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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怀德:公权力使用不规范导致社会矛盾频发

2011年11月11日21:52
来源:搜狐财经

  11月11—12日,2011财新峰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峰会主题为:寻找真实的成长。以下为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在2011年财新峰会表示,当前社会矛盾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造成社会矛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有经济的、有社会的、也有管理的,也有民众本身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公权力行使的不规范,马怀德说,中国公务员的队伍太庞大,六七百万的公务员队伍依宪执法有相当一部分人,这些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跟老百姓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们的执法不规范必然会导致社会的矛盾。这时政府应该及时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但是由于现在社会矛盾化解的机制不健全,渠道不畅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问题,所以导致现在有些社会矛盾,本来是小的民间纠纷,小的问题,最后演化成了大的群体性事件。马怀德指出,在中国想要解决、化解、预防这些社会矛盾根本的出路是要规范国家公权力,而规范公权力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法制,必须回到法治的轨道,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精神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社会矛盾。

  以下是文字实录:

  稳定需要大智慧,我非常赞同这个判断,因为中国确实面临着极不稳定的社会背景,是什么造成的社会的不稳定,我想重点谈一谈社会矛盾问题。

  由于社会矛盾数量增多,表现形式日益丰富,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以及社会矛盾的极端化、激烈化,这些倾向,尤其是新型媒体放大了社会矛盾的各类表现形式之后,使得多数人有一个判断认为现在我们是一个矛盾突发期,矛盾凸显期、频发期,社会矛盾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造成社会矛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有经济的、有社会的、也有管理的,也有民众本身的。我认为在分析这些原因之中及有一个因素分析得还不真,还不透。我认为造成今天社会矛盾的原因是公权力的行使的不规范,我这里有一些证据来证明是公权力不规范导致了社会矛盾,比如说法律制度政策的不公平是导致社会矛盾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几天几个北大的几个教授申请国务院审查教育部高校招生的一个文件,认为这个文件规定了,参加高考的学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作为现在城市进程化速度加快,人口流动这么快、这么多的情况下,就限制了在相当一部分在城市里就读的非户籍人口的子弟参加高考的可能,申请审查这份文件的合法性合宪性。我想,如果说这是一个例子的话,可以说明由于我们政策制度甚至是法律本身规定,是计划经济年代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这种制度,所以它自然就会有一种不适应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现象造成了这种不稳定,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再比如,公权力行使不规范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决策不当或者是决策失误,往往是一些错误的决策导致一些群体事件的发生,这也是已经被近年来多起群体性事件证明了的事实。由于我们在行政决策的过程中,缺乏民主的、科学的论证,使得很多决策都是领导拍脑瓜子的结果,所以造成了大量的小的矛盾,甚至是大的群体性事件,决策不当也是一个原因。

  公权力行使不当的另一个表现是执法不规范,或者说法律实施不良。最近大家看到的网上在探讨的深圳联防队员强奸造成的恶性事件,这个事件实际反映出现的执法到底是什么状况,是不是大量的事件社会矛盾都是由于执法人员的不文明执法、暴力执法、不规范执法造成的,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现在的执法不规范,公务员的队伍太庞大,六七百万的公务员队伍依宪执法有相当一部分人,这些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跟老百姓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们的执法不规范必然会导致社会的矛盾。另外一种社会矛盾一旦由于政策不公、决策不当、执法不规范引发了社会矛盾之后,政府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应该是及时的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但是由于现在的社会矛盾化解的机制不健全,渠道不畅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问题,所以导致现在有些社会矛盾,本来是小的民间纠纷,小的问题,最后演化成了大的群体性事件。比如上访,上访人群之所以多是在基层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有一个数字讨论社会矛盾,有47%的信访案件都是涉法涉诉案件,公检法司处理案件有不公之嫌,老百姓不服,都要求到北京来讨说法。说到底,都是由于公权力行使不规范造成的。再加上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和老百姓的信息沟通不畅,有些老百姓表达的渠道不畅,也会导致一些矛盾不激化。我总体认为,社会矛盾之所以发展甚至激化,根本的原因是公权力行使不规范。在中国想要解决、化解、预防这些社会矛盾根本的出路是要规范国家公权力,而规范公权力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法制,但是我们遗憾的是现在在有些地区、有些领域里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不是用法制的方式,而是用人治的方式,所谓大家说的信访领域里的很多矛盾问题,如果说到根本,就不是在一个法制轨道上解决纠纷的一个方式。我也比较多社会上很多国家解决纠纷的机制,多数情况下,有个别国家也存在类似信访制度的制度,像北欧、新西兰、澳大利亚都有这种制度,日本也有这样的制度,但是他们都没有发展到信访这么庞大的体制,也不是解决纠纷的主渠道,是辅助的渠道。到今天,信访已经变成了解决纠纷的主渠道,信访的数量1300多万起,远远超过了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这些问题都说明,我们在解决纠纷方面,走入了一个误区,就是没有循着法律的轨道在解决纠纷,我认为在人治的轨道上解决纠纷越来越远。

  要想解决中国今天的社会矛盾、寻求社会的稳定,必须回到法治的轨道,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精神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社会矛盾。具体我有很多建议,就不多说了,包括立法要公平、公正,尤其要避免部门立法,部门起草法律的现象,执法要更加规范,加强法律实施的有效机制,要赋予执法人员实施法律的有效的动力机制,特别是在司法上,我觉得还是要认真的思考,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公正给中国社会稳定造成多大的危害,尽可能、快速地改革制度、完善司法体制机制,使得它重新赢得公众的信赖,发挥解决纠纷主渠道的作用。

  最后的结论是,在中国要寻求稳定,它的大智慧不知道有多少,有一条我是坚信的,走法治之路,例行法治是解决中国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寻求社会稳定的根本出路。

(责任编辑: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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