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来源：搜狐财经 龙天翼摄)

　　11月11—12日，2011财新峰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峰会主题为：寻找真实的成长。以下为搜狐财经从现场为发回的报道：

　　搜狐财经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12日表示，今后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对于明年的经济增长，刘世锦认为，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滑，所以稳增长仍然是明年和今后几年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但是各级政府要避免还想保持过去的高增长思维。

　　刘世锦预测，今年中国GDP增长应该在9%以上，明年也有可能争取保持8.5%左右的增长速度。

　　刘世锦表示，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低成本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国际经验来看，转变有两大危险：一是资产泡沫，二是大的垄断的企业和大的利益集团的垄断。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目前都是存在的，而且某些方面问题相当严重。

　　刘世锦认为，需要解决资金和其它资源向实体经济、向创新和产业升级、向中小企业流动的问题，主要办法还是要放宽准入，尤其是要放宽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准入，鼓励和加强这些领域的竞争，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提供动力和需求的空间。

　　以下为演讲全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世锦：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想讲一个想法，有一个题目是这样，应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带来的挑战。最近一段时间CPI渐渐也回落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回落。在这个时点我们怎么看中国经济重要的前景，在这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眼光，就是从中国经济增长这个阶段大背景下看当前的经济形势。这样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仅仅是在宏观紧缩政策背景之下一种周期性的回落，还是意味着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讲这个问题有一个大的背景，中国经济已经经过了30年的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长时间？结合国际经验，最近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研究。

　　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还有我国台湾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大体上都经过了20、30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指的是麦蒂森1990年的购买力元，青木昌彦先生对这方面很有研究。达到这个点的时候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的幅度一般是在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这样的变化在德国是60年代中期，在日本是70年代初期，韩国是在90年代的中后期，这个规律性是相当强的。我们算了一下中国的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时候1990年的国际元已经达到8000国际元，如果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在今后两三年的时间内我们就可能达到11000国际元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将会进入一个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这个分析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今后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阶段的变化将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我们回头来看目前增长速度的变化，到底怎么看，它是什么性质的？是不是意味着这种增长速度的转换期已经开始了。我们感到今年大概有这么几个迹象值得关注：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在我们国家总需求结构中，消费一直相对比较稳定，进出口有比较大的或然性，带动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是高投资，在投资中基础设施占30%左右，房地产占25%左右，设备投资占30%左右，这三项加起来可以解释我们过去一些年投资高增长的大概80%-85%。最近一两年发生了一个变化，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由过去的30%降到22%。其实房地产的投资如果没有保障性住房的投资跟上去的话，其实也是要下来的。而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房地产的投资如果都下来，设备投资也会下来。

　　二是去年东南沿海几个大省，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北京，GDP的增长速度在全国来讲是排在后面的，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上海的投资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如果说我们的经济要实现这样增长阶段的转换，东南沿海地区是发达地区，应该率先从这些地方开始，这个迹象现在已经出现了。

　　三是最近大家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风险的担忧，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大家已经感觉到在这些领域中投资的回报可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就意味着对投资潜力已经有点怀疑了。所以我感觉到刚才讲的这几种情况，是不是说中国的增长阶段转换已经开始了，我们感到这可能是一个过程，需要若干年，这个过程有很大的可能性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如果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如何认识这个阶段，现在在认识上有一些混乱，这个问题要讲清楚。第一，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用中国人的话来讲，这是规律。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我们能在人均11000国际元的时候，中国增长速度自然回落，实际上是一个好事情，我们顺利渡过了工业化高速增长的一个成功的标志。第二，这是潜在增长力的下降，我听说最近有些地方说是，我们进行了主动的调控，所以速度由多少降到了多少。如果你想主观调控再把它提高的时候可以吗？不可以了，因为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了。第三，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比如由10%降到未来的6%、7%。从国际范围来讲，这仍然是一个不低的速度。如果我们转入这样一个6%、7%的中速增长阶段，再保持10、20年，仍然是很好的事情，中国将会进入高收入社会。我们讲增长变化的时候，有人会感到悲观，我认为不必，实际上我们仍然有理由对中国增长的前景保持乐观。

　　在这个背景下，对明年的经济增长有三点想法：第一，从国际经验来看，增长速度的下台阶有的是比较平滑的，但也有的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大的外部冲击，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滑。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争取让台阶下的比较平滑、比较稳。所以，稳增长仍然是明年和今后几年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这里要避免两种情况：一是各级政府思维方式还转不过来，还想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过去10%多，现在掉到10%以下，不担心，还想重现往日的辉煌，思想方式转不过来，采取一些措施想把速度拉上去，但是这时候再往上拉是很难拉上去的，其实短期拉上去负面的后果会相当严重。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在这方面实行刺激性的政策，试图把日本经济恢复到60年代那样一个高增长的平台上去，最后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泡沫，这个教训是要汲取的。二是我们进入增长转换期以后，整个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是大大增加的，有点内外冲击，有可能增长速度在短时间内会比较大幅度下滑，这种局面我们也是要避免的，因为短期内快速下滑的话将会引出不少新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感觉到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估计比今年还会有所回落，今年应该在9%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明年还是有潜力也有可能争取保持8.5%左右的增长速度。

　　另外，物价的问题，目前来讲物价已经回落了，到年底水平会逐步下降的。但是中期的通胀压力仍然不能低估。因为我们目前通胀有一个特点，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推动成本上升的因素，比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它是趋势性的，而且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外，我们受管制的一些能源产品的价格需要进行调整，我们也需要给改革留出空间。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还不得不被迫提高对较高物价水平的承受能力。当然，政府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

　　第二，要把防控风险放到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过去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说中国经济的矛盾比较多，经济的不可持续，但是事实上已经持续增长了30年。有一个特点，高增长本身具有化解和吸收风险的特点，但是当高增长不可持续的时候我们将会遇到两类风险，第一类风险是过去可以包得住的风险隐患，现在包不住，会暴露出来。第二类是如果短时间内下滑的过快，将会出现一些新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明年将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风险的防范：一是地方融资平台集中还本付息的风险；二是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往高的话，风险肯定很大，如果短时间内下滑的很快，也会有风险；三是增长放缓以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出现大面积亏损的风险。刚才卢迈秘书长已经讲了钢铁行业的情况，钢铁行业最近的情况很值得关注。已经露出苗头的民间借贷和影子银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四是国际经济再次下滑对我们经济冲击的风险，9月份以后出口大幅度下滑，对我们的投资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方面的变化我们也要关注。

　　第三，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这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强调通过深化改革，而且改革要加快，来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什么含义呢？你要和新的增长阶段相适应。最重要的一点，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低成本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国际经验来看，实现向创新驱动转变有两大危险：一是资产泡沫，二是大的垄断的企业和大的利益集团的垄断。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目前都是存在的，而且某些方面问题相当严重。所以我们下一步深化改革，这里面问题很复杂，我没有时间展开说，我想我们有一个重点，需要解决资金和其它资源向实体经济、向创新和产业升级、向中小企业流动的问题，主要的办法可能是一个老办法，还是要放宽准入，尤其是要放宽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准入，鼓励和加强这些领域的竞争，这样我们才能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提供动力和需求的空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