。在笔者看来,相比较而言,短期内要是经济下滑过快产生问题,将可能比通胀高位盘旋更加严重和尖锐。要妥善解决好前者,代价和成本将会更高,难度和复杂性也是空前的。
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向稳健转型,把握强度和力度至关重要,需要贯彻“世易时移变法亦矣”尊重客观的大智慧。尤其,当前国内外环境出现了很大变数,外部突发性事件接二连三,多种因素纠结不断冲击和扰动国内经济,先有日本大地震爆发灾难性因素,直接传导对经济发生重大影响;后有利比亚空袭事件破坏性因素,间接波及对国企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地区性局势动荡刺激油价飙升,油价攀上百元大关并上升,导致国内输入型通胀压力大增,致使对实体经济的真实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一旦处理不当,将对复苏中的经济造成致命伤害。在这种国际环境条件下,货币政策实际上可以腾挪的空间很有限,显然更需要冷静观察,以灵活审慎的应变能力谨慎应对。可见,微调比单纯强调大刀阔斧的“执行力”应该更有效。
在特殊的经济阶段,货币政策侧重点不仅可以有所转移,而且在操作层面还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微调为主。当物价上涨频率过高时,服务于“抑通胀”的基本宗旨,货币政策非得把稳定物价放在首位不可。当国内物价走势基本趋缓时,货币政策最好能有所转移,通过自动调节不让经济瞬间“失速”,而是设法让经济缓慢刹车而减速。让整个经济继续在良性、可控的轨道上发展,加息就是利率变动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最优化的结构匹配下对抗输入型通胀有奇效。在具体执行的每个环节上,微调性货币政策蕴涵大智慧。比如,3月日本大地震,为避免伤及实体经济,央行果断上调准备金率,以切实保护国内经济稳健运行。而上周,央行又则断然采用加息举措,可以收“一石二鸟”之效:既向社会传递中央调控房地产的决心,也贯彻了在总体上抑制输入型通胀的意图。
货币政策微调,既是经济增长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货币的适量供给和通胀的有效控制,原本是很容易顾此失彼的两难矛盾体,任何一头解决不好,都会很快影响和传导到经济的其他方面。以笔者的理解,今年通胀警戒线定在4%是中央严谨考量的结果,这个目标到年底一定能实现。观察历史上的通胀运行情况,凡物价上升比较快的阶段,通常在通胀的中后期,其势虽猛却已是强弩之末。当前,造成通胀的根本因素已开始逐渐瓦解,甚至趋于缓慢消失。因此,尽管国际油价居高不下,输入型通胀魅影再现,但对通胀程度及延续性则已大可不必过度高估。
或者可以说,通胀回归常态已为期不远了。总体上,二季度CPI极有可能从1、2月4.9%的高点逐渐向下波动。如果3、4月CPI在政策干预下能摆脱外部输入型因素干扰,最终不超越4.9%峰值,那基本上就可以认定通胀趋于缓解,货币政策向保障经济增长微调的时机便趋于成熟。笔者相信,这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
为了真正抑制住3月、甚至4月的CPI上升势头,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延迟一个月之后加息。央行4月5日提前发布经济数据并宣布第四次加息,是货币政策的前瞻性行为。由此可以判断,这或许是上半年最后一次加息。
与此同时,面对公布房地产调控目标的最后期限,许多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把调控目标和GDP增幅相挂钩,反映出地方政府仍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似还缺乏清醒认识宏观经济大局的能力,有必要去认识经济去房地产化的必然性。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能“好字当头”,则增长率放缓到7%左右的中低速可能性很大,经济“去房地产化”会必然地带来阵痛,货币政策有必要“精确制导”以防范风险。假设很多行业未来五年依然保持现在的发展水平,而房地产行业呈现负增长,经济转型在调结构的状态下会平稳度过,这将是整个社会的绝佳选择。如果房地产领域的这个变化在货币政策催化下缓慢出现,那么当前我们所担心的通胀、物价等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将迎刃而解了。
(作者系上海金融学院公共经济管理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