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万通控股集团董事长冯仑对台湾的情结，就像是收藏家遇到了自己的心头好。这种情结驱动他在最近几年里几乎每个月都会去台湾“报到”，如同热恋一般。
并非传奇般的“一见钟情”，冯仑是在30多次台湾行里“日久生情”。他有一次在台湾的图书室里看到蒋介石过世时全
现在，他既看新闻联播，也看台湾大选；他逛诚品书店，也编各种黄段子。他闲闲地穿过西门町，逛过五月天主唱阿信的潮T店和武昌街电影院后，再去台湾看望眷村老兵台湾市民习以为常又细腻鲜活的生活犹如画卷，让他这个饶有兴致的旁观者看到了其中有趣又丰富的故事，而眼下，他正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2011年8月，冯仑在台北启动了首个大陆房企参与台湾房地产的项目“万通台北2011”。一个“外省人”要在台湾造房子卖给另外一群“外省人”，为什么？
冯仑说，因为自己遇到了一块真正的美玉。“开始是天天把玩、琢磨，后来情不自禁地逢人就夸这玉有多丰润，到最后，我只想让懂玉的人一起买下它、感受它。”冯仑告诉《中国企业家》，“台湾就像一个有气质的女人，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细细品的。”
大无奈和小叙事
“（台湾）就像那种平时素面朝天，乍一看不会让你多惊艳的漂亮女人，但仔细一看，一举手、一投足，仪态美好。”今年52岁的冯仑，第一次去台湾是被当成“货物”进入台湾的，因为当时两岸没有开放互访，他下机后从混乱的货物通道进入了台湾。
两岸开通互访后，冯仑送给自己50岁的生日礼物，是骑自行车环台9天。他骑了1100公里，在一米一米地丈量台湾时，他走过了街头巷陌，也走过了台湾底层真实的生活。
环台9天，冯仑感受最深的是两岸文化的隔膜。“我们跟台湾的企业家基本没有共同话题。聊了下天气、风土人情，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坐下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突然，台湾人开了个玩笑，他们都笑了，大陆企业家则莫名其妙，不知道在笑什么。”冯仑突然意识到，两岸的人相隔了整整一个时代，不只经济，还有文化。于是他决心看看台湾真实的、普通人的生活，看看那些正在发生的，却被忽略或者误解的故事。
他看到的，是台湾的秩序井然、运转有序。在台湾乡下骑一圈，冯仑发现台湾人的秩序感比大陆人要好很多，于是每个人都能骑得很快、很有安全感，不可能有人乱开车撞到人，越到乡下的地方反而越有秩序。而在北京不一样：在市区，红绿灯秩序没问题；到了城外可能会有点问题；再往郊区，红绿灯几乎不管用。“好像两个姑娘都在北大，一个是农村来的姑娘，考上北大，换了一身衣服，但还是在说乡下话；还有一个是从小就在北大，教授家庭、书香门第，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冯仑说。
曾经有陪同大陆企业家参观的台湾导游和企业界人士，听到大陆企业家之间的对话，都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老想这么多大事？开始冯仑也回答不出来，后来看了著名作家龙应台的一篇文章《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得出一个结论：这是小叙事与大叙事的区别。“没有小自由，只能大无奈了。”这是冯仑印象深刻的两岸差别，“如果我们都能谈小事，说明这个社会是健康的。”
对于“大无奈”的感受，出身于房地产的冯仑体会可能更加深刻。他2011年出版的新书《理想丰满》反思了两岸的制度环境不同导致的企业差异，他专门用了两章来讲台湾。
“在大陆做企业和在台湾做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大陆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时间浪费在制度上，很少有精力做市场博弈，而台湾的企业做得更多的是商业博弈，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人家呢？”冯仑说，自己一生大半时间是在与体制博弈，天天在这上面焦灼，而且还不敢随便说话。但当他去了台湾，看到联电原来的董事长曹兴诚因为某件事情对政府不满，在当地所有的报纸买了一个广告版面来骂马英九，感受到极大震撼。
有趣的是，他去台湾时，当地的朋友会把《全民大闷锅》、《全民开讲》等政论节目，当作跟凤梨酥、阿里山一样的当地特产推荐给他。他看了之后，感慨到台湾是“党无宁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
因为台湾民众有了言论表达的充分自由，反而不愿意天天关心大事了。在台湾随处可见的，是经营“精致”的生意，冯仑有一次去当地很有名的饭馆吃饭，发现老板穿着粗布衣服，餐具却精致得不能再精致，菜品也是相当用心而有水准。虽然生意好，老板却不想再开分店，而是天天琢磨怎么养花、怎么做出好吃的菜，这种“小叙事”情怀让喜欢读旧书、听小曲、骨子里有士大夫情怀的冯仑有精神上的投契。
“李敖是机巧、韩寒是智慧”
冯仑去台湾，看被誉为当地“国民电影”的《艋舺》和《泪王子》，也看“云门舞集”和“汉唐乐府”。因为看了《宝岛一村》，他有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说要去台湾眷村看一看，司机大吃一惊：“连台湾本地人很多都不见得知道眷村，你一个外省人居然知道？”
冯仑将大陆的韩寒跟台湾的李敖作比较，觉得自己更像李敖，但是比他更现实。“李敖是机智、技巧，而韩寒则是智慧。”冯仑说，“智慧的人一定是从容的人，李敖整天绷着一张脸，这怎么算是智慧呢？顶多算是聪明。”
而韩寒和李敖作对比，更能体现出两岸文化的差异。“韩寒生长在大陆，还是不太敢说太多违禁的话，他是在有分寸下的自由；而李敖则是什么都敢说，而且说得口无遮拦，大家就觉得痛快、过瘾，甚至觉得他有些过头。”冯仑说。
台湾人怎么看待他这个大陆过去的“异乡人”，冯仑不甚关心。“台湾人总体觉得大陆这边发展很快，机会很多，但是大陆人总体素质还是不太高。所以，整体形象还是差一些。”冯仑说，自己也经常听到台湾的朋友评价大陆人，有大陆人的地方必定吵吵嚷嚷，台湾的奢侈品商店里只要看到出手阔绰，一买就十几件的，必然是大陆过去的企业家。“台湾人总体对大陆人的心态是复杂又矛盾的，就好像你看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原来一直很穷，一直不如你，突然有一天夜里捡到了金子，你看他第二天立马说话声音和气势都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捡到金子”的冯仑要在台湾“挖金子”，不过还是打算卖给大陆人。冯仑在台湾做的第一个地产项目，是主打大陆人到台湾的度假需求，选在了台北市郊的阳明山畔。
“推销台湾第一人”
在首批赴台湾交流的大陆企业家里，冯仑并不是第一个对台湾感兴趣的，但他却是推销台湾的第一人。他的好朋友、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就是在他不厌其烦的推荐下，才开始对台湾感兴趣的。
去年，刘永好两度赴台，拜访了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以及大成长城集团的韩家四兄弟，刘永好对台湾当地的农业发展印象深刻，“台湾的农业技术和农产品加工做得很好，尤其是台湾当地的农会和农社，在推动台湾现代农业的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而他的同行、去年在冰岛买地失利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则对台湾态度谨慎：“受政治因素影响在台湾做地产风险很大。”
冯仑却对自己相中的美玉充满信心。“一般从大陆过来的企业家，都会觉得台湾这个市场太小、地域狭窄，这个是普遍能看到的缺点，毕竟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有大陆那么大的市场。但是我能从问题中看到机遇，一块好玉即使有瑕疵，也是值得投资的。”
冯仑认为台湾的永久产权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这块好玉散发出来的最诱人的光泽。在大陆做房地产，政策出台的频率非常快，台湾则不一样，出政策要经过反复讨论、立法，有相对完善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因此，冯仑认为，台湾的房地产投资会成为两岸经贸往来中引爆台湾经济增长的下一个“爆米花”，于是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
“在大陆，民营企业家内心缺乏安全感。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触碰到政策的底线，甚至因此锒铛入狱。”后来冯仑再看表现抗日题材的电影，会发现两者“大不同”：台湾的抗战描写的是政府或富人的抗战，而大陆描写的都是穷人的抗战。两地对战争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认识，就连都是安置烈士的地方，大陆叫做“革命烈士陵园”，而台湾只有“忠烈祠”，前者名单中多数是苦难深重的老百姓，而后者80%来自家境良好的大户人家，这让他感觉到不可思议。“台湾电影提到的抗战的重要原因是保种，为让种族得以延续，是种族之争、文化之争。”
“两岸文化的隔膜和差异一直存在，但是我现在觉得比较乐观了。现在台湾的80后、90后与大陆的80后、90后们成长的环境差别在缩小。”冯仑说，“现在大陆的年轻人可以在网上看《康熙来了》，看《全民开讲》，也可以在北京看《宝岛一村》、“云门舞集”，他们追着台湾偶像剧包装出来的明星，也用台湾制造的手机。”
冯仑设想，未来两岸的“二代企业家”再碰到一起，应该会有很多共同话题，再也不会出现像他这一代的企业家们遇到的尴尬了。
如果要拍一部关于台湾的电影，冯仑会拍什么？—他的答案是《大陆人在台湾》，反映大陆人在台湾感受到的情感和制度方面的冲突，也许冯仑在台湾做生意的故事，就是他的第一个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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