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一个买卖人的思考

　　冯仑 一个买卖人的思考

　　几十年的时间，不经意间，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他通晓官场的游戏规则，也了解政治和政策的不可逾越的底限，他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说，哪些可以说了不做，哪些既不能说

也不能做

　　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北京

　　2011岁末，猫扑出现了这样一个帖子：“万通地产的冯仑出新书了，周三在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有活动，与崔永元和大学生们一起谈理想，说潘石屹是他带出来的，我已经报名了，有没有人一起去？”

　　这个帖子有463个点击和94条回复，一部分跟帖的人知道冯是一个牛人，另外一部分人觉得崔永元主持的活动应当很精彩，还有一部分人则觉得地产行业很吸引人。

　　2011年11月23日晚6点半，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陆续入场的学生，和掺杂其间的成熟脸庞，让整个大厅瞬间就满了。中国企业界大腕级人物，如柳传志、王功权、潘石屹、吴鹰……陆续出现在现场播放的视频里。

　　嘈杂的现场因为崔永元的出现逐渐安静了下来，幽默的开场白后，他快速进入了主题：“我的好朋友冯仑先生把样书送给我的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理想丰满》），一个明明是白天想的事，而另一个则是晚上想的事。我想问他，出这本书除了挣钱外还为了什么？”

　　马上，冯仑出来了，他穿着一件皮夹克式西装外套，浅色的衬衫，光头。他回答了崔的问题：“作为买卖人，眼睛除了看到钱，还看到了钱以外的事儿，这件事除了不想赚钱，其他都想。”

　　冯仑有多重身份，被称为“大哥”的商业领袖、商界思想家、黄段子传播者，以及“畅销书作家”等。万科的王石评价他：“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王功权认为，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与之聊天那样快乐而有趣。

　　几十年的时间，不经意间，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理想主义让他活了下来，活得还算丰满，实用主义导致成长过程中的野蛮。这皆因任何个体的生命，在一个荒诞不经、繁花似锦的时代大幕下，都显得微小和脆弱。

　　他说如果要写回忆录，第一句话会是：“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哺乳类动物，是个被人搅乱成似是而非的哺乳类动物。”

　　小时候想的都是大事情

　　1959年，冯仑生于陕西西安。他的父亲是企业工会负责人，在他的印象中，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父亲，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辈子谨小慎微，软弱，守规矩。冯仑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阅读、写作和画画。

　　身为工会负责人的父亲有一点优势，使得冯仑在“文革”期间，阅读了大量内部出版的“灰皮书”，如《张国焘回忆录》、《尼赫鲁传》、《出类拔萃之辈》等。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冯仑跟那个年代所有的少年都差不多，内心充满革命的激情。他接触到的环境、家庭、老师，都形成了一种正向的鼓励，要改造这个社会的不公正。十四五岁的冯仑，心里想的全是大事情。

　　回看当年，已知天命的冯仑说，这绝对是一个悲剧，试想在一个法制健全、经济繁荣的社会，年轻人想大事，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太糟糕了。“那个时候这样做没风险，你不这样做反而有风险，因此父母越谨小慎微，他越鼓励你这样做。”

　　1978年，冯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考上中央党校硕士。他的导师马鸿模，是个传奇人物，被冯称为“一个有文化的土匪”，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抗战时放弃留洋机会，投笔从戎，转头组织武工队。1949年后，已经成为解放军高级军官的马因为有文化而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

　　第一次见导师，冯仑看见的是一个一袭黑衣、留着光头、叼着粗雪茄的老头儿。那年冯仑只有22岁，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员。老头儿特意要看看“最小的那个。”马鸿模后来成为冯仑的“干爹”，和冯仑是忘年交的好友。

　　在中央党校读书期间，冯仑贪婪、不加节制地阅读。阅读使得他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开始颠覆自己以往的认识。

　　他后来在《野蛮生长》中回忆说：“中央党校有两个阅览室，一个是党刊室，就是内部资料（内参）阅览室。当时是按级别看内参，很多资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资料反映的都是社会阴暗面和问题。我突然感觉，原来除了我们从《人民日报》看到的那些正面的东西外，还有这么多真实的情况！我开始怀疑，渐渐形成了习惯，在内刊室里找史料，不停看各种各样的内参，这些资料使我知道世界原来是由两面互补的，一面是宣传，另一面是内参。”

　　他曾对一位访问者说：“我们以前受了很多正统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教育方式。毛主席去世时，很多人哭得很厉害，伤心欲绝；后来我在中央党校的港台阅览室看到一本画册，有一张蒋介石死时的图片，台湾民众也哭得很厉害。蒋介石不是被咱们宣传成坏人吗，坏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哭呢。于是，我便发觉所谓的是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是非。”

　　毕业后，冯仑留校做了一段时间老师，后来去了中宣部和体改委，最后到海南成立了海南省体改所（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前身），手下有120个编制，40个是体制内的财政编制。但当时这个机构没有财政拨款，也无启动经费，他只得到了一批彩电的批文。

　　在体改所待不下去了，他回到北京，遍托关系找工作，但一切正式的国家机关都对他关上大门。他找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干了3个月才得72元的报酬。就这样，冯仑的仕途之路被腰斩，他再也无法退回到体制之内，开始沦落江湖，落草为民。

　　南德岁月

　　1989年，冯仑在海南偶遇了一个叫汪兆京的人，南德公司在海南的代表，曾经帮助牟其中做成了惊世骇俗的飞机生意。冯仑说：“那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样去了南德。”

　　牟其中是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尤其在贸易方面。他最大的手笔就是倒卖前苏联飞机成功。牟具备了那个时代成功者的基本特征：毅力、勇气和韧性。无论寒暑，老牟都会到玉渊潭去游泳。他有着非凡的想象力。在喜马拉雅山炸一缺口，让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中国，把落后的西部变成第二江南——这个想法经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演绎后，为公众所熟知。

　　进入南德一年多后，冯成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他在海南创业的故友王功权也投奔过来，王又把刘军、王启富拉进来。日后的万通六君子中，有4个人到了南德。人托人介绍，最后南德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都是冯系人物介绍过去的。

　　牟其中先委任冯为“政务秘书”，后来又让他去《南德视界》当主编，再后来冯仑变成了“总办主任兼西北办主任”，月薪200元，办公座位就在牟其中办公桌的对面，大事小事一把抓。

　　冯仑的工作甚至要给故去的牟其中母亲穿寿衣。媒体曾报道说，当时太平间的一位工作人员是个老头，他对正在忙着给牟母穿衣的冯仑说：学会了这个，你就多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两人和谐相处的日子并不长，冯仑认为南德应该转型时，牟其中依然沿袭原来思路，并继续放大。他习惯倒资金，甚至还要去美国倒腾。在耳闻目睹了牟管理公司的江湖路数之后，冯仑绝望了。

　　冯仑和志同道合者曾计划私下做点生意，先有经济基础再辞职。他们在门头沟物色了一个店面准备开餐馆，又准备办个帮人出书的皮包公司，叫“万通代理事务所”，后来都没搞成。

　　牟其中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热衷政治，不习惯授权管理，鼓吹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思想导致了公司发展不稳定和内部缺乏信任。当南德公司规模很大时，他依然只相信自己，而且不去组建职业经理人团队。

　　他对冯仑也不信任，因为很多经理都是冯仑介绍的，他觉得这是“冯系”，他从老家四川调人来公司，想搞平衡和监视。冯仑整天看着那些监视者的脸色，感觉很不痛快，此时他看到了自己在公司的天花板。

　　他们想到过兵谏，让牟其中只做董事长，但冯深知他的性格，最后只能作罢。在冯仑的印象中，牟其中这个人凶狠霸蛮，在香山吃饭时为争凳子一拳把别人的嘴打得缝了5针。冯仑他们一想到牟其中的土匪劲头儿，顿时胆怯了。

　　最后只有一条路——出走。冯仑偷偷摸摸地离开了南德，事实证明，冯、王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走后，南德公司有人试图“兵谏”，结果半夜从被窝被人揪起，还被关进了地下室。

　　冯仑的出走使他和牟其中结下了“梁子”，而且南德的人老往冯仑的公司跑，“梁子”越结越深，先是牟其中见面不搭理冯仑，接着是冯仑发狠放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

　　牟其中的南德泡沫最终还是破灭了，坐牢时，他曾给冯仑他们打过电话、写过信。冯仑和王功权商量后，给了一个回复：“在官司阶段，不介入。如果服刑，生活上的事情可以管。”后来，冯仑和王石曾一起去武汉探望了牟其中。他说尽管这违背当年“活着不见面”的狠话，但随着岁月流逝，看法变了。

　　野蛮生长

　　1991年6月，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他们以兄弟相称，等到分拆家产，各自成为“老大”之后，人们称呼这个群体叫“万通六兄弟”。

　　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冯仑却敢和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这是一个8栋别墅的项目。冯仑告诉对方：“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先要求考察他们的项目，冯仑很紧张：“我们平时没有正经衣服，于是翻翻每个人口袋里还有多少钱，现买衬衫和领带。当时金利来领带比较高级，我们忍痛割肉买了领带送给投资人。”

　　验完了成色，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王功权负责将500万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万通靠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

　　这是一个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故事，也是公司的第一笔运作资金。潘石屹，SOHO中国董事长，讲述自己的起家史，说8栋卖出高价的别墅就是拿这个钱买的。那时候，万通的账上有300万，冯仑的感觉就像“大姑娘初婚，幸福又糊涂”。

　　自1988年海南建省以来，中央政府给予了新特区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资金和淘金客一起疯狂地奔向海南。“十万大军下海南”，就是对当时景象的鲜活描述。

　　尽管有着热火朝天的商业氛围，但此时海南经济没有健全的法制，更不要说正常的商业信条，这里有点像淘金时代的美国西部。

　　冯仑对《纽约客》杂志讲过一个细节，“你会被骗到一个夜总会，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肚子，然后强迫签下一个合同。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公司的人身上。”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万通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五千多万。后来出事了，对方不认账，想退钱。当时大领导批示封万通的账，王功权妥协了，签了一个城下之盟，万通又买回了这块地，前前后后搭进去了差不多一个亿。上述细节就是王功权所遭遇的。

　　在冯仑的记忆中，荒唐事可不止这一件。他告诉《纽约客》：“当时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有时候有人会就这么消失了，被杀了。政府签章全是假的。但那时非常快乐，你突然到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无法无天，毫无限制，不用在意那些老掉牙的传统观念。”

　　和很多在海南的失意者相比，冯仑体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他迅速完成了从体制内精英到市场动物的转变。他说当时世界观彻底改变了，自由而疯狂，但非常享受这一切。此前，15岁入青团，20岁入党，一直是学生干部，他自嘲：“最后，呸！我完全变了。”

　　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很快破灭，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大腕不少是当时的幸存者，万通六君子及时上岸，他们从泡沫中获益，同时没有被泡沫淹没，随后回到北京开发房地产。

　　六君子分手

　　六君子回到北京后还是有经济基础的，这是潘石屹早年打下的。在海南创业不久，潘石屹有一次到北京调研市场，顺便去怀柔注册公司。有一天他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时，无意中听到，北京市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

　　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机会和钱，他去搭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这条线，问人家：“我们做一个行不行？”对方答应给他们一个。这为日后万通开了一扇窗。没多久，万通开始在北京阜城门开发万通新世界广场。

　　当时香港利达行主席邓智仁找到了潘石屹，潘把销售代理权给了邓智仁。邓干得很出色，正式销售才5天就回笼了5亿港元。邓智仁发了一笔横财，而万通在北京也一下子站稳脚跟。1993年，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变成万通集团公司。

　　最初6个人股份是均等的，没有哪个人有决定权，身为老大的王功权，在纠结了一段后，把位子让给了冯仑。6个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导致分歧不可避免。

　　冯仑发现 “梁山模式”已经成为万通的致命伤，它导致了“奖惩考核不能正常进行，造成组织效率低下、是非多样性、苦乐不均，周边能人很恼火”，陷入了一种“前进无路，后退遗憾”的困局中，而兄弟情感又让他们左右为难。

　　冯仑研究了土匪的组织结构，发现土匪组织长不大的原因在于低水平不断重复，只有共产党才将组织结构解决得最完善、最成功。他还研究太平天国，研究“天京之变”。他把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给兄弟们看，建议他们要有耐心，不能搞成“天京之变”。

　　大家同意了，痛苦了挺长一段时间。冯仑曾对记者说：“我们不想分开，几年里几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该怎么走，有的人难受得哭了。外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那时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潘石屹住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分家成了荒野中惟一的出路。冯仑在第一本书《野蛮生长》中提到3个契机促成了这次分家——

　　“1995年功权去美国管理分公司，暂且回避一下。他吸收了很多美国体制下商务、财务安排的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这带来了一个契机。另一个契机跟女人有关：当时张维迎在牛津，介绍一个女人回到中国，就是张欣。张维迎把我们公司1992年写的文章《披荆斩棘 共赴未来》给张欣看，张欣要回国，就让维迎介绍和我认识。她回来后在保利和我见了面，就算认识了。”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去香港，张欣正在做投资银行，我们一行三四个人聚会，那次潘石屹跟张欣单独聊过一会儿，等我们回来以后，他们俩就谈恋爱了。于是又来了一个海外因素，张欣带来的价值观、对问题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认为不行就分嘛。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把我们全否定了，说我们太土了。虽然大家觉得这是对我们兄弟感情的一种伤害，但她把西方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

　　王功权和潘石屹接受了成熟的商业规则后开始对冯仑进行思想教育。正在这时，冯仑在美国又邂逅了周其仁，周给他讲“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内部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

　　“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念头就此诞生了。当“老大”确立分家规则、兄弟们又觉得规则不坏的时候，“万通六兄弟”终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六兄弟所走的路也有所不同。

　　分家后，王功权投身于风险投资，他后来因民生银行、奇虎360、江西赛维等项目名震江湖。冯仑选择留守万通，后来通过借壳也成了上市公司董事长。易小迪分到了广西万通，在此基础上创建阳光100集团。王启富一开始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现为海帝木业(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去了四川，据媒体报道从事农业高科技。

　　关于万通的那段历史，外界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里得到一些片段，但崛起于大时代江湖的万通，像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各路商业精英，被称为中国地产界的“黄埔军校”，业界为之侧目。

　　多年后，冯仑告诉记者为什么他扛了万通的壳子：“万通的始作俑者是我和功权，他走了，只有我来扛，其他人又不放心。”有一天，冯仑和王功权去看他们早期的一个房子，王功权说：“没想到你能扛这么久，太困难了，如果只挣几个亿，天理不容；如果挣几十个亿，我心里不平衡。”

　　冯仑曾对记者总结从商经历：“成功就像走路，比别人走得长又还活着，还能笑，别人就认为是成功。其实两个字就可以说明白：死扛。”但过往并未使他心目中的理想主义泯灭。2006年11月，冯仑给王功权发了一条短信：“横穿胶州，过临沂，下莒县，忆起万通举事之初，铭刻‘毋忘在莒’，庄敬以求自强，不禁胸中再点兵，万里江山一日收……”

　　尽管投身很早，也很早就在地产江湖扬名立万，但相比其他同行，冯仑的事业难说辉煌。与他本人的知名度相比，万通公司显得不那么出众，不要说万科，和恒大、碧桂园等同行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在业务探索上，冯仑一直寻找自己的路，也因此屡屡创新。从“美国模式”到“嘉德模式”，从纽约世贸中心到台北2011大厦，从批发市场到立体城市，冯仑和他的万通一直都挺忙乎。

　　通达人生

　　在冯仑看来，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时代的意味：最开始，有人说他是反动文人；流落江湖，成为流氓文人；为了养活自己，被迫做了商人，被认定为民营企业；再后来，就成了黑心开发商。

　　1989年下海时，干爹马鸿模告诉他：“你这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干爹的话一语成谶，当然这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某种认知。

　　在对外经贸大学的新书发布会上，崔永元调侃冯仑是黑心开发商，舞台上的冯仑已经是一个淡定哥。他和崔永元相交的故事也佐证了这个商人之外的面相。

　　冯仑和崔永元之前并不认识，他起初认为崔的理想主义言语显得不太真诚，但一个朋友告诉他崔永元在做口述史这件大事。冯仑专门约了崔永元见面，崔送给他一些自己的作品，但这并没有打动他，他只是觉得抛开央视这个平台，崔依然是个有才华的人。

　　之后，王石从冯仑口中得知了崔永元的事业，两位房地产大佬发现了崔永元身上令人敬佩之处——一个全中国闻名的抑郁症患者，为民族历史不能正确记录而四处奔波。崔永元的坚持与努力感动了冯仑和王石，他们也参与到了崔的口述史项目中。

　　两个不搭界的人成了朋友，诚如崔永元所调侃的，有的人挺正经，但房子建得很不正经，有的人看起来很不正经，但房子还建得挺正常。

　　对于公众来说，冯仑似乎太不正经了：在做企业的过程中，他拿过回扣，也行贿过，给有问题跑路的朋友钱，还跟黑社会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但在企业家群体当中，他没有被人诟病过道德问题。在这个社会的另一些群体眼里，冯仑也不是“原罪”的代表。

　　值得玩味的是，企业家“原罪”这个词最早是冯仑自己提出的。他曾翻译过一本书，《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他对本刊记者表示，在他的灵魂里，三分之二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杨鹏看来，冯仑提出“原罪说”，只是希望自己和其他民营企业家强化道德伦理，提高商业道德意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创建健康公正的中国经济。

　　2006年11月，胡德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现在要来追究和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于是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的否定。

　　对于一些企业家非常忌讳的经历，冯仑显得非常坦荡：他收过回扣，但转头把回扣交给了公司；有官员索贿，他和对方干架，让公司也跟着倒霉；他让跑路的朋友打收条，说是去自首的路上用；他和黑社会聊天，顺便请教对方如何对付没有底线的官员。

　　那个曾经在党校课堂上挥斥方遒、言语正经的冯仑开始了自身的某种蜕变。他说：“经过那么多事情，我已经不能平心静气去吹捧了，大家说好，你也说好吗？”他认为，这种转变是一种被蹂躏的结果，“我糟蹋自己总可以了吧？我娘的儿子我做主，我想欺负他就欺负他。”

　　冯仑的段子是一流的，他并不抗拒媒体，他的博客至今仍坚持更新。他还写过两本畅销书，在他对媒体的言谈和书中，一些精彩语录被广为传播。

　　不过，冯仑并不同意自己说的是“段子”。他曾经对媒体说：“我最多是像李敖一样，把正经的事用荤的、素的、俚语的、民间的方法揉碎了说，有时是性解释而不是诲淫。李敖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不勃起没什么用，勃起它就不能少。这叫段子吗？不叫段子。很多人不明白这里面的深意。”

　　不正经中透漏出的正经，大部分时候冯仑会陷入一种荒诞感。他常常想起干爹临死前的一个场景：“有一次我去看干爹，他坐那哭，重复地说一句话，‘荒唐啊，荒唐啊……’他是在自言自语，不是跟我说的。因为早年打日本，鬼子拐走了他女儿。打国民党，他把他干爹都杀了。现在他干爹的孩子，在两岸开放以后，打上门来找他。他跟共产党走，不停折腾他，他教的东西，学生们一个都不信。”

　　老头过世之后，冯仑把他的照片放在皮夹当中，此外还有一张阿拉法特的照片。

　　在故去的人当中，阿拉法特是冯仑的楷模。在他看来，时间是一个男人做事的最大赌注，而阿拉法特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用一辈子去做了一件看似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能理解阿拉法特的毅力，而且经常鼓励自己，阿拉法特大哥四十多年都没成事，还有什么可孤独的。

　　如同西西弗在做一件荒唐的事情，冯仑的感慨是：“最近我也在想，我他妈也荒唐。我干爹荒唐，我怎么也荒唐呢，是吧？我觉得中国社会再也不能这样了，你必须让一个认真做事的人，有长远的预期，有制度的信赖感，有安全感，不要再有荒唐感，干爹的荒唐感一直延续到我现在。”

　　在采访中，他一直说自己是个买卖人，操心的都是买卖上的事情。即便在外界看来，他的思考对这个社会很有价值，他也只是淡淡地说：“那是因为妨碍到我们的买卖。”

　　这个人甚至很少用企业家来形容自己，他和陈东升、郭凡生、胡葆森等人被称作92派。这拨企业家曾经多是体制内精英，在时代召唤和不由自主的命运安排下，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和草根企业家、互联网精英相比，这代人思考得显然更多更远，甚至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更多是一种知识分子形象。

　　这或许是先天气质使然，但作为92派的代表人物，冯仑并不认为思考家国天下是一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他会拿Facebook的扎克伯格举例，认为单纯做一个企业家没什么不好。

　　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以家国情怀作为自我激励的最大精神动力。当日历翻到冯仑这一代人，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精神的继承者。尽管在他看来，买卖人揣着家国情怀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但显然他的经历已经让他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表人。

　　我就是买卖人，思考的东西都跟买卖有关

　　——对话冯仑

　　“我站在企业和买卖人角度讲问题；如果讲得远了一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跟买卖有关，妨碍到我们的买卖，无意中走远了。我一般不走远，我都在买卖上面，这也是柳传志教我的事。”——冯仑

　　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北京

　　新房子和旧房子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转型期的中国？

　　冯仑：转型相当于什么呢？旧体制相当于一个老房子，新体制相当于未来一个新房子。在我看来，过去30年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对旧房子适当装修，贴个墙纸，窗户擦干净，这叫在旧的框架内适当收拾收拾。另外呢，派一部分人在外边搭新房子，这个新房子叫市场经济。

　　现在新房子里有多少人？改革开放以来有八千万的公务员去建新房子，有个名词形容这个行为叫“下海”。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大部分都直接到了新房子，少数考公务员的进入到旧房子。现在看，新房子里人已经挺多了，旧房子呢，还有些人，比如说岁数大的长期依赖旧房子体系，他们对旧房子还是比较留恋，因为旧房子塌了，他也就完了，而他在新房子里没有安身立命之处。

　　接下来改革其实就是怎么让旧房子里的人尽可能安心，同时保证新房子建设和一系列运转应该越来越顺畅。旧房子里的人就踏实了，在旧房子里，暂时还可以，万一去新房子呢，新房子的人也接纳，至少孩子在新房子里。

　　比如说家长发现小孩在做生意，他就挺踏实。为什么？他家有人在新房子里面，他老了以后，就能跟着孩子住了。因此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的一个博弈和游戏。领导要做决定困难的地方，在于什么时候让老房子里的人，干脆一下全搬到新房子里，但还不至于在搬的过程中，旧房子塌了，把他们砸碎。另外一个要做的决定就是旧房子把最后一根梁抽掉的时候，自己还能够去管理新房子，别等最后一个梁抽掉以后，新房子里没你事儿，领导者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这叫决策者的困境。

　　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民众、社会、领导考虑的核心问题。有时候老房子闹腾了，没办法，从新房子里拿点材料过来，加固老房子，这叫倒退。有时候发现旧房子里实在混不下去，还得建新房子，又把一些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市场化，就叫改革开放。

　　社会不停地这么倒腾，现在倒腾出点眉目了，这是我比较乐观的地方。大家现在慢慢发现社会不能走极端，最后都变成了“中左”和“中右”，不是“极左”和“极右”。一个社会要想直线往前走，你会发现只能是一脚左一脚右，而且都是一脚微左，一脚微右，才能往前直线走。如果是一个跛子，比如一直往右拨，走了半天，发现是打转的，你老往右摆，跛到最后是一圈，什么也没动；或者你往左跛，跛了一圈也没用。

　　因此，社会的理性和进步就表现在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

　　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型时，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否则就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乱循环，社会就必须死人，最后就会崩溃。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当下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局面？

　　冯仑：大家就容忍一段时间吧，这相当于社会出了一个疹子，物欲横流也就是一段时间，政府也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希望开始重塑国民精神。其实台湾曾经有一个术语叫“重塑国民精神”和“国家价值观的重建”。

　　针对这些问题，不在抱怨，而在怎么重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超级意识形态的国家，每一个国民都植入了政党的意识形态，随着改革开放，这四化的出现，在我们脑子里拿出了一部分，再填回些东西，这就叫作国民价值观的重建。

　　填什么东西呢？对照周边的四小龙也好，包括大陆手足的台湾，我去三十多次台湾了。其实能填的东西，一是中国文化传统，儒家传统；二是本土的宗教，所谓本土宗教。比如说像台湾的土道教和佛教，台湾四大道场，影响台湾大概一半人口。证严法师的信众有400万人，台湾一共2300万人；这些是我们价值重建时，脑子里可以塞进去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非常积极主动地来安排价值观的重建。首先是民间的重建，比如偶尔修修佛，学学国学，我先让自己的灵魂有个地方安顿，至少价值观是统一的。人闹心的是价值观不统一，昨天之我和今天之我交战，这件事是一个价值观，那件事又是一个价值观，天天心里闹腾。

　　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悲哀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有过从政和经商经历，如何看待中国的政商关系？

　　冯仑：中国的政商关系是一个很悲哀的问题。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叫《革命与生意》，讲辛亥革命一百年，民营企业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结论是民营企业毫无出路。这一百年，民营企业始终面临两个博弈，一个是商品市场的博弈，比如说卖水、卖药、卖肥皂、卖衣服，以及以此展开的优质服务，从而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另外一个博弈就是制度性博弈，就是体制博弈。这一百年我们经历了4次社会制度变革，平均25年一次。一个民营企业好不容易熬个十几二十年，换一个制度，就死了，很少有民营企业能穿越一百年，真是步步惊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一家民营企业从1920年代穿越到今天。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民营企业苦恼的是，又要卖商品，又要选择制度化，这事累得慌。

　　举个例子，30年代，一帮海归精英，学化学的博士，做了肥皂，在市场上已打败了联合利华，人家退出了中国。但这个企业经历了抗战、国共内战，还有社会主义改造，企业被折腾死了，然后联合利华又回来了。人家的制度没变化，就是私人产权和市场经济。在市场上输了，无非就是退回去，产品再研发，时机成熟再回来，不需要研究制度博弈，只需要研究市场博弈。

　　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两头都得研究。我跟一些老板谈事，前半截都是谈市场，后半截自觉不自觉地都落到谈体制，谈领导人更替，这事哪有谱儿啊，咱哪懂啊，但不谈不行。因此，政商关系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死结，阻止民营企业发展的不是商品竞争，是制度博弈。我觉得如果一种体制能稳定一百年，一定会有百年民营企业。

　　人物周刊：改革开放以来，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一直是博弈的状态，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一分子，你如何看待民营企业的这种生存状态？

　　冯仑：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三句话可以概括，叫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所谓小姐心态，就是做生意，客户为王，客户要求什么，就做什么，什么姿势都伺候，最后买单给钱就行。第二，的确没人疼没人爱，上面没人，这就是寡妇待遇。就拿航空业来说，国企困难了政府注资，民营的破产了，人就抓了起来。第三，有理想，做一些贡献，还希望能够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对环境负责、照顾好员工，这叫妇联追求，我们还是好人，得有一颗好人的心。

　　另外，民营企业现在解决国家70%就业，上缴50%税收，创造50%GDP和超过 50%的公益捐款，但是只拥有或者支配了30%的公共资源，这个状态需要改变。政府如果需要发展经济，民营企业这块，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任何学术讨论，给了30%的阳光就灿烂到安排70%的就业。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近一段时间，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在收窄，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也不是很清晰。

　　人物周刊：学术界目前说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分水岭了，你的观点是什么？

　　冯仑：改革不是一个抽象的事，就是要使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市场效率体现在交易成本、交易速度，另外体现在能否对企业家的创新进行定价。简单说扎克伯格，28岁，300亿美金市值，资本市场就给他定价了。李彦宏是美国资本市场给的定价，不是宣传部门宣布的。

　　如果交易速度越来越慢，交易成本越来越高，这就叫倒退，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

　　民营企业家移民相当于良家妇女走夜道

　　人物周刊：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你是一个细胞的首脑，你觉得现在效率高了，还是低了？

　　冯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我卖一套房，以前我跟刘总谈完了，下午就签约了，最多一天。现在我们每一个客户，政府要两到三周才批完，审批完才能签约，所以一单交易都得20天，过去一天的事现在需要20天。现在的交易速度非常缓慢，交易成本极大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效率降低了，意味着改革就必须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人物周刊：生存环境在变恶劣，民营企业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冯仑：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采取了一个保守的办法，就是撤，就是所谓海外移民。移民就相当于良家妇女走夜道，路上有劫道的、试图调戏的、想强暴的。怎么办？加件衣服，裤带拴紧，还不行？加个拉链，还不行？那怎么办，咱不走这道儿了，往别地去。往别地去也不行，东西留下，人走，那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民营企业现在的移民潮，就属于走夜道的妇女，实在没招儿了，是一个弱势群体保护自己的措施，惹不起，咱走不行吗。走都不让走，社会对此还很苛责。我觉得很悲哀。

　　人物周刊：万通六君子当年都说不移民，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想法有没有变？

　　冯仑：现在每个人想法没准儿。我就属于胆小守旧的良家妇女，实在不行就求求大哥，不走这条道，掉回头往别的地方走。我们6个人当年的想法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对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充满信心，因此，我们说人在阵地在，企业一定要融入到中国的市场化的变革当中去，以此来完善自我。

　　我能理解，当劫道的太多、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时候，采取一个自我保护的方法也能够理解。这是社会治安太差了，而不能理解成妇女多事。为什么好多年前，曾经在海外的都往回跑呢，现在都往外跑呢，相关部门应该自我检讨。

　　人物周刊：百年老店究竟是不是民营企业自己的事？

　　冯仑：不是我们的事，老说民营企业不想做成百年老店，谁不想，自己家买卖谁不想基业长青。关键是制度变革老让民营企业选择，我们不想选择，一个皇上就行，千万别老折腾。

　　所以民营企业第一支持政府，第二支持稳定，第三不思制度变革，稳定就行。假定回到一个制度，绝对不许做买卖了，说清楚了，我们也就认了，就怕又清楚又不清楚。因此，制度变革能相对稳定，预期清楚，民营企业也用不着移民，因为现在大家不知道赚的钱，是不是我的。你根据某些领导人的媒体讲话，这事儿有点含糊。那就先移民再说吧。

　　你说我很开心吗？有时候很开心，但有时候看到一些言论，我也觉得挺委屈，为什么？我做生意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是因为时代逼迫，我成为下岗职工，而后再就业。再就业创办了企业，发展了，咋就错了呢？

　　我当时是想到机关，但社会变革，最后不让我们回去。我创业，又说错了，叫黑心开发商，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你说这社会哪儿出问题了？我们现在的领导者、我们做企业的这些人，还有整个社会，应该达成一个共识，一定要有一种良好的社会体制，保证大家创业、致富和慈善的环境，让社会有一个持续稳定的进步。

　　我就是一个买卖人

　　人物周刊：你是中国梦的代表，你怎么看待“中国梦”？

　　冯仑：如果万一我们成功了，我们无非是给中国梦做了个注脚。如果没有成功，证明中国没有梦。

　　按照当下对成功的理解，我们这拨人可能是成功的。但是时间太短了，再坚持20年才可以做结论，今后20年还有什么变化，谁也不知道。现在所谓的成功都是阶段性成功，要一代延续一代，中国梦才是成立的。偶尔成功，历史上都有过，比如1927年到1937年，中国民营企业也成功了，但是你说那能叫有中国梦吗，接下来都摧残了，全没了。所以中国梦，还是留待时间考验。

　　人物周刊：你的灵魂何处安放？

　　冯仑：我的灵魂一半放在马克思主义了，没办法，我从小就受这个教育。但我只放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部分，没放在阶级斗争那一部分里。另外一部分，我放在了普世价值观，我的灵魂也有点纠结。我没有信仰传统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一知半解。应该说，我的灵魂三分之二在马克思主义，三分之一在普世价值观，这就是我今天的精神世界。不管怎么样，我也重建了一部分了。

　　人物周刊：你的书里，频繁出现两个名字，一个是王石，一个是王功权，王功权信仰藏传佛教，王石对基督教有倾向。他们的幸福感是不是比你高点？

　　冯仑：我觉得功权幸福感最高的时候，是私奔的六十多天，那六十多天他的幸福感比我高。我们是朋友，很熟，我觉得现在他纠结的事也不少。王石的幸福感比我高，他一直有着稳定的精神世界，而且他倾向普世价值观，他现在在哈佛进修商业伦理，也都跟传统的基督教有很大关系，因此他的企业办得比我好。你看我还有一部分搁历史唯物主义了，我得把这儿倒腾出来，挺费劲，我也不准备倒腾了。如果说中国民营企业家里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我就做一个标本吧。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好朋友王功权一系列身体力行的为公民社会呼吁的行为？

　　冯仑：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玩儿的事情。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有这么一个人，不断呼吁强调，甚至用激烈的言词来提醒大家，关注一些被淡忘忽视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事实，我觉得是有益的。

　　但是，作为个人他最显著的身份标签就是商人。他现在扮演的角色有点多元化。有一天我们俩聊天，“你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你要是商人，就不应该过多地去谈这些问题。如果不是商人，那就是鲁迅的角色，可以谈这些问题，那你就变成了公知了。你扮演了公知，那情圣的角色就不能扮演了，总之，要有所选择，角色一多就会容易打架。

　　比如说拍电影，我演兄弟俩，这角色还勉强能演，化化妆扮父子俩也行。但我不能扮演女人，否则这角色就乱了。

　　目前这段，功权的角色扮演还是有些多，但是从功权的性格看，我非常理解，他是一个善良、忠厚、疾恶如仇、追求光明的这样一个公知倾向的商人。

　　我比较低俗，有时候就活得有点窝囊，所以我就老说我是小姐心态，我对功权风骨还是比较钦佩。

　　人物周刊：看完你的两本书，还是会觉得你和王功权一样，内心都住着一个知识分子。

　　冯仑：那倒没有，我是个买卖人，绝大部分时间在思考买卖的事。我也不愿意做公知，更不愿意变成鲁迅，那不是我的活儿，是公知的活儿。说来道去，买卖人就是把自己的买卖看好，但是为什么会多说一点，只是感觉那些东西妨碍了我们买卖，我才说。我说的都是跟民营企业、跟房地产、跟买卖有关的事情。

　　买卖人的职责所系就是要面对股东，这一点我特别赞成王石，当你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时，个性不能够太张扬，应该服从于企业和股东。不能说你在这儿代表股东，还老过自己的瘾，那等于拿别人的钱过个人的瘾，不道德不厚道。股东投钱是让你挣钱，你有了舞台，干自己感兴趣的事，股票价格还一再跌。

　　这两天我看万通的股票，还涨了点，那我觉得我在买卖人里面，算是认真的，对吧。

　　王石在总结万科的过去时，讲到当你还在公司时，应该站在股东立场上去想问题，而不是个性自由奔放，所以我应该是股东意志的执行者，而不应该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表演者，这点我很清晰。

　　我站在企业和买卖人角度讲问题；如果讲得远了一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跟买卖有关，妨碍到我们的买卖，无意中走远了。我一般不走远，我都在买卖上面，这也是柳传志教我的事。

　　冯仑段子

　　◎ 大哥的境界就是追求无我。

　　◎ 你老站着，别人蹲着，别人就不舒服。

　　◎ 不争即争，争即不争。

　　◎ 美丽相当于是敲门砖，开门之后还得靠真本事。

　　◎ 软的价值观决定你企业钱多少，钱的方向和你企业未来的命运。

　　◎ 幸福三要素：不算小帐，不算时间，不算是非！

　　◎“历史只有成败没有是非。”

　　冯仑谈父母、孩子与社会

　　本刊记者 任武 整理

　　回家跟老人听故事

　　谁都爱自己的家人，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我喜欢跟老人聊天，回家聊天，是我关心老人的方式。

　　其实跟父母聊天挺好玩的，一般都是先聊聊家常：姐怎么样了，小孩怎么样了，亲戚朋友怎么样了。然后就讲讲最近在做什么。他们总会表达一下他们的忧虑：我母亲是做会计的，她老担心我们资金链会断，很害怕。但不管怎样，能够有所沟通，就能各自心安。

　　这一段时间我们多了一个话题：讲家族历史。我就问我父亲过去经历过的故事，还有从1949年到1956年，各种社会运动在他们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很多人是怎么被枪毙的，是为什么？按照1949年以后的说法，我父母出身破落地主家庭，所以他们在新的社会制度下，都谨小慎微，很软弱，很规矩；我奶奶曾因这一出身的问题，被整成神经病。

　　这些事情，过去没人问，再往前他们也不敢说，现在跟他们聊聊，他们也敢说了，能够听到这些早年的故事，是我最近特别开心的事情。

　　我不教育孩子

　　教育这词有点大，我没什么教育，就是爱跟孩子聊聊天。

　　我觉得，如果社会不幸，上一代会把他的理想寄托给下一代，比如说社会动乱，我有家仇，我就需要子女报仇，对吧；社会正常健康发展，上一代总是让下一代自由选择，甚至是跟自己不一样的生活。所以现在从我来说，我对子女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我也始终强调，让孩子有一个GPS，一定把大方向定位好，然后让他自己去判断。比如昨天晚上，孩子主动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台湾见了很多宗教人士，“得赶紧回来，不行了，我都快被迷惑了。”这就是之前有了既定的大方位认知，当外界的信息跟内部的认知出现偏差或无法兼容时，他自身是会有所反应的，这样好过什么信息都可以随意接收，那就是混乱了。

　　小孩子都有青春期，容易有所谓“早恋”，很多家长就是一种态度：阻碍、管制。我不同，我跟我女儿关系很好，我也不管她这事。很早的时候，我会跟她说，爸爸不问你跟谁约会，这是你的事，但是，18岁以前你有一件事得告诉我：在哪儿约会？为什么？18岁以前我是监护人，你在哪儿，如果见不到警察，又见不到其他人，万一有事，我得担责任。 你必须在一个能够看见警察，或者有事能够呼到人的地方，只要能保证这点，你什么时候、跟谁，我都不管了。

　　我老开玩笑说，我们依法来谈话，万一有事，我不能帮你，最后说我监护人没做好，你这不是害你爹吗？《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写着呢。只要你满了18岁，这条我都不管了 。 所以，我是非常轻松地来处理这事。

　　就我的研究和观察，几岁恋爱，跟幸福没关系，说早恋不好是胡扯淡。有18岁恋爱幸福的，有25岁初恋也幸福的，也有很晚恋爱特别痛苦的，所以孩子几岁开始恋爱我都无所谓：现在16岁还叫早恋，在旧社会，不吃激素，16岁早当妈了。

　　我会跟我的孩子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都行。但是我会接着说，我发现跟谁恋爱跟幸福是有很大关系的，有一点你得想好，那就是，你以后想过什么日子？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就跟什么人恋爱。如你想当诗人，你就找一个不靠谱的文青，就很爽。反正你老爸不会帮你把关。所以说，我不教育孩子，只是爱聊聊天。

　　用关爱将财富回馈社会

　　国内有相当多人在提企业公民和社会责任，我觉得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要求我们行善积德。如修桥补路，照顾乡里，扶助弱小，关心他人，爱护环境，等等，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里的固有精神，这种文化积淀会促使人做善事，哪怕只是献一次血，做一次义工。不按照这个做，你会有道德上的不安，相当于有钱但没有道德感，会引起内心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是，当社会进步后，相当多个人通过专业、勤劳、智慧积累了个人财富，这些财富用什么方式回馈社会？目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很多人质疑社会差异、财富两极分化，我赞成用卡内基的方式解决：投入公益事业。这既能保持生产领域的效率，又能调和社会矛盾，现在巴菲特、盖茨等人就走在这条理性的道路上，这条路最有希望。

　　我当然愿意参与善事。我参加的最典型的非政府组织就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有将近100个企业家参加，几乎囊括了国内目前最活跃的企业家，一部分是本土企业家，一部分是海归，还有一部分是台湾企业家（有20多位）。在这个非政府组织里，我们这一大群企业家，通过共同的公益事业，扩大横向联系，也促进了融合，在公益事业的舞台上互相借鉴，相互学习，探索和思考如何回馈社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从单纯的赢利赚钱到意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再到起而行，拿出金钱和时间来亲身参与到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中来，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国企业家对当今中国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承诺。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自由、快乐、健康、满足感、成就感、被人尊重等等一系列加起来就是幸福。如果你花钱买一架飞机，却没有安全感，这等于花钱却没得到幸福。所以，花钱很多，却不一定得到幸福。花钱的艺术就在于，你花了钱是否能增加自由，增加快乐，增加安全感，增加被尊重。在花钱和幸福之间，要寻找到一个点。

　　伟大是管理自己，不是领导别人。要管理好自己的欲望，我们通常挣钱的速度像散步，欲望增长的速度却像跑步。这样你怎么都不会快乐。

　　那么怎么管理好欲望？管理欲望效果最好、让人满足感最强、用很少的钱就能幸福的，要数宗教。很多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教人用财富增长的方式赶上欲望的增长，宗教则采取另外的办法：不管财富增长，而是控制欲望——让欲望增长慢一点，或者让欲望的实现方式发生改变，比如去关爱别人。所以不必让你的财富奔跑，而是让欲望停下来，这就要祈求宗教，祈求伦理，祈求你价值观的改变。

　　就像宗教教人们的那样，要想幸福，先要控制欲望，然后，学着去关爱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