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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崔之元:肯定重庆经验而非重庆模式

2012年01月18日07:36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孟德思旧

  搜狐财经:您认为改革的下一步怎么办?如何找到突破口?

  崔之元:我认为可以借用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自由社会主义”概念来形容下一段的国情走向。我觉得重庆已经初步地形成了“自由社会主义”。我想指出一个历史事实:现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黄奇帆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最后一站上海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担任记录员,不少他记录的邓小平谈话要点发表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重庆的一个特色是“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重庆国资总量从2001年的1700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2万亿元,再到2011年1.5万亿元,跃居全国地方国资第4位。但在重庆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而是“国进民也进”。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来说明:

  重庆乡村基快餐连锁公司于北京时间2010年9月28日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也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重庆企业。乡村基招股书显示,创始人李红和张兴强夫妇持有乡村基5320万股,占比66.40%,近200位乡村基的中层管理人员,2010年初以每股一美元的价格,获得了公司“原始股”, 而李红也被称为“重庆上市企业最慷慨老板”,因为她拿出超过7%的股权进行了员工股权激励,总价值约3亿元人民币。乡村基的成功固然主要来自李红女士的经营方略。乡村基的门店数已飙升至101家分店,被誉为“中国的麦当劳”,其中56家位于重庆,31家位于四川,14家位于西安、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但是,乡村基得以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也是它成功的因素之一。

  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去年出版了《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他说:“西部大开发中,国家陆续出台了一批推动国内外社会资金流向西部的政策,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最具含金量。政策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而当时全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3%。初看起来,乡村基似乎不在“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中,但“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却使乡村基得以享受15%税收优惠政策。该通知中的关键段落是:“促进市级重点工业企业的发展。凡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的重点内外资工业企业,除国家限制或禁止的投资项目外,从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上述政策执行中,对不能明确界定为鼓励类的产业,内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经委审核确定、外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外经贸委审核确定为鼓励类产业的,也可按上述规定执行”。可见,重庆的确是“用好用足”了中央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投资。最近,重庆市又请示国务院并获批把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延长到2020年。

  重庆市政府之所以有底气,敢于坚持用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和重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有关的。在重庆,国有资产发挥了“第三财政”的作用,“八大投”等国有企业直接从事修建大学城、大剧院等原属“第一财政”的工作。不仅如此,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基于“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又好又快与公共正义的有机统一”的创新思路,推出“十大民生工程”、“共富12条”和“民主法治15条”等系列政策措施,已经呈现出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的态势,这些方面的进展都得益于“国进民也进”的经济制度基础。

  搜狐财经:重庆已经走在了全国前面是吗?

  崔之元:重庆近年来不少改革举措在全国都是领先的。例如:重庆率先在全国启动最大规模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重庆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农村土地交易所,率先开展了“地票”交易。推行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权”抵押贷款,在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上迈出了重大一步。重庆组建了30亿元资本金的兴农融资担保公司,“三权”抵押贷款达到180亿元。去年,重庆共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817个,建立起农民按股份分享经营收益的体制机制。再如,重庆出台了发展微型企业的政策体系,扶持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等9类群体自主创业。现已创办微企5万户,带动35万人就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国资委对微企每年无偿拿出1亿元国有企业利润作为资本金补助,是国资“社会分红”的一种体现。这些举措都需要国资发展以及“国进民也进”的经济制度基础来支撑。

  这恰恰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和。米德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关于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很像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贡献。“自由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它不是依赖高税率来再分配,而是依赖“低税率”和“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

  重庆正在进行的“自由社会主义”实验的规模要比香港更大,在维度上也更为丰富。它值得全国人民密切的热情关注。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增值有一部分进行“社会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更完善。目前,世界上社会分红最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哈蒙德州长二战间在中国当飞行员,1979年邓小平亲自接见过他。大家知道,阿拉斯加的石油是归全民所有的,石油开采权拍卖收益,分给阿拉斯加每个居民一个社会分红。因为有公有资产的收益,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阿拉斯加社会分红的实践从1980年到现在已有近30年,最高在2000年,一个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红将近两千美元,如果一对夫妻加两个小孩一年就有八千美元。我近年来一直呼吁借鉴阿拉斯加经验,建立“中国人民永久基金”,以公有资产增值为基础进行全民社会分红。“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如果进一步和“社会分红”实验相结合,可能会有更令人兴奋的发展。

  搜狐财经:这么说,您认为重庆现在的发展模式值得推广?

  崔之元:我倾向于使用“重庆经验”这个词。前面所说的重庆经验在今天是有普遍性意义的。我将这种普遍意义称为“制度与政策创新的潜在可能性与实现机制”。社会主义优越性如何具体落实到实践中去?这不是一句空话,重庆经验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与政策创新的潜在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前面分析的“国进民也进”这一“自由社会主义”创新就是典型的例子。

  关于重庆的改革经验我此前写过一些初步的探讨文章,也在重庆挂职锻炼了一年多时间。我曾有一篇文章题目叫“重庆经验进行时”,也就是说,重庆的改革发展和探索还在进行中,重庆改革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那些经验也在进行中。

  重庆值得关注的探索经验还有一些,比如“地票交易”。重庆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土地的发展权转移。我认为,地票不是形式上的土地供应量计划指标,而是土地“发展权”指标。发展权是不同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变土地用途”的权利。通过“地票”,重庆已经在实践上隐含地承认了农民拥有部分“土地发展权”,因为开发商必须购买“地票”——农民的部分“土地发展权”——才获得参与竞标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资格。这对于正在修订中的中国“土地管理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尚无“土地发展权”的概念。美国一些州实行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发展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重庆的地票对农民在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上所作贡献的一种创新性的补偿方式,实际上是对农民土地发展权的隐含认可和发展权市场价值的实现。西方也没有出现土地发展权的交易所,只是在美国的一些州,有一些局部的交易。因此,重庆的土地交易所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发明“中美国” 一词的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弗格森2008年说的如下一段话很生动地抓住了人们的“重庆想象”:

  在次贷危机爆发一年之后,我访问了“中美国”的东部即中国。没有地方比重庆更反映中国的高速发展。重庆地处长江上游,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城市。在我以前对中国的访问中曾见证过不少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但重庆速度使上海和深圳都略显逊色。

  有趣的是,重庆之行促使弗格森改变了他的“中美国”理论。在“中美国”中,中国的功能是储蓄,美国的功能是消费,因为中国没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弗格森在地处西部和内陆的重庆所见到的“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使他认识到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从而预示着“中美国”的终结。

  我认为,重庆使弗格森改变“中美国”理论是意味深长的:国务院2007年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目的之一正是激活国内市场,因为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数倍于农村居民,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转变为以国内消费为主。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基本国策。在这个意义上,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可以被理解为“局部向整体渐进”,是有前瞻性意义的改革和探索。(文/孟德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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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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