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过度储蓄：以多元养老体系为中国“减负”

　　多年来，我国过高的储蓄率一直为发达国家所诟病，一般观点多认为，老百姓增加储蓄主要是为了养老。确实如此，当越来越多“4-2-1”家庭(4个老人，2个年轻人，1个小孩)或“4-2-0”家庭(4个老人，2个年轻人，不要孩子)的出现，给“养儿防老”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当下，国人真的是“过度储蓄”了吗?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部分人储蓄过少，通过储蓄来养老根本无法实现。对这个观点，你可认同?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属全球最高之一，但讲到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多人通常会以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老百姓增加储蓄主要是为了养老。中国的高储蓄率甚至为发达国家所诟病，因为中国多储蓄少消费，导致发达国家贸易赤字。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大部分人储蓄过少，通过储蓄来养老根本无法实现。

　　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在1994年之后，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储蓄比重不断提高，而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则一直在20%左右徘徊。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城乡居民中金融储蓄和实物储蓄总额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少部分人。

　　截至2011年底，中国央行公布的个人存款(包括储蓄存款、保证金存款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35.8万亿。而根据对2008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的分析结论，占总人口4.57%的群体拥有37.5%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保守判断5%的储户占有银行个人储蓄总额的40%，则剩下的21.5万亿余额如果被13亿人均分，人均储蓄额就少得可怜。因此，如果对举世公认的高储蓄率国家的收入和储蓄结构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大部分中国人，无论是收入还是积蓄都难以承受未来为自己养老的负担。而中国目前的养老体系中所谓的三大支柱几乎没有个人支柱的养老保险，农村的所谓“新农保”规模只有500多亿，仅覆盖1亿多农民，且规模还是杯水车薪。

　　对此，不妨比较一下美国有关储蓄率和养老金方面的数据。美国的超低个人储蓄率一直受到大家指责，认为是消费过度。但如果对美国个人储蓄率与美国的经济景气度做相关分析，会发现个人储蓄率与经济景气度逆相关。如美国2000年之后随着经济的增长，个人储蓄率大幅下降，在次贷危机之前跌至负值;而次贷危机之后，个人储蓄率又开始上升，这说明个人行为还是理性的。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个人储蓄率的变化并没有对其未来养老产生多大影响，因为美国的养老金体系非常健全，美国仅个人退休账户(IRA)的规模就达到4.9万亿美元，折合31万亿人民币，但美国的人口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因此，从养老的角度看，美国个人储蓄率要远高于中国。

　　如果再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政府与企业层面为个人提供的养老保障，则差距更大。首先，中国养老金的构成存在严重缺陷，即接近90%的养老金靠政府提供，而商业保险及企业年金等占比很少。而美国养老金来源主要是靠企业(雇主设立养老金)，其总资产是政府养老金的5倍。目前中国养老金的累积额仅3万多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不足7%，而美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层面养老金相加的总资产超过18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20%。因此，中国眼下无论是居民储蓄还是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养老金，其规模都不足以为未来老龄人口提供养老保障。
　　如果对经济学意义上的“储蓄”或“储蓄率”计算方法不了解，就很容易对储蓄率的概念发生误解。经济学上的“储蓄”通常是广义的，包括银行存款、手头的现金、买基金等理财产品、买保险等金融投资，还包括买房等固定资产投资，前者可以概括为“金融储蓄”，后者则可统称为“实物储蓄”。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金流量表”推算，2008年居民的金融储蓄约5万亿，实物储蓄约2.18万亿。为了便于统计，通常用“总储蓄=总可支配收入-总消费支出”来计算，仍以2008年为例，居民总储蓄=18.24-11.06=7.18(万亿)。至于储蓄率，则通常有两种表述方法，一种是总储蓄除以总可支配收入，另一种是总储蓄除以GDP。

　　所谓的中国高储蓄率，一般是指国民储蓄率，它是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和除以总可支配收入或GDP，如2008年国民总储蓄与总可支配收入之比达到51.3%的历史高点，而同样口径的国民储蓄率，1992年时只有36.3%，储蓄率快速上升的原因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的增加。

　　因此，需要澄清的第一点，是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在1994年之后，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储蓄比重不断提高，而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则一直在20%左右徘徊。所以，不能因为国民储蓄率过高就认为是居民储蓄过高造成的。

　　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中国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存在低估现象，即分母被估小了，则居民储蓄率被高估。仍以2008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推算，2008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约为13万亿(抽样调查结果)，而《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显示，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8.24万亿，两者竟相差5.24万亿!可见抽样调查的结果远低于修正后的结果。而修正后的结果，仍然存在被低估的嫌疑(见王小鲁的相关研究报告)。

　　同样，根据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推算，2011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不足20万亿，这显然又是被低估的数据，因为按2008年18.24万亿的基数，累计三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可能不足10%。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导致居民储蓄率被高估。

　　需要澄清的第三点，是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城乡居民中金融储蓄和实物储蓄总额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少部分人。中国银行业从未披露城乡居民存款的结构，比如，存款额在1千万以上、100万至1千万、10万至100万、10万以下的储户数量各为多少，但我们可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数据来大致推算不同收入阶层的存款占比。

　　仍以2008年为例，修正前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布数为43613.75元，则按当时城镇人口规模的6.0667亿推算，城镇10%最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65万亿，又假定修正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被低估的5.24万亿中的80%是属于10%城镇最高收入群体的，则这部分群体(占总人口4.57%)的可支配收入总额为6.84万亿，即占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37.5%。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家统计局修正后的可支配收入总额数据仍可能低估，则实际收入差距更大。换言之，导致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因素的少数人暴富的结果，大部分人的储蓄规模很小。


　　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近期有关养老金是否入市的话题也争论不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养老“赤字”，如何填补这个缺口，并建立多元支撑的养老保障体系，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已经是摆在中国面前的战略性议题。

　　“未富先老”冲击经济

　　一直以来，老龄化被看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挑战和冲击。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用于养老的资源总量增加，如需增加有关养老的财政支出、提高企业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并配置更多与养老有关的公共设施等。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同时劳动力严重短缺也将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储蓄率下降、投资减少等等。

　　然而，我国老龄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情况老龄化更加突出。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是在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时西方国家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而中国是在低收入水平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已成为严峻现实。

　　防范养老金赤字“黑洞”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力量的选择历来是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关注的焦点。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并开始推行从出生补贴到丧葬费的一揽子福利计划，福利国家开始在欧洲等地风靡起来。在这种国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公民各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养老、救济、失业)的资金来源与待遇支付职能，但是我们能否完全照搬西方完全福利化的国家保障养老模式?

　　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养老保障方式相伴的是政府长期承诺的迅速扩大，这些承诺的最终承担者仍然是国家财政巨额赤字。由于政府对社会基本养老的承诺具有制度刚性，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养老保障覆盖面扩大对财政的潜在压力将逐步显现。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负。

　　据IMF统计，从2007年至2014年，20国集团中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国债负债率(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上升至近25%。数据显示，当前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国家中，国有养老金债务是其GDP总和的5倍左右。据弗莱堡大学研究机构报告，早在2009年，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债务规模就已经达到了39.3万亿美元(30万亿欧元)。其中，德国占有7.6万亿欧元，法国有6.7万亿欧元。目前，欧洲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为全球最大，2009年这个数字为2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涨至35%。因此，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吞噬着政府的财政资源，也使这些国家难以真正有效的削减债务。

　　此外，处于人口危机边缘的日本，预计在2011财年养老金发放金额将出现2.5万亿日元(289.7亿美元)缺口。根据日本2005年人口普查结果推算，日本将分别在2012-2013年、2016-2018年以及2038-2041年三个时间段迎来退休高峰。其中，在2012-2013年和2016-2018年两个时间段，养老体系支付压力将达到顶峰。偿债高峰与退休高峰的重叠将令日本政府破产风险一触即发。

　　建立多元化养老支撑体系

　　同样的养老赤字也在逼近中国。2010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1491亿元，比上年增长18.0%，全年基金总支出8894亿元，比上年增长20.4%。收大于支，但是支的增长速度大于收。2001年以来，在覆盖的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中，参保人数平均增速为4.04%，已经低于离退休职工人数的平均增速6.64%，而养老金的筹集主要依赖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这意味着全国养老保险收支出现赤字并非是遥远的事。

　　那么中国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笔者认为，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要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在较低收入水平下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既要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又要考虑量力而行，防止对长期增长带来冲击。因此，我们需要从可持续性的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进行评估，并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增长前景，兼顾“效率”和“公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

　　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养老保障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就养老保障模式而言，分为家庭保障模式、国家福利保障模式和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共建保障模式三种。

　　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就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

　　此外，养老金拓宽融资渠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该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私募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把养老基金做强做大，并使之成为中国人养老的“资金池”。

　　老龄化赤字正在逼近，全方位启动多元化中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为“未富先老”的中国社会减负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