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大连软件园总裁高炜： 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

　　白手起家将一个软件园做成国内最大的软件园，个中的困难外人或无法想象，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软件园并非是政府设立的，而是“官助民办”的园区。

　　这就是大连软件园（DLSP），作为国内首个“官助民办”体制的园区，这一模式在长期的实践中走向了成功，已经复制到了 长三角的苏州以及中部地区武汉。

　　在大连软件园总裁高炜看来，“官助民办”的本质就是依靠市场力量，DLSP能够走到如今并发展壮大关键就在于走市场化创新之路。

　　因此，在这个园区，依靠灵活的民办体制，大部分工作都围绕企业的创新来进行。

　　普华永道（中国）合伙人John Barnes9月15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特别强调，人力资源成本上升等问题并不会影响大连软件园外包业务，因为大连软件园具有地理位置、高效服务等一系列综合性优势。

　　如今，大连软件园已经是国内最大的软件园，并且优势明显，未来如何进一步借助机制优势来壮大园区都是园区负责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达沃斯论坛期间，高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认为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要通过支持企业创新等方式来实现整体创新，并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官助民办”的DLSP的试验

　　《21世纪》：为何提出“官助民办”这样一个模式，此前园区往往都是政府背景的。

　　高炜：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都很重要。就目前而言，创新要和市场的结合，应该被市场和客户接受。如今，我们往往脱离市场的需求去讲创新比较多一点。

　　作为国内第一家“官助民办”的园区，我们软件园“官助”与“民办”的模式充分发挥了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体现政府前瞻性的政策导向，避免了政府在操作环节中出现低效率的现象，另一方面激发了负责园区运营企业的积极性和灵动性，促使企业在深入了解软件和服务外包行业的同时，制定出完全适合这个产业发展的创新服务体系。

　　《21世纪》：那这种“官助民办”的模式会不会出现运营的民企非常重视短期利益，会和地方政府的产业目标在短期内不一致？

　　高炜：作为民营企业很多时候更看重的是长期利益，所以很希望将园区内产业培育好，不然也就不会投资到这个领域去。

　　现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希望也较为迫切，我们也较为理解，但只要双方都共同努力去制定长期规划，共同努力，会将园区做好。

　　《21世纪》：这种“官助民办”的方式使得DLSP很灵活，比如后来国内首推了BOT模式，为何采取这种模式？

　　高炜：为了帮助企业降低投资风险，我们提出了“BOT模式”。这一独有模式在帮助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帮助大连软件园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

　　所谓BOT模式，即由软件园准备好场地、设备、人员，进行楼宇装修、设备安置，并负责前期的建设和运营，而企业只需要派遣一些管理人员即可。待业务顺利开展起来，再将公司整体移交给客户，这一合作模式又被称为“交钥匙工程”。

　　目前，我们已先后同IBM、UEL（日本优利）、OKI DATA（日冲数据）、松下、思科、日本财产保险等多家公司开展了这种模式的合作，并获得了成功。

　　《21世纪》：您如何看待以开放的方式驱动创新？

　　高炜：创新，国内提得很多，但相较于国外，概念多而实践少。比如物联网，在美国这个概念并不响亮，真正做这个产业的却并不少，也有成果。

　　目前，国内的创新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驱动。这其中，政府做了大量投入，培养了一批专家、学者，甚至院士，形成了一个搞项目的循环，这个尚需要不断改进并应用到市场。

　　与此同时，靠市场驱动的创新现在做得却并不差，比如阿里巴巴、百度等。在IT等新技术领域，中国有很好的网络平台，目前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创新，在应用上完全与世界同步。

　　可以说开放促进了创新。

　　回过头来看大连软件园，主要是开放和创新促进了这个园区的发展。我们当时提出的“官助民办”、国际化、教育和产业的互动都是这个道理。

　　这实际上都包含了“开放”这个深刻的理念，以前依靠政府的手段和政策驱动，现在则除此之外更侧重市场的驱动。

　　比如，国际化这个创新，早在1998年我们就提出了国际化概念。

　　当时中国的软件业很少提到国际化，总是闭门造车，所以上世纪90年代看到印度软件企业万人规模的时候，我们都无法想象这个规模，如今通过国际化在市场上进行锻炼，我们也出现了上万人的软件企业。

　　开放还包括教育。过去的教育是比较封闭的，脱离市场的需求，没有跟随市场而改变，所以，这种封闭很难培养出适合的人才。

　　我们参股设立的软件学校则改变了这种情况，因材施教，根据企业需求设定课程，对企业开放，形成很好的教学与应用氛围，这就是开放驱动创新。

　　给创新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21世纪》：似乎创新提起来都是一个漫长的概念。

　　高炜：创新的动力是发展的动力。一个企业做一个园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是必需的，否则发展就会受限。

　　如果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做这个事情就会朝着最优化的理想目标去做，就会想着怎么样才能专业化，怎么去细分这个市场。

　　目前，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在新兴行业，基本上和国际上处于同步水平，没有太大差别。

　　《21世纪》：DLSP走出了大连，在苏州等地都有“地盘”，走出去的模式提出了哪些更高的创新要求？

　　高炜：“走出去”的发展模式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应当地特色的发展模式。

　　首先是合作的方式，我们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合作方式。

　　比如我们与武汉东湖高新区政府合作，采用共同建设、共同管理的方式来运营武汉光谷软件园，而在苏州高新软件园则是由政府建设，DLSP管理运营的方式来合作的。我们还采用BOT模式，与天津泰达开发区合作，建设-运营-移交了天津泰达服务外包产业园，这些园区都在当地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战略的定位，DLSP在实施全国拓展战略中，要精确地把握住各园区的产业定位，找准园区的最佳启动点。

　　比如，华中重镇武汉，拥有辐射整个华中地区的内需市场，DLSP把武汉光谷软件园定位为“华中服务外包交付中心”，确立了“中国服务武汉交付”的市场策略，标示出武汉在发展服务外包的空间和方向等。

　　再次，根据拓展地的人才储备状况，建立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为当地的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