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模式将走下神坛

　　近日，“穷人的银行家”默罕默德?尤努斯面临“被下课”的新闻吸引了世界关注。这位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1983年一手创建了小额贷款银行格莱珉银行，开创了穷人无需抵押即可贷款的先河，即使乞丐也可能从格莱珉银行拿到贷款。如今，尤努斯却因为年龄问题，被孟加拉国央行勒令从格莱珉银行退休，甚至最近上诉也被孟加拉最高法院维持原判。

　　抛开表面的程序、法律争议、甚至政治迫害等分析不谈，这次尤努斯去职风波背后，仍旧反映了关于小额信贷的种种民粹主义思潮延续。从去年开始，孟加拉的邻居印度发生了小额信贷危机。根据媒体报道，印度南部安得拉邦小额信贷规模达到25亿美元，占全国70亿美元份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部分机构利率过高，采用暴力手段催收贷款，85名居民因无力还款自杀身亡。这使得安得拉邦去年颁布法律，限制小额信贷利率水平并禁止信贷机构暴力收款。

　　虽然世界银行等机构认为这次危机源于该邦政府的干预，但这股风潮也逐渐延续到小额信贷发源地孟加拉，尤努斯以及格莱珉银行也备受质疑。2010年11月底，丹麦调查记者汤姆?海内曼为挪威广播公司(NRK)拍摄的纪录片《深陷小额债务》中，揭露上世纪90年代格莱珉银行曾未经许可，将挪威发展合作署捐赠的1亿美元转移到了下属的一个非营利机构，引来政府对于尤努斯诸多调查。至于孟加拉现任总理谢赫?哈西娜就曾在去年指责尤努斯及小额信贷机构小额信贷变为穷人的陷阱，偿还利率在20%至50%的贷款实际上就“以脱贫的名义从穷人身上吸血”。

　　小额贷款应不应该高利率？绝对有必要。由于成本高与专业度高，小额信贷往往需要一定的高利率维持，然而也因为小额信贷的对象往往是中下阶层，从穷人身上赚钱成为不少民粹主义者不能接受的道德重负。

　　按照国内学者杜晓山的分类方法，小额贷款分为商业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和公益性小额信贷(补贴式和制度式两类)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盈利与慈善的区分与重叠来界定，可以分为盈利非慈善、慈善不盈利、慈善且盈利三类。现实来看，这两大类模式都各有短板。

　　从商业小额贷款来看，如果能够有序推广小额贷款，盈利亦无可厚非。不过，有时过高利率带来的回报空间，反过来也吸引资本流入，不少风险投资资本也对此兴趣颇多。如果不设法控制，走得太远，那么将会使得小额信贷沦为与旧日高利贷类似的牟利机制，典型如印度小额信贷危机。

　　如果走公益性小额贷款之路，如果没法自负盈亏，难说是可以长远之计，甚至限制了发展规模。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中入不敷出占据大多数，这也使得小额贷款本身流于“授人以鱼”的尴尬境地。根据相关数据，某世界机构调研过全球800多家小额信贷机构中，只有不到40%能实现自负盈亏。至于中国，因为利率管制，而且规定只贷不存，目前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大概仅有200个，比起市场需求尚有不少差距。

　　以茅于轼先生等人为例，他们多年在小额贷款的努力值得敬佩，永济市的富平小额贷款公司21%年利率也一度引发争议。然而从他透露的回报率来看并不理想，“头一年大概持平，稍微有一点盈余”，大概在3%-5%之间。在政策和现实限定之下，回报过低对于扩大小额信贷项目本身帮助不大，也无法激起资本对于小额信贷兴趣。然而，民粹主义者对此并不买单，往往认为如果小额信贷的目的在于扶贫，就不应该从穷人那边赚钱，从事慈善就不应该盈利，甚至利率也不该高于市场利率。

　　综合来看，多少利率则是合理的呢?因为小额信贷的特殊性，适当的体高利率并无不可，这助于小额信贷项目的自身发展。学界普遍认为，可持续的利率至少应该能够覆盖操作成本、风险、通货膨胀、融资成本、适当的利润。从国际经验来看，小额信贷利率比市场商业贷款利率多出10%以上是可以持续且可以接受的，有人也提议中国以40%作为上限。

　　提高小额贷款利率是为了吸引更多资本流入这一市场，缺少资本往往是贫穷的最大原因。尤努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与贫困的疏远关系，“穷人之所以穷，并非因为没有经过培训或是没有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的劳动报酬。他们无力控制资本，而恰恰是控制资本的能力才会使人们摆脱贫穷。利润是坦然地倒向资本的，穷人处于毫无力量的境地，只能为生产资本控制者的利益劳作。他们为什么无法控制任何资本呢?因为他们没有继承任何资本或贷款，又因为被认为没有任何信贷价值而不能贷款”。

　　这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观察一致，森多次强调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也正因此，尤努斯一直反对小额信贷利率过高，认为将小额贷款变成高利润、高增长的行业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会滋生一批只知道赚钱的小额金融公司。格莱珉银行利率往往在20%-30%之间，比起市场商业利率，悬殊往往不会超过 10%。与此同时，超过95%股权在于贷款人，使得盈利由贷款人分享，这使得他们走上了可持续的道路。

　　饶是如此，民粹主义者会继续质疑格莱珉模式的正义性，这一压力短期之内仍将存在，对于小额信贷的发展构成政治压力。从尤努斯以及小额信贷危机风波来看，小额信贷发展模式或许将走下神坛，接受更多可持续性考验。以往扶贫仅仅依赖小额信贷即可解决的狂想将告一段落，小额贷款褪去道德光环也许不无裨益。

　　就中国而言，笔者认为适当的高利率不仅有助于改善小额信贷市场，对于整个信贷环境的利率市场化也不无裨益，这一点已经得到国外经验证明当正常资金需求被人为阻碍之后，再低利率也难以惠及中小企业以及个人，低廉资金每每成为被寻租。同时，引导商业化小额贷款公司的有序介入，对于小额贷款市场利大于弊，毕竟多数情况下，商业比起慈善更能打动资本。

　　进一步看，任何扶贫项目本身如果不具备持续性，那么即使再有效，也只是昙花一现。具有意义的扶贫在于“授人以渔”，再善良的愿望也不会自动实现，唯有扶贫和财务可持续的双重目的才能真正改善穷人的命运；民粹也许可以大吐一时怨气，却无法真正帮到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