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农行“三农”业务试点扩容在即，相应机制是否准备好了？
财新《新世纪》记者 温秀 张宇哲
作为农行（601288.SH、1288.HK）的一项核心改革，投资者一直希望农行讲清楚：“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的商业边际、风险控制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今年以来，央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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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三农”试点，上市前夕，农行任命在行内资历较老的副行长朱洪波分管“三农”事业部，朱当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党委会要全力支持；二是行长张云要兼任“三农”金融事业部的总裁。因为他深知，如果没有来自较高层面的坚定支持，想要让已经进了城，多年没怎么做过农户贷款的农行重操旧业，势必困难重重。
“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是一种重大探索，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只要坚持探索，就不算失败。”这是一直在推动农行改革的央行高层对农行“三农”试点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应该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摸索，过高且不切实际的目标可能会在执行中导致扭曲。比起在上市前强行要求农行必须转向“三农”业务，这显然是个更加务实的看法。
如今一年多过去，各方距离寻找农行的“三农共识”是否更近一步，农行“三农”业务虚实究竟何如？
-----编者
今年11月初，农行将召开现场会，把原先在八省份（甘肃、四川、广西、福建、山东、重庆、吉林、湖北等）推进的“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推广至12个省份，增加河南、黑龙江、河北、安徽四省份。这是近期国务院对其改革验收评估后，提出的要求。
“农行早已‘进城’，涉农业务做起来很艰苦，行里的确有不少人持保留意见。”农行一位“三农”事业部条线的高管并不讳言，统一思想不易，全力以赴更难。
时至今日，仍有农行高管告诉财新《新世纪》，农行根本做不了“三农”业务，常被援引的证据就是农行早期发放的农户贷款，在数个区域出现较高的损失率。根据农行内部测算，早期农户贷款的预期损失率可能高达20%以上。
一位即将纳入试点行的分支机构负责人也称，由于不赞成在辖内搞“三农”业务，经总行多次动员才放了十几亿元的贷款，“如今在急着催收，因为一旦出了问题，奖金就泡汤了”。
截至今年8月末，农行农户贷款余额达1319.65亿元，比年初增加214.12亿元，增幅19.37%；农户小额贷款余额1119.45亿元，比年初增加130.14亿元。
财新《新世纪》记者获悉，农行现行的策略之一是，通过加强与当地支柱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合作，对产业链上的农户批量贷款。
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很难形成共识，农行“三农”业务贷款避不开一些大企业大项目，还会通过把在农村地区吸收的存款用于对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贷款，在内部通过资金转移定价，贴补“三农”事业部以获得账面盈利。财新《新世纪》记者走访东北、西南数省农行分支机构得知，这一现象已然存在。
10月21日，农行A股收盘于每股2.56元，在经过长达一年的拉锯后，仍回到了发行时的价格水平。
情怯“三农”
“一个打乒乓球的和一个打高尔夫的，很难有共同语言。市场也讲究门当户对。”一位监管部门负责人坦言
“从湖北的情况看，有一些积极的变化，不过离整个‘三农’事业部改革的目标尚有差距。”一位该省人民银行相关人士透露，从考核的69个县支行看，50多个县支行达标，19个未达标。达标的标准有两个，满足任一就可。一个是涉农贷款的增量超过全行平均贷款水平；二是涉农贷存比超过70%。“这两个要求都是为了避免‘抽水机’现象。”
所谓抽水机，就是过去多年来农行、农信社、邮储等在农村有网点的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存款，在城市发放存款，实际造成了农村资金支持城市项目的“抽水机”现象。
“对分支机构而言，重要的是确保风险最小、收益最大。”一些受访农行地方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坦言，他们没有理由以极高成本、冒着极大风险、从事收益极低的“三农”业务，而要在有限的规模和资源之下，选择优质、低风险的大客户。
一位农行地市分行长更直言不讳，分行长需要考虑的是经营效益和市场份额，毕竟能上调总行或到政府为官的机会有限。
一位西南地区试点行的负责人透露，该省2010年初号召各家大型金融机构认领当地一些金融服务的空白乡镇，“我们只认了几个，后来也不了了之，主要都是邮储和农信社在做”。该人士坦言，几年前基层农行几乎没有人愿意做“三农”，但现在不得不为之，但一定会“有选择地”服务。
“农行已经进城，再不可能回到乡下去了。如果让员工们重新下乡，但凡有点能力的员工都会跳槽。”一位地方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当地农行系统的员工普遍认为农行早已脱农，虽然该行身处农行的“三农”金融事业部试点省份。
一位资深的农行高管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直言，如果不希望农行为高层画饼充饥，不希望基层阳奉阴违，就需要更加坦诚地改革现行“三农”业务。他指出，上述问题恰恰是因为农行“三农”业务一直未找到商业可持续的边界，根本原因是受制于现有的体制、机制和长期形成的企业文化。
知情人士透露，在农行江西某分行，一把手曾为追求“三农政绩”，将放贷多少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主要标准。在农行上市期间，该分行不少员工纷纷上书总行。
“一个打乒乓球的和一个打高尔夫的，很难有共同语言。市场也讲究门当户对。”一位监管部门负责人坦言，一个法人机构同时从事两套截然不同的业务体系，很难成功。
上市的代价
也有人忧虑，在农行上市压力消除后，是否会产生更强烈的“脱农”动机？
农行最初是作为服务“三农”的国有专业银行的身份发起设立，直到1994年，国家决定将农行所从事的政策性业务剥离，设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至此，农行开始了“脱农”进程。1996年，农信社与农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农行开始向国有独资银行转变，“农行进城”便是此后农行发展轨迹的真实写照。直到2007年，为应对央行和财政部等部委提出的分拆农行的设想，农行才不得已开始重提服务“三农”。
知情人士称，为应对拆分，农行管理层提出，要重新高举服务“三农”的旗帜，但由于“三农”为弱势群体和弱质产业，必须有一个盈利性的机构来鼎力支持，所以农行必须作为整体保留。最终，由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魏礼群代表农行，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农行改革的十六字方针：“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这一提议最终被国务院采纳，并于2007年1月，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肯定为农行股份制改革的总体原则。
按照农行自身定义，所有县域业务都属于“三农”业务。某西南分行“三农”业务负责人直言，按照总行的划分标准，当地100多个县域都划入了“三农”板块，虽然不少县域实际为城市业务。
农行副行长潘功胜曾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三农’即农村、农业、农民，我们在县域业务范畴远远超越这个定义。县域已不是一个农村的概念，县域的大型基础设施，大型工业企业，大的农业产业化基地，基本都是农行参与。”
一位地方银监局的负责人直言，县域的不少大企业可以名正言顺地享有涉农贷款的优惠，加之不少分支机构热衷于选择“优质客户”，导致有限的贷款资源和相关的优惠政策投向大型企业或项目，真正能够“惠农”的比较有限。
也有监管部门人士忧虑，在农行没有上市压力之后，是否会有更强的“脱农”动机？
“三农”事业部虚实
一位农行省?a href="https://q.stock.sohu.com/cn/601988/index.shtml" target=_blank>中行谐ぶ毖裕霾卟闳门┬谐闪ⅰ叭苯鹑谑乱挡浚爸饕堑Ｐ呐┬胁蛔?‘三农’”，但若缺乏机制保障，“三农”金融事业部的设立恐怕只能“画地为牢”
数位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农行深化改革方案获批，且上市提速的一个前提就在于，决策层认为农行在服务“三农”方面有更为“务实可操作”的设想和方案，其中“三农”金融事业部的改革是核心。
农行于2008年3月启动了“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据农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三农”金融事业部在农行总行层面分了三个部门，六大后台。三个部门分别是“三农”政策与规划部、农村产业金融部、农户金融部。
一位地方监管部门的负责人直言，农行的“三农”金融事业部，只是在总行层面推进，在部分一级分行有一点眉目，基层尚未真正推进。
一位西南省份分行“三农”板块负责人亦直言，“ ‘三农’事业部并不成熟”，面临很多现实的困难。该行按照要求，成立了农村产业金融部和农户金融部。而在后台方面，名义上有信贷、人力资源、考评、产品及风险等六大部门，但其实和非农贷款的后台是“两套牌子一班人马”。
“通常是前台先做授信调查，然后报信贷部审批。但是信贷部看惯了好项目，‘三农’项目往往根本看不上，批不了。”数位受访者均表示，独立的信贷审批体系应是“三农”金融事业部的核心，但这一部门即使在推进程度较高的省份，也未落实到位。
前述湖北省人行人士说，根据央行、银监会制定的“三农”金融事业部制的改革方案，今年一些支行在成本核算、激励机制、人员配备等方面还没有完全达到要求。
该省一家支行办公室主任说，目前该支行只有小额贷款的审批权限。一家分行“三农”业务的管理者介绍，某些对县域支行而言较好的项目，入不了分行信贷部的眼，到了总行根本就会被认为是坏项目。他举例称，某县煤炭资源比较丰富，但主要都是小煤矿，达不到农行的准入标准，如果不给其贷款，当地又没有其他项目，县支行的生存都成问题。
一位试点省份分行的负责人则表示，“某些分支行，就不应该让他们做太多业务，只要解决当地基本的金融服务覆盖即可。但由于总行统一下达市场份额、存贷款等硬指标，为完成任务，明知不太好的业务也不得不做。”
一位熟悉农行的资深银行家坦言，目前农行总行“三农”金融事业部组织架构设计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配置了庞大的组织和管理架构，但“能纸上谈兵者多，能冲锋陷阵者少”，对提升基层服务“三农”力量的作用十分有限。
“总行部门多，我们人数少，比如总行有县域机构处、县域房地产处，但地方上却没有那么多人力可分配，只好转给分行机构部或者房地产部，实际上‘三农’与否根本没有得到区别对待。”一位农行地方分行的负责人表示，由于很多关系尚未理顺，常常忙得焦头烂额至于“三农”金融事业部的独立核算，上述分行负责人也认为名不副实，“比如成本的分摊就弄不清楚，‘三农’成本不明晰。各种核算也都很困难”。
一位农行省分行行长直言，央行和银监会让农行成立“三农”金融事业部，“主要是担心农行不做‘三农’”，但若缺乏机制保障，农行做“三农”恐怕也只能“画地为牢”。
放权隐忧
“信贷审批权从上收改为下放，比以前放大了风险。”一位农行支行长坦言
一位熟悉农行的资深银行高管透露，过去近十年间，农行一直在通过上收贷款权限，进行止血，但去年以来，为了抓住“保增长”的契机，农行内部一直有人在试图推进对分支机构的放权。加上“三农”金融事业部本身也需要对分支机构授权，去年年初，农行贷款审批权限下放的相关决议获准通过。
“信贷审批权从上收改为下放，比以前放大了风险。”一位农行支行长坦言。
农行东北地区一家分行的负责人表示，过去由于效益和资产质量比较差，长期亏损，属于农行系统四类行里问题最大的第四类行，所以省分行拥有的授信权限很小，现在他们的信贷审批权限基本与同业一致了。
一位地方分行的负责人透露，在剥离了不良资产后，他们得以轻装上阵，但同时也面临资产空心化导致的基层放贷冲动。以该分行为例，去年剥离了260亿元不良资产后，贷款余额不足170亿元，“无法养活当地分行1.4万人”，有动力加大营销力度，但随之而来的管理问题和风险控制，显得尤为迫切。
西南某分行今年也对一些贷款权限已经上收的二级支行，重新放权。当地相关负责人坦承，由于基层管理相对薄弱，放权后的操作风险肯定会加大，“农行系统特别是基层行的人员老化严重，往往一做就错，一查就出问题。”
一位负责不良资产处置的农行高层就感慨，剥离的8000亿元不良资产中近半的涉农贷款，根本无法收回。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农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风险管理部门只是管“贷后风险”，甚至只是保全不良资产。数位被访者均表示，农行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不久，过快地扩张和审批权限的下放，对农行的挑战不小。
“农行已‘进城’，涉农业务艰苦，行里确有不少人持保留意见。”农行“三农”事业部条线的一位高管并不讳言，统一思想不易，全力以赴更难。财新《新世纪》记者走访东北、中部、西南数省农行支行，获知基层行对实施“三农”业务的争议颇大，认为“在风控不到位，基层管理薄弱的情况下，涉农贷款做得越多，未来恐怕亏得也越多。”
多种出路
从惠农卡到转账电话、农商通平台，农行在寻找服务“三农”多种可能的出路
前述湖北农行支行人士称，在实施“三农”业务贷款放权改革后，去年的新增贷款中，农户贷款约占31%，惠农卡累计放贷3.3亿元。惠农卡是农行为农民发放的集存款、贷款等服务于一身的银行卡。惠农卡2008年4月推出伊始，好评如潮，认为是针对农户的金融创新。目前惠农卡的存量已经达8170万张，持卡客户达数亿人。农行提出要让农户“进得来”、“贷得到”、“贷得快”，“一次授信额度，滚动发放”。
但一位农行基层信贷员透露，上市前，行内曾要求每人在短期内完成大量发卡任务，不得已只好虚构姓名和身份证号，交差了事。前述银监局有关负责人坦言，“发卡量突飞猛进，但授信额很低，用信额更低。”他解释说。分支行为满足总行激进的发卡计划，不得不放松标准，广泛撒网，这虽然是各家银行在发卡初期的常见做法，但惠农卡不同的是，银行怕担责任，发卡但不愿意授信，即便授信，也未必真正放贷款“为完成任务而不顾一切地发卡，不给农民真正的实惠，根本无视农民到底能从中得到多少支持和扶助，实为弄虚作假。”前述银监局人士批评道。按照农总行的要求，当地农行要在年内再新增惠农卡百万张，但已发放的上百万张里，仅有16%的人得到授信。
知情人士直言不讳：“农户最需要的是融资服务，但惠农卡只是一张借记卡，由此造成的废卡不在少数。”统计数据显示，当地的惠农卡发卡量超过160万张，而卡内存款余额约6亿元，相当于卡均存款余额300多元，仅仅作为一张借记卡效率也并不高。
知情人士称，早期发放的惠农卡以及以此为载体的农户贷款出了不少问题，农行已在内部自查，尽快止损。
数位地方分行的负责人透露，虽然惠农卡避免了客户经理直接接触农户资金，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贷款资金被轻易挪用，但面临的其他道德风险和信用风险亦不容忽视。比如，在一些地方，授信和持卡人虽然是农户，但实际上贷款资金却仍被当地的一些有权势者集中起来挪作他用。
农行新的分管高管调研后算了一笔账：农行目前在县域有1.5万到1.6万个客户经理，按每个人发展200个农户计算，户均贷款5万元，最终能够提供的农户贷款也十分有限。
“上市后，农行经过反思，已将重心修正成惠农卡贷款有限目标、量力而行。”农行的惠农卡开始从早期对发卡量和农户贷款的考核转向依托新农保、新农合，更多的落实惠农卡的其他金融服务的功能。“但早期已经发放的惠农卡是否同样需要一次大规模严肃的治理整顿，恐怕是个问题。”
由于惠农卡发展中问题重重，且由于“三农”业务领域界定存在差距无法形成共识，所以农行上市后，开始寻找新的发展路径。
“服务三农不能走计划体制下的老路，仅靠增加物理网点的方式管理成本高、风险大，必须探索新形势下的新方法。”农行山西分行行长曹少雄日前曾公开表示。他认为在农村基本金融服务缺位，征信系统处于空白情况下，收益难以覆盖风险，简单地鼓励金融机构存贷款，难以根本解决金融服务“三农”的问题。他表示，理想的路径是在让农民得到基本的金融服务后，再筛选出优质的农户及涉农企业来培植壮大，进而促进农民的存款、贷款资金规模逐步扩大、提升小额贷款利息及其他中间业务收入。
曹少雄所在的山西省是农行先期的金融试点省份之一。财政部金融司8月调研了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农行在山西的试点主要是以转账电话为平台，在2.8万个行政村中，已经安装了固定电话的2.2万个行政村，为农民提供基础金融服务。农民可以在当地的小卖部方便地进行刷卡消费、小额存取款、小额贷款，农行对商户提供较少的补贴。
而在重庆等地，主要依托商务部的“千村万乡”工程，为农民提供“村村通”服务。农行依托商务部在各地安装的农商通平台，提供存取款、转账等服务，一台农商通的成本是2800元，商务部补贴2000元，财政部每年也有相应支持，从而降低了农行的返乡成本。
上述高管指出，上述做法能够将已经“进城”的服务触角延伸至乡镇，同时又降低了农行自身的服务成本，是农行“三农”试点过程中找到的最具可能性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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