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门豹治邺”到“基金经理老鼠仓”

　　有一些你并不想记住的名字，却深深印在你的脑海里，比如搞“老鼠仓”的基金经理们。

　　上投摩根的唐建，是被查实的首例“老鼠仓”；南方基金王黎敏的“老鼠仓”喜欢钢铁股；长城基金的韩刚、刘海、景顺长城的涂强，则是被深圳证监局于同时查出，且韩刚创下“老鼠仓”入刑首例；融通基金的张野，拿下违法所得最高之纪录；光大保德信的许春茂，则是首个“老鼠仓”投资总监；国海富兰克林的黄林，更是天赋异禀，“搞老鼠仓都能亏钱”。

　　除此之外，根据公开信息，成名于交银施罗德后转投私募的李旭利和郑拓，亦因涉嫌“老鼠仓”而被调查。在2009年的时候，李旭利对即将到来的银行股熊市的准确预判让笔者印象深刻；而郑拓从业绩不错的“知名公募基金经理”转型为私募基金经理之后，管理业绩急转直下，几近雪崩，并最终清盘旗下产品。

　　从唐建到许春茂，或者到李旭利，从从业两三年的行业新人到从业十多年的行业大腕，为何前赴后继，纷纷身涉“老鼠仓”？难道是因为这个行业的薪酬还不够高吗？显然不是。难道是因为主管部门未曾三令五申吗？显然更不是，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曾“严厉”指出，基金公司坚决不能触犯“老鼠仓”、非公平交易、利益输送三条底线。

　　那么，为什么“老鼠仓”案会此伏彼起？答案只有一个：违规成本太低。正是这一点，使得/促使/诱使基金经理们“搞个老鼠仓玩玩儿”。比如，在黄林案中，处罚措施是：取消基金从业资格，处以30万元罚款及市场禁入。30万元罚款，“好大一笔钱耶！”真能以儆效尤吗？

　　虽然2009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对“老鼠仓”进行了定性，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为了有效遏制“老鼠仓”行为，司法倒逼的力度需要继续加大。

　　总之，西门豹如果不是把巫婆和地方官绅“投之河中”，而是罚几文钱了事，“河伯娶妇”的闹剧在邺地是断断不会绝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