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场慈善革命， 这是郭美美事件给出的最激烈信号。
中国红十字会因郭美美事件陷入危机， 但这不是哪一个慈善机构的危机， 而是传统慈善体制的危机。传统慈善体制正在走到尽头，但慈善本身却正在获得新生。
数字最说明问题。中国社会捐赠总额从2003年至2010年， 取其概数分别为不足30亿元、 31亿元、 100亿元、 181亿元、 223亿元、1070亿元、 400亿元、 700亿元； 这反映了一个虽有曲折， 但总的看是急剧攀升的趋势。
最高峰是2008年的1070亿元， 这显然是因汶川大地震最大限度激活了国人的捐赠热情。2009年一度回落至400亿元， 则是因频频曝光的慈善丑闻伤了国人的心。但仅过一年， 即到2010年度， 社会捐赠总额再攀高峰， 回升至700亿元。如果说2008年捐赠第一高峰有汶川大地震做背景而非常态，2010年的史上第二高峰则无疑呈现了当下社会捐赠的正常水平。
从2003年到2010年， 不出8年时间， 社会捐赠总额居然翻了整整二十倍不止。无论GDP的增长， 还是财政收入的增长， 抑或是国民收入的增长， 请问有哪种增长， 能够赶得上社会捐赠总额的增长？
这是最让人感动、 最让人温暖、最让人振奋的增长。因为， 这无疑意味着， 人道力量的增长、 文明力量的增长， 正在超过所有的增长。社会捐赠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 即慈善事业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
这一点不奇怪。社会道德愈衰败， 善与爱愈短缺， 人们对善与爱的渴望就愈强烈， 对善与爱的追求就愈不可阻挡。郭美美事件可谓经典折射。公众对体制性腐败早见怪不怪， 郭美美事件原本算不得什么， 何以令公共舆论火山般爆发？无非因为公众对慈善期待高。在公众眼里， 善必纯洁， 爱必纯洁。藏垢纳污因而丑闻频频的传统慈善体制， 则无异对善的侮辱， 对爱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公众需要一个由头， 来倾泻他们对于传统慈善体制的怒火。
这就注定， 慈善事业要特别透明， 特别干净， 才经得起公众的追问。传统慈善体制不可能经得起追问。慈善升级， 慈善革命， 此其时也。自然， 并非只有中国才需要慈善革命。低效乃至无效的慈善， 以及借慈善寻租， 世界各国并不鲜见。只不过中国传统慈善的官本位体制， 把权力的傲慢与封闭等官场弊端悉数带入， 而放大了慈善黑洞而已。世界范围的慈善升级亦即慈善革命正在到来。社会投资家和社会企业家结为巩固的慈善联盟， 正在给慈善注入新血液， 即企业的机制与活力， 让慈善更专业， 更精确，更高效率； 世界慈善事业正阔步跨入慈善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相比之下， 中国慈善升级亦即慈善革命尤其任重道远。早在一百多年之前， 世界慈善事业就已经跨入基金会时代， 完成了慈善事业的社会化、 市场化。而中国当下的慈善体制， 显然还停留于政府主导， 权力仍是慈善主体。跟权力作为市场主体必然阻挠市场经济一样， 权力作为慈善主体， 必然极大地阻挠慈善事业。所以， 当世界已开始跨入慈善资本主义之时， 中国的慈善事业， 才刚刚走到基金会时代的入口， 落后了整整一个世纪。
怎样毕其功于一役， 即在告别权力主导， 完成慈善社会化、 市场化的同时， 追赶世界潮流， 大步跨向慈善资本主义， 正成为中国慈善升级亦即慈善革命的主题。而对此我们并不缺乏准备。如前所述，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奠定了物质基础， 对善与爱的渴望， 善与爱的强劲复苏， 更奠定了人心基础。
化巨大危机为巨大转机， 即中国慈善事业的触底反弹， 已经不是梦想。紧随郭美美事件之后， 湖南慈善机构竞相宣布将公开慈善账目； 民政部发布的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 征求意见稿， 也将监管列入特别重要的位置， 凸显出郭美美事件引爆的公众舆论的倒逼压力。我们没有理由悲观， 唯有加倍努力。通过慈善事业的浴火重生， 向世界证明， 中国不止是GDP大国， 更是人道的大国， 文明的大国， 中国的崛起更是人道和文明的崛起， 这历史使命就这样落到我们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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