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食品”后遗症

　　如今，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化的生产技术与方式造就了汽车、飞机、电脑这些人们以前无法想象，却足以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东西。然而，什么东西的变化最大呢?也许很多人都想不到是我们每天都吃的食品。我们今天所吃的食品的变化已经比过去一万年里改变的还多，如今的很多食物连季节的特性都已经消失。人们一年到头都可以吃到西红柿，在地球另一端种植的西红柿在还没有成熟时就被采摘下来，再用乙烯催熟。在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部动漫作品机器猫中，未来社会的人甚至连食品都不再需要，每天只需要吃一粒药片就可以满足生理需求。当“吃饭”变成了一个“吃药”的过程后，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悲哀。

　　与工业品的制造过程不同，食物的生产过程并非是机械化的制造过程，其有着自身的生长规律和培育过程。即便科技能够人为合成出许多农业品中所包含的人体必需元素，这也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重新组合出一个符合自然生长条件的生命体。那些用乙烯催熟的西红柿，虽然看起来还是同样一种食品，然而这种概念却只停留在了表面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农业生产的内在规律与工业生产大相径庭，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也并不能按照人们的思维惯性那般套用在食品的生产过程中。刻意地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加入过多的人为因素，就会让食物变成了一粒粒的“药丸”，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之下，食品与铁钉和螺丝又存在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万能的“复制粘贴”?

　　近段时间以来，台湾的塑化剂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热议。有人将事件的罪魁祸首归咎于生产厂商的道德败坏，也有人认为是监管不力所导致。各种说法均有其成理之处，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所有的监管部门以往在对饮料、食品的检验过程中，并不会刻意去检查是否含有塑化剂，因为没有人会把这种工业原料与食品联系起来。与国内前几年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类似，美国政府也没有检测出三聚氰胺，这并非美国食品监管的力度不够，而是这种工业原料压根就不应该出现在食品当中。谁会在买了面包后怀疑里边添加了砒霜呢?这不是食品，而是“毒药”。

　　相信绝大多数的食品生产企业并不想生产“毒药”，塑化剂的出现也是为了替代“起云剂”的作用所致。“起云剂”是一种正规的食品添加剂，也被称作乳化香精。在橙汁饮料等产品中一般都有它的影子，为的是增加饮料浊度、稳定饮料体系。而将塑化剂添加到饮料中后，起到的作用与“起云剂”非常相似，最重要的是塑化剂的价格要比“起云剂”低了很多。为了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应该是企业的天性)，同时又要达到饮料必须有的效果，企业只能铤而走险地添加塑化剂。

　　当初的三聚氰胺事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硬性规定了牛奶的蛋白含量标准。企业能够控制螺丝的尺寸，程序的运作方式，却不可能让牛每次产的都是所谓符合标准的“优质奶”。双汇的瘦肉精事件，为的也是尽可能提高猪肉的瘦肉含量，然而谁又见过没有肥肉的猪呢?这并非要为企业进行辩解，为了追逐利益而不顾人的生命安全肯定是不能容忍的。然而，要让食品成为标准化的产品，在客观条件下显然很难满足，只有通过人为干涉来强制更改产品的属性，从思维的根源来说就存在着误区，三鹿和双汇也就从食品企业彻彻底底地变成了“工业企业”。

　　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农业生产的对象和最终产品都是生命物，而工业生产的对象与最终产品都是非生命物。而近代以来运用到农业领域的科学技术，是起源于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或科技范式向农业领域进行的推广。将解决非生命物的科技简单地移植到生命物领域当中，必然造成工业化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失灵，食品安全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了。相信如今很多人在超市里已经看不到带骨头的新鲜肉，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大小相似、形状规整的肉块。这种处心积虑的掩饰，像面纱一样挡在了人们和食品来源之间。这实际上代表了现代食品工业的一种恐惧心理，它害怕人们了解到食物背后的真相。因为，一旦了解之后，人们可能再也不会去吃了。

　　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在其基因中携带的物种信息，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物分子结构或化学结构，而是综合了生物上亿年为适应生态环境变迁、多样化物种之间的竞争与共生的种群关系所进行的选择、调试和优化等种种信息。可以说，基因中携带的信息是物种演化的历史信息和种群关系的社会信息的综合。如果把生命物当作一个非生命物来对待，当作可以任人解构与组合的化合物来对待，并按照人类最理想的目标任意复制粘贴，必然会破坏生物原有的特性和信息，安全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失效

　　农业活动和工业生产内在的本质不同，也就决定了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异。建立在分工化、专业化、标准化、市场化基础上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之所以能成为引发工业革命、导致生产率持续增长的生产方式，就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工具创新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然而，同样的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领域不仅在提高生产率上的作用是有限的，还会留下众多“后遗症”。

　　因为农作物生产的过程，是一个依靠天时地利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不可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可以仅仅通过工具创新就不断实现生产率倍增。在人类没有能力改变天时地利的前提下，无论工具如何创新，其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都是有限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的发展方向，并没有把过多精力放在农业工具的创新上，而是放在了前端如何更好地认识天时地利的运行规律之上，如何顺应天时与巧借地利上。

　　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仅导致了土壤、水与环境的污染，也使食品的品质与安全性开始下降。生命物成长的过程，虽然包含物理与化学的过程，但不等于这个过程，而是一个基于细胞组织的演化过程。非生命物只有解构到原子层，才能激活其所携带的能量与信息。而生命物恰恰相反，生物大分子只有合成到细胞的层次，才能形成生命演化。导入农业的高度专业化、标准化、市场化的生产方式，恰恰是让生命沿着从多样化向单一化的方向发展;从应天时、借地利的天人统一的生物生存方式，向把生命物纳入工厂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这并非是一种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是一个违背生命成长规律、扼杀生命、解构生命的方式。

　　由此不难解答，为什么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在创造出多样化的工业品的同时，在农业领域却导致了多样化物种的丧失，导致了生命生存环境的恶化。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的要求，农业生产也像工业生产那样实行粮食作物生产专业化。这样做的结果，在短期内确实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时间一长，同一块土地长期种植单一作物的结果必然导致土壤肥力衰减、抗病虫害能力下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按照工业科技的思路发明了化肥与农药、除草剂等各种各样的化学品。最终土地变成“工厂”，而不再是食物生产基地。我们为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付出的代价是：物种多元化的生态体系遭到破坏，土壤肥力衰减，植物抗药性增加，地下水被污染，食物中毒，水资源匮乏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了工业化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所起到的作用。在日本九州岛，古野隆雄曾在一个42亩大的农场里尝试使用了复合农业的经营办法，生产的大米、鸭肉、鸭蛋、鱼类和蔬菜足够供给本地的100户家庭，这样的产量可以比肩单一经营的产业化农场。但要想达到上述的成就，复合经营比产业化农场需要更集中的连续管理。古野隆雄每天必须严格地监控每种作物的生长状况，洞察季节带来的变化，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农户的劳动时间。爱荷华州立大学的专家马特.莱伯曼曾统计过，这样的生产方式要比传统农业多出两倍的劳动时间。

　　回归到单一经营的农业模式，的确能够带给我们便宜、足量和安全的食品。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增加更多像古野隆雄那样的农场，出现更多的小型农户也是可以实现的。可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等于逆转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依靠大规模产业化农业的现实，回到畜牧农耕时代的生产方式也很难适应人口众多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人们需要做的，恰好是利用现代工业和科技提供的想象空间，在符合农业生产规律的前提下找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