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上市“犹抱琵琶” 多方利益暗中博弈

　　昨日，在北京举行首届地方商业银行创新论坛上，中信证券投行部一位人士称，为缓解商业银行巨额融资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压力，证监会已于近期起草了中小银行上市参考标准，并征求了银监会等相关部门的意见，会在时间成熟时出台相关文件。

　　第二波城商行上市预期再被点燃！

　　根据证监会披露的“上市待审名单”，截至4月底，拟上市银行再添新成员——成都银行。其中，拟上市城商行扩充为11家。

　　实际上，筹划上市的城商行远不止名单中的11家。据粗略统计，至少有40家城商行相继提出上市目标。而其集体热衷于上市的背后，既有近年急速扩张所引发的“资金饥渴”，也有地方政府期望地方银行做大做强的“政绩动能”。

　　然而，城商行上市之路并非坦途。脆弱的内控机制、分散的股权设置以及模糊的市场定位等“硬伤”，不时考验市场和监管部门的神经。而监管层时而“山雨欲来”、时而“犹抱琵琶”的模糊表态，也让城商行的上市窗口仍留悬念。

　　⊙记者 陈俊岭 ○编辑 毛明江

　　◎ 城商行上市“犹抱琵琶”

　　4月下旬的一天，来自中部某城商行的王董事长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几天后由北京金融产权交易所举办的全国地方商业银行北京俱乐部成立仪式。届时，他还将与来自各地的数十位城商行高管，一起参加“地方商业银行上市辅导培训”，培训师均来自国内顶尖机构的法律专家及投行专家。

　　随着城商行上市预期再度升温，眼下各类为城商行量身定做的上市培训和辅导也日渐增多起来。过去几年间，管理层对城商行上市的“口风”，时而“山雨欲来”，时而“犹抱琵琶”，让包括等王董事长在内的不少城商行高管心神不安。

　　自2007年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首批三家城商行上市后，城商行IPO至今已搁浅四年有余。期间市场多次预期城商行将重启上市，但其实际进程却一再延后，也让上海银行、大连银行等未能赶上“首班车”的城商行望眼欲穿。

　　转机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当年9月，财政部联合“一行三会”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为城商行上市扫清了政策障碍。然而，几个月后，齐鲁银行卷入一场巨额票据案，此后银监会叫停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城商行上市前景再蒙阴影。

　　2011年11月底，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调任银监会主席，同期银监会监管二处处长张海川公开表态，“多家城商行已符合上市要求”，再度让市场隐约看到城商行上市进程的些许曙光。

　　今年2月1日晚间，证监会披露上市待审名单，首次将正在排队上市中14家地方商业银行“庐山真面”揭开。4月6日，拟上市银行再添新成员，成都银行已正式向证监会递交了IPO申请，目前状态为初审中。

　　其中，盛京银行等七家城商行尚处“初审”状态，杭州银行等申请则处“落实反馈意见”状态，此举也被市场广泛解读为城商行上市重启已“如箭在弦”。

　　“目前大型银行基本上市完毕，而地方银行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业绩等方面也已达到了上市标准，出现在上市申报名单中也是水到渠成。”看到城商行出现在上述证监会待审名单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表示。

　　此后，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副主任欧阳泽华在两会期间表示，城商行的发行上市问题涉及不同监管部门，目前正和有关部门做进一步协商，在相关标准达成一致之后，会出台相应的审核指引。3月20日，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表示，我国应加大城商行、农商行上市的力度，以更好地服务好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然而，“待审”并不意味着最终“放行”。很快，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相关负责人就对外澄清——银监会批准只是向证监会递交申请的先决条件，至于城商行IPO的发行规模、时间窗口等仍需由证监会决定。

　　◎ 上市背后的“资本饥渴”

　　“远水难解近渴”，在多年苦等上市无望的情况下，大多数城商行不得不通过发行次级债、发行银行理财产品等渠道来补充附属资本，以备付近年因信贷扩张和跨区域经营而产生的资本过度消耗。

　　3月15日，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将于3月20日发行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固息次级债，期限10年。重庆银行表示，本期次级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充实附属资本，提高发行人资本充足率。

　　事实上，重庆银行发行8亿次级债，只是近年来城商行发债的一个缩影。

　　据记者初步统计，仅2011年就至少有16家城商行加入次级债融资大军。其中仅12月份就有8家，而2010年全年发行次级债的银行仅有6家。而近期，城商行发行次级债的步伐也并未减缓。

　　对此，大连银行博士后工作站课题组徐明圣认为，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城商行可以借此缓解扩张压力，这在增加了城商行资本金的同时，也为其缓解信贷额度压力、扩大小企业客户群和谋取高额利润带来了良机。

　　在徐明圣看来，由2008年信贷扩张政策催生的迅速扩张，使“徘徊”在资本市场“门外”的城商行资本消耗捉襟见肘，在不能通过直接融资市场建立长期资本补充的情况下，大多数城商行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动性偏紧的情形下，次级债供给迅速扩张，城商行的融资成本也在显著上升。

　　据中国债券信息网数据显示，2010年没有一家银行次级债发行利率高于6%；而在2011年，票息高于6%的次级债品种则“比比皆是”。去年5月，成都银行发行的24亿元10年期的票面利率高达7%的次级债，这意味着成都银行的年付息将高达1.68亿元，约占2010年净利润16.25亿元的10.34%。

　　除发行次级债外，为缓解资金饥渴，城商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数量也出现“井喷之势”。据银率网数据显示，一季度银城商行发行理财产品环比激增1631.3%，成为一季度发行理财产品的最大“黑马”。

　　◎ 地方政府的“政绩考量”

　　“过去几年，城商行扩张速度很快，资本缺口在所难免，虽然暂时可以发次级债保持资本稳定，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一家中型城商行财务部负责人对记者坦言，尽管在当前环境下，多数城商行高管对上市并不抱过多希望，但若实现长期资本补给体制，仍需要“押宝”在上市上。

　　在A股上市仍未取得实际进展的情况下，4月20日，上海银行H股上市计划获得股东大会高票通过，该行计划H股发行股数将不超过12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5%。

　　“启动H股上市不是对A股上市计划的取代，而是希望通过此举能对A股上市进程有所推动。”上海银行董事长范一飞在股东大会上表示，目前上海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严重制约了该行进一步发展。

　　根据测算，上海银行未来三年的资本金缺口超过300亿元，最高为360亿元。在上市计划之外，该行还将通过发行次级债来补充其附属资本。在去年成功发行首笔50亿元次级债后，目前该行正向银监会申请发行第二笔50亿元次级债券。

　　毋庸置疑，解决扩张过程中的资本瓶颈仍是城商行谋求上市的原始动力。但对于部分“野心不大”、并不急于扩张的城商行而言，城商行上市目标的制定或许也有着更复杂的原因。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城商行上市大多被当地政府及金融主管部门给予希望。比如，在大连政府制定的大连金融业“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支持大连银行做大做强，并力争大连银行在2015年前上市的目标。

　　“地方政府可能出于政绩考虑，因为城商行代表一个城市的名片。”一位地方金融监管人士对记者坦言，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部分城商行上市也有被政府“帮抬”的味道，而城商行选择上市与否应当根据自身定位决定，跟风上市的现象并不可取。

　　实际上，在城商行上市进度上，部分地方政府的努力也丝毫不亚于城商行。据上述人士透露，现在很多城商行和当地政府部门都在积极筹备和公关，大家都铆着劲争夺城商行重启上市第一单。

　　◎ 股权争夺热战正酣

　　城商行上市预期，也刺激了二级市场上参股城商行的概念股。

　　4月11日，浙江东日再度以涨停价报收，而其参股温州银行的概念则是其行情的“导火索”。除外，持有浙商银行股份的轻纺城、浙江广厦以涨停报收，持有江苏银行的华西股份、黑牡丹、江苏开元也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涨。

　　公开资料显示，轻纺城初始投资5.19亿元持有浙商银行3.52亿股，浙江广厦持有14317万股浙商银行，华西股份、黑牡丹、江苏开元分别持有江苏银行2.73%、1.21%和1.1%的股份。

　　参股城商行所带来的赚钱效应，似乎在重演五年前的财富神话。

　　2007年，以宁波银行为代表的城商行上市后，给此前“潜伏”其中的雅戈尔、杉杉股份等上市公司带来了丰厚利润，在巨大的财富效应下，“参股城商行”也成为众多上市公司时下最热门的“噱头”。

　　据粗略统计，在证监会披露的11家城商行股东资料中，就有约60家上市公司“潜伏”其中。而“银行业的长期向好及未来扩张潜力”的理由，也成为上述参股城商行的上市公司在相关公告中的一致陈述。

　　以江苏银行为例，在过去两年间，该行先后两次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包括江苏沙钢集团、三胞集团和苏宁电器。至此，江苏银行已俨然成为上市公司参股最多的城商行之一。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地方商业银行IPO后，并不一定意味着持有股权的上市公司当期损益，就能得到提升。不过，一旦过了股份禁售期，上市公司在减持该银行股份时，其巨额收益就将爆发式地体现出来。

　　“尽管与2007年的行情不可同日而语，但如果市场环境好，一旦参股城商行IPO成功，部分上市公司仍有望实现10倍左右的收益！”宏源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张继袖张继袖分析称。

　　在上市预期和财富效应的催化下，不仅上市公司趋之若鹜，更有不少VC和PE等各路资金也四处伺机入股城商行，其中，热门城商行股权也“一股难求”。

　　一位曾成功参与汉口银行股权投资的联想投资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银行利润稳定，再加上国家政策扶持，城商行的股权投资回报具有非常好“安全边际”，而城商行上市是早晚的事情，届时投资回报也显而易见。

　　不过，对于大多数民间资本而言，参股城商行股权仍是壁垒重重。

　　“这种项目（城商行股权）赚钱效应太明显了，没有密切关系是很难投进去的。”谈及入股城商行股权，上海一家私募基金董事对记者感慨，金融行业法规管理依然很严格，并不完全是钱和技术所能解决的。

　　无独有偶，清科集团总裁倪正东也曾对记者“大倒苦水”，一般的VC和PE很难入股城商行股权，除非具备特殊关系和政府背景。

　　◎ 风险大案考验上市征途

　　2月底的海滨城市，乍暖还寒，位于闹市区的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外依然车水马龙，但这家支行负责人已悄然易主。

　　今年2月，烟台经侦支队接到烟台银行安保部报案，称该行胜利路支行行长刘维宁，自去年4月至今年1月17日，分多次将该行库存银行承兑汇票276笔取走，用途不明，票面金额合计4.36亿元。但截至记者发稿的4月下旬，当地警方仍未对刘维宁案做最终定论。

　　“发生一个案子，可能将城商行十年苦心经营的利润全部吃掉，城商行要办好自己的事情。”谈到齐鲁银行案，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在去年的全国城商行论坛上表示，城商行不要一味地追求资产规模扩张，“挑不起100斤的担子，不妨挑50斤的，过了会"高处不胜寒"。”

　　业界猜测，目前监管层最担心的问题是，近年来城商行的风险管控速度跟不上其发展速度，会埋下隐患或引发金融风险。

　　从齐鲁银行伪造票据案件到汉口银行担保纠纷，再到近期烟台银行汇票案，短短一年间，城商行案件频发。从表面上看，源于相关业务领域方面的风控缺失；但从深层次上讲，则源于近年饱受质疑的城商行超常规扩张所带来的“规模至上”的考核制度，这无疑也为城商行的上市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来自银监会的数据显示，继2010年城商行总资产同比大增38.2%后，2011年城商行总资产规模达9.98万亿元，同比27.1%的增幅，再度位列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幅之首，增幅超同期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其他类金融机构。

　　“城商行资本金不足可以增资，但城商行的管理能力却非一日之功。”一位地方银监局分管城商行业务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城商行上市虽无“硬伤”，但其相比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风险控制和组织管理方面仍显薄弱。

　　除在内控制度上的“软肋”外，城商行分散的股权设置也是横亘在城商行上市面前的一道门槛。其中，北京银行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娃娃股东”，一度引发外界对城商行上市的质疑。

　　“城商行股权结构之所以混乱，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现有的城商行大多从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一开始就存在股东过多的问题，特别是存在大量员工持股的情况；二是随着银行资产质量的好转，增资扩股引入的新股东背景各异，导致股本结构变得很复杂。”一位银行业专家分析称。

　　为此，2010年9月，财政部联合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中规定，“公开发行新股后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0%，单一职工持股数量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或50万股，否则不予核准公开发行新股”。

　　自《通知》发布后，包括大连银行在内的城商行已经自觉按照规定，通过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等形式，达到了监管层的要求，扫清了城商行上市的障碍。

　　“该准备的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证监会最后发话了。”前述中部某城商行的王董事长期待获得一些新情况。

　　◎ 等待银行上市的新标准

　　据接近管理层人士透露，尽管银监会多次表态支持城商行上市，但证监会需要综合考虑市场容量。而实际上，从城商行的融资额度来看，资本市场对城商行上市的担心不无理由。

　　据记者初步统计，在城商行上市搁浅的几年间，约40家城商行先后提出公开上市计划，若以12倍市盈率发行新股保守测算，仅已向证监会上报IPO方案的11家城商行，其融资总规模就在500亿元，这还不包括城商行上市后的增发、配股、发债等再融资金额。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对A股市场资金的吸附本已过大，如果此番城商行批量上市成行，那么将会极度挤压A股市场对其他行业的资源配置。”财经评论员杨国英撰文呼吁，城商行批量上市必须暂缓。

　　4月26日上午举办的首届地方商业银行创新论坛上，他从中信证券投行部执行总经理马小龙演讲中获知——为缓解商业银行巨额融资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压力，证监会已于近期起草了中小银行上市参考标准，并征求了银监会等相关部门的意见，会在时间成熟时出台相关文件。

　　在经历数年的改制重组、增资扩股和跨区域经营后，大连银行、上海银行等城商行，正静待证监会的最后“批文”，

　　然而，在这场“喧闹”又“复杂”的上市运动背后，困扰城商行群体多年的风控软肋、股权混乱、定位模糊等困惑，并不会因其成功上市，而“毕其功于一役”。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