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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图片来源：搜狐财经) |
11月11—12日，2011财新峰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峰会主题为：寻找真实的成长。以下为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提问：我来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我是廖明，我想请吴老师扩展一下，能不能讲一下我们现在在哪些方面的改革能够促进我们的创新？
吴敬琏：这是很好的题目，可以说一言难尽。总的来说一句话，竞争才能带来繁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我们以前以为中国因为它的技术能力较差，很少有能够在世界前沿的发明，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问题在于这些发明的产业化非常困难，什么问题？体制上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营环境不好，融资环境还有税收环境，举一个例子，刚才我们讲到服务，所谓服务业的发展，包含两大块，一块是制造业内部的，也有农业内部的服务业。另外一块是独立的服务业。对于独立的服务业，现在人们发现它有很多困难，比如税收上有很多困难。所以上海最近增值税扩围用到服务业去，这是非常好的试验，要赶快总结，存利去弊，因为这是避免双重征税，农业税征了两次，转移价值也征了税。
但是制造业里面的服务活动，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软件，软件的人力成本无法抵扣，所以对他加以保护。现在独立的软件业现在出台了，当然还没有完全落实，可是在制造业里面的软件业怎么办。还有软件固化就是芯片制造，这个怎么办？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融资上的问题等一大堆问题。另一方面有别的引诱，因为我们的货币超发，因为流动性的泛滥，因为杠杆化的严重，所以所谓虚拟行业比如证券业盈利性非常好。
还有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只要低价给你地你就成亿的发了财，于是做尖端制造业的人受到了很大诱惑，我们认真查查，包括很有名的据说是IT企业它有多少盈利是房地产来的。那么要改善这个环境，如果不改善这个环境，我们产业升级很难，即使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创造也很难。那怎么办？就是要改革。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法制环境、社会政治体制才能解决。
刘鹤先生刚才讲了要有顶层设计，要有整体的改革，我们可以寄望于明年就任的新一代领导，现在可以不可以做一些事呢？应该做一些事。比如刚才讲到的上海的增值税扩围，还有其他方面的事情。
最近还有一件事，据说发改委对于两个电信运营商进行反垄断调查，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它一定是在法制的体系下进行，现在有一个很大问题是普通维法选择性执法。应该按照法律的原则，六亲不认，谁违法就查谁。垄断的问题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到处都存在，希望有关的执法单位要加紧他们的工作，把我们的竞争环境营造的更好。
提问：在过去五年我们看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其实增长的非常快，而民间相对而言稍微弱一点，所谓的“国进民退”。这一点政府或者我们这些智囊有什么建议？
吴敬琏：刘鹤先生的讲演没有给大家都阅读，他是更加知道我们党政领导在这方面到底准备做些什么。我们是做改革，改革，政府还是起了领头作用。在“十二五”建议里提出一个概念是总体规划顶层设计，这是很好的概念，这就意味着我们准备在未来的五年中重启80年代、90年代那样的改革议程。因为改革的目标其实经过八十年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其实改革的目标是清楚的，后来发生了放慢甚至有部分有回潮。现在应该重整其时，我们今后这30年大体的东西已经形成了，有一些关键性的部位，也是最难的东西难于突破。我是对今后五年寄予很大希望，如果像刘鹤先生讲的那样在今后五年中我们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改革能够有更大的进展，那么我们已经期盼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就可能在今后五年中取得大的进步。
李剑阁：据我的记忆，中国每十年就会出一个比较系统的改革性文件。第一个不是1983年，是1984年，当时中央出了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最突出的是进行了三项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财政就是中央和地方分税，税收体制改革是把产品税改为增值税，吴老师刚才讲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含义就是这样，第三就是汇率改革，在1993年中国外汇是双轨制的，市场价格曾经到了12块，但是官方牌下是4.8元，后来进行了汇改，今天我们取得好的形势，财政10万亿的规模，外汇存抵到了三万两千亿，和1993年的一场改革和这个文件很有关系。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是有非常重要的管理改革的决定，但是2003年改革的文件里所制定的改革计划，在近七八年推动的比较慢，原因是什么？大家各有各的分析。
这七八年来中国虽然面临着美国的金融危机也面临很多问题，但是总得来讲中国日子太好过，外汇储备两三万亿，每年财政20%、30%在增长，GDP以9%在增长。我们回顾一下农村改革是怎么出来的，是饿肚子逼出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全面亏损，工资发不出了，外汇改革是93年中国外汇储备最低的时候只有180亿美元，外汇市场价格曾经12块以上，当时出现全国抢购外汇额度的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外汇额度。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2013年，根据我估计的规律，每十年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比较系统的改革文件，“十二五”的总体规划，它本身关于改革的规划还不够具体，估计2013年也许会有这样一个文件，我们期待这个文件的出现。
吴敬琏：我很同意李剑阁的意见，但是我想做两点补充。一是从过去的历史来说，有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是很重要的，这是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次代表大会也是逼出来的，从1995年开始整个国有部门亏损，以前都是国有企业亏损增加，但是盈利还是超过亏损，所以整体来说还是有盈利的。到了1995年以后全部国有企业是亏损的。这个困难逼出来了，十五次代表大会江泽民总书记报告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怎么实现？首先一条是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有进有退，只保持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其他的领域原则上都可以退。这个结果就是在世纪之交，在放小上做得特别好。我们之所以能够很成功的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小企业的转制和发展。
二是由此可见，不一定是三中全会，为什么？因为三中全会的决定像2003年的三中全会决定很重要，决定的名字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内容很好，但是后来没有执行得很坚决。刚才李剑阁说了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经济情况太好，这不必要。还有一个原因，在深层上到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其实这个共识是不巩固的。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或者有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到底这个基础是市场经济还是要点在于政府的掌控、政府的驾驭，在后来其实是发生了问题。我这条补充的意思是现在顶层设计发生了一个，用我的话来说是顶层是什么？到底我们要一个法制的、规范的、有利于多数人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其实现在这是有问题的，我除了寄希望于2013年的三中全会有一个很详细的各个方面的方案之外，我也寄希望于明年的代表大会对这个顶层要重新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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