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很多问题明知道难，但还是得说”

跑过两会的记者都知道，每年两会，政协会议往往有着不同于人大的吸引力，由于相对超脱的身份，政协委员中，敢言的人着实不少。

　　2012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这也将是本届2237名政协委员最后一次集体亮相。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其中几位政协委员，请他们回望几年来履行职责过程中，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以及这五年来，他们眼中政协的变与不变。

　　“政协委员掌握很大的话语权”

　　2008年3月4日政协会议民革小组的讨论会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语气相当铿锵有力：“任何改革都不能一蹴而就，阳光财政的建设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一万年太久’，必须‘只争朝夕’。我盼得头发已白了！”

　　敢言的老人名叫蒋洪，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一直在研究如何管住政府的“钱袋子”。

　　政协委员们的大胆敢言，已经成为每年两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一位政协委员表示，因为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全国人民都在看，即便得罪人也得说。

　　2010年两会上，蒋洪又多次表示对国有银行拿出5个亿的利润给一百多名高管分红的不满。他还连续三年递交呼吁财政公开透明的提案，年年都给财政预算报告投反对票。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也是公认的两会“炮手”之一。他因为自己的仗义敢言，甚至挨了不少“骂”。有一年，他的提案是《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建议教育部和中组部，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这件事震动很大，有人甚至向清华党委统战部反映说，蔡继明的提案是冲着在清华大学混学位的党政官员来的。

　　后来，他又提议取消“五一黄金周”，结果真取消了。没料到网上骂声如潮，他还因此跟百度打了一场名誉官司。另一次会上，他提议推迟退休年龄，网友们又说他是“为公务员说话”。

　　事实上，稍微留意一下蔡继明的提案，就会发现，他绝大多数的提案都跟民生有关。他曾为失地农民呐喊，“现在征收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失地农民要分享超额收益”；也曾炮轰过公务员住房问题，“打着经适房旗号盖，比商品房还豪华”。

　　蔡继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从不会为了迎合一些人的口味，所有的提案都是他认真分析研究的结果。“提案经过媒体传播之后，就变成了民众的呼声，会引起更大的社会效应，对决策者会形成压力。”

　　事实上，民生问题，一直是这几年委员关注的热点。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王超斌提得最多的提案，是“三农”问题，“我从小在乡镇长大的，吃的是农民种的粮，周围生活的都是农民。我亲眼目睹许多农民生活的窘迫与困苦。”

　　政协委员们坚信，只要他们坚持，不放弃，不抛弃，总还是有希望。1998年，王超斌第一次提全民义务教育的提案，石沉大海。第二年他换了个法子，把范围缩小在农村义务教育这块，后来一直提，直到10年之后，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全面的义务教育政策。

　　“一年不行，两年。有些提案通过了，我们很高兴。有些我们觉得很好，可能是人家觉得我们没有提到点子上，就再提。”王超斌说。

　　很多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这些年提的加强房地产调控，增加住房保障等提案，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但国家政策的确在向这个方向走。

　　一位要求匿名的委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说，“政协委员掌握很大的话语权，老百姓对我们的希望还是很大，总觉得我们说话还有用。我当了15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很多问题明知道很难推，但还是得说，哪怕当年不能推，过几年能够推动也好。”

　　回复多，落实少？

　　“我激动得都哭了。”回忆起几年前自己的提案被政府工作报告采纳的一幕，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王超斌的声音略显激动。

　　当年的全国两会上，在一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的小组讨论中，身为政协委员的王超斌向温家宝递交了一个与农业有关的提案。次年两会，提案内容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当了15年的政协委员，这是王超斌最满意的一次答复。

　　提案采纳落实的情况，和部委的重视程度有关，也得益于几年来全国政协对提案复杂机制的推动。据《瞭望》周刊报道，2010年，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召开重点提案选题协商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协商确定110个方面的重点督办提案。全国政协办公厅和提案委员会与提案者、承办单位联合开展调研、办理协商会25次。

　　按照规定，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后，所涉及的有关部门必须以书面、约见或电话形式给予回复。不过，王超斌和其他政协委员这五年来的普遍感受是，回复多，能够真正落实的，相对较少。

　　全国政协提案委副主任毛林坤2011年曾向媒体透露了一个数据，全国政协年提案6000件，落实的有一千多件。

　　政协委员伊丽苏娅是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原办公室主任。为了推动“设立中国慈善日”，她连续提交了四五次提案。不过至今，相关职能部门给出的答复还是，“正在推动中”。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原则上都会有回复，如‘您的建议很好，会认真考虑’，至于采不采纳，就不好说了。”

　　上述要求匿名的政协委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最怕听到的答复是，“感谢您关心我们的工作”。“哪怕告诉我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了一小步进展也行啊。”这位政协委员说。

　　连续四年，这位政协委员的提案都是要求北京解决异地就医的问题，承办单位回复表示，“非常重视”。但实际上，这几年来问题的解决并没有进展，“有很多客观理由”。

　　为解决提案答复的问题，十一届政协期间，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在每次全体会议前夕，都会邀请部分部委负责人到政协，向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通报情况。

　　《瞭望》周刊报道称，以公安部为例，从各承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到部办公厅再到部领导，都要根据提案所提问题或建议，对每一件答复文稿进行认真审核。对办理质量不高或工作措施针对性不强的答复文稿，退回承办单位重新研究、起草。“对答复的用词都要求仔细把关。”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说。

　　提案只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方式之一。每年，政协下设的各大专门委员会都会到各地调研，之后会形成报告，上交全国政协。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政协委员说，一些调研报告会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位全国政协教科文卫科委员会的委员说，他们每年都会到各地调研五六次，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现在“新农合”能全面铺开，跟他们的调研不无关系。

　　“政协可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与大胆敢言的委员们相映衬的是，这些年，政协会议上，也出现过一些有争议的语录和提案，如用十年恢复繁体字，建议征收交通拥堵费，等等。而2010年两会上，倪萍委员的一句“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更是引起外界对于政协委员角色的争论。

　　跟人大代表需要经过选举不同，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政协委员完全是推荐产生。舆论常常认为，政协委员更多是一个荣誉头衔，这种被动参与的形式，也令外界担心，政协委员们参政议政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政协成立之初，只有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两大职能。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将章程修订为：“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

　　这是“参政议政”在政协章程中首次明确出现。此后，参政议政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并列为政协的主要职能。

　　200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发布，指出要“深入开展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与人民政协的联系和沟通，为人民政协参政议政创造良好条件。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政协委员认为，正因为政协相对超脱的身份，政协委员的提案才可能比较尖锐。“像以前当领导的，现在来当政协委员，以前不敢说的，现在敢说了。所以说政协的作用是人大、在职官员都没办法代替的。”

　　也许正因为此，许多人对政协有更高的期待。有学者认为，如果能将政协委员专职化，政协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能影响政府决策。不过在蔡继明看来，当前对于政协委员来说，最关键的不是要专职化，而是要将宪法赋予政协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应该先把第一步做好。”

　　“我对任何超出政协章程和宪法规定的提法，都不赞同，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伊丽苏娅说，政协应该扮演好现有的角色，找准自己的位置，在宪法和政协章程划定的范围内，政协可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没有必要越界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