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14期：王忠明曹远征谈阅读与人生

　　搜狐财经讯 “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第十四期)于2012年5月30日在北京举行。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先生和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本次读书会的主题是 “阅读丰富人生”，王巍是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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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现场文字实录：

　　主持人王巍：感谢大家的到来，我是王巍，首先感谢华远集团的赞助，使得我们今天能够一如既往为大家举办读书的活动。特别祝贺在座各位的嘉宾，你们都是在将近2000名合格的报名者中挑选出来的，请你们为你们自己鼓掌。

　　在“阅读丰富人生”的主题下每一个人说自己的感言，我非常想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人批评我的话太陈旧。我接着想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历史，看到未来，看到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非常资深的书友，也是国内非常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先生。

　　这两位在他们各自的行业里是非常有名的人，今天我用特殊的词汇概括他们，他们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改革重要的军师。过去大家知道“绍兴师爷”，这两位应该说在中国的金融系统，中国的国有企业系统里，都长期扮演了这样一个举足轻重“师爷”的角色。今天我们让他们在这儿给我们分享过去三十年的经历，以及他们读书的心得。

　　首先我想请忠明，他曾经长期担任过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他本身还是中外名家论坛的创办人，在微博和互联网的读书风气兴起之前，他应该是这个圈子的祖师，做了几百场名家讲坛，所以他更有资格站在我的位置上主持。这几年他突然身份一转，变成了全国工商联的副秘书长，是为民营经济鼓励和呼吁的，三十年来为国有企业寻找理论依据。最近转过来为民营企业鼓励和呼吁，这种人生的变革是非常有趣的。首先请忠明聊一下，你怎么看你这样的转变？

　　王忠明：我觉得这样的转变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经常会变的，只要有变的条件和可能，就应该勇敢的去变。但是要有方向，我的方向就是，第一个，要有意思。以前观察国有企业，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现在观察民营企业，也一样非常有意思。但是我现在不想回答他这个问题，我今天晚上是本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上行的勇气来的，因为真正的经济学家是曹远征，我是陪衬的，你们有什么质疑的问题冲着他走。

　　主持人王巍：现在他要后发制人。曹远征我认识几十年了，他是公认的中国宏观政策研究的第一人，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的角度，长期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最近十年到中国银行，现在是中国银行首席的经济学家。曹远征今年在亚布力有一次重要的讲演，对大家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能不能请曹远征谈一谈，以亚布力的讲演为出发，你的一些最新的观点。

　　曹远征：我还是接着忠明的话说，刚刚王巍说了很多溢美之词，我想说，我更多的身份是下岗分流干部。1998年我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我曾经在那儿当过司长，当过研究所的所长，参与了国家很多宏观经济的工作。我过去是做投资银行，中国很多上市企业是我亲自操刀的，现在是首席经济学家。

　　我回答他的问题，这个转变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不是个人的转变，是一个潮流。回答亚布力的问题，我们说改革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主题，由于改革开放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一代人。

　　主持人王巍：你大学在哪儿上的？

　　曹远征：1972年到1975年西安外语学院读英文的。我赶了三个第一，第一个工农兵学员，就是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上大学，那时候大学是不考试，是推荐的。那时候上大学叫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所以文化知识比较贫乏，主要是要改造大学。1975年毕业以后到了西北边疆地区的青海工作。1978年考研究生，我是第一届研究生，武汉大学(微博)，最后转行读了经济学，做的是现在这一行，方向是国际金融。不过那会儿经济学时间很长，我们的经济学只是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老师教的，是自己实践的摸索，甚至可以说是熬出来的。研究生毕业以后1981年又回到经改委工作，我现在到中国银行是十三个年头了。

　　主持人王巍：大学对于你看是很差，上大学是改造大学，读研究生没什么用，是你自己研究经济学，你所有的知识都是在毕业以后参加经济改革，是这个意思吗？

　　曹远征：我想这么说，你不能说没啥用，也不能说有多大用。最重要的我们说，我刚刚提到了，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是为一代人展现了机会，同时也锻炼了一代人。你在这个大潮中一定要适应这个大潮，要试图引领这个潮头，你一定得学习，一定得提高，在实践中会提出很多的问题，你得想出为什么，这样你才能是丰富了你的人生，其中最重要的是阅读，大量的看书。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是没有多少书籍可读的，尤其经济方面的书籍是没有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些教授原先是解放前在海外留学的。

　　主持人王巍：要你改变思想转折，什么书对你影响最深？

　　曹远征：我想是生活，我大学是读外语的，后来到西北边疆工作，在农村。那会儿学习时是佼佼者，而且曾经又有改造大学的经验，改造农村可能更行。谁知去了以后突然发现，怎么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农村是非常落后的，尤其是西北的农村是非常穷的，穷的叮当叮当响。为什么现实跟你的想法差距如此之大？我记得我在那个山村是很陡的，坡地超过45度，种的庄稼都长不好，没有多少收成。那时候大家都知道交公粮，我是作为工作队员必须得到农民家收粮食。按照青海当地的话说，青海当地农村在堂屋里有一个面柜，他把“取面”叫“挖面”，管我们叫“挖面书记”。我记得最感触的一件事，我们村里有一个党支部，后来大家动员要继续加重公购粮。开党支部会，农民很是朴实的，说国家说了，我们少吃点甚至不吃都得支持国家，我觉得很感动。从那以后我想怎么改变农村的经济面貌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候挑灯在读各种各样的书。

　　主持人王巍：读什么书？

　　曹远征：其实很简单，那时候开始看《资本论》，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书，能拿到就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是苏联的风格，但是在那个读的过程中，我想是打下了底子，这才有幸在文革结束以后招研究生的时候才能考上研究生。

　　主持人王巍：这是在当年那么肯定，思想贫瘠的时候读思想论和资本论挑灯夜战成长的性格。忠明，讲讲你能打动我们的故事。

　　王忠明：今年是我下乡正好四十周年，四十年前我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把户口迁到萧山去了，萧山现在划到杭州了，那时候思想非常先进。去了之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干了一年农活，后来到公社广播站和县广播站开始写文章。那时候写的文章现在想起来好像挺磨炼自己的文笔，虽然老是那几句话拽来拽去的，可是我现在知道标点符号怎么用了，现在看我的部下标点符号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那时候练的功夫。新闻的格式，现在网络文字不太管，报告文学、通信、消息和评论文字格式是不一样的，在生活中不经意间实际上已经奠定了你的未来。后来我上了杭州大学，读的中文系。

　　曹远征：我读外文，他读中文。

　　王忠明：所以他叫远征。学了中文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缺人才，国家纪委派人到杭州大学找工作人员。我当时是中文系唯一一个预备党员，我是真的不想来北京，虽然我也知道党中央在北京。因为那时候的生活，我们也知道北京连当地的供应也跟不上，而且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根深蒂固的。当时的理想是想当中国的黑格尔，想当“车夫斯基”，本来也是让我留校的，我也做好了当园丁的思想准备，他这样不经意间就打乱了我的梦想。我不想来北京，就找我谈话，说组织上考验你的时候到了。这就没话说了，那时候我是革命一块砖，任你东南西北搬，把你从杭州搬到北京就得来。进了国家纪委，现在你们到三里河都可以看得见，巍然耸立的国家发改委的大楼，是不可能圆你美学批评家的梦，但还是有这种情结。我那时候到了办公厅是党组办公室，经常要开会搞会务工作。等到领导都坐下来以后我就打开抽屉，那里面放着美学著作，或者其他相关的我偏好的书籍。这个日子是很难过的，因为跟你的职业已经发生了冲突。后来有一年回来过春节，跟我一个特别要好的同学，我至今也没有忘记他的形象，手里拿着一根烟，他问了我的情况之后说，你看电影那么多，你不能搞搞电影评论吗？他这一说以后，我回来开始做这个“买卖”了。早上早早的到了，给领导的水也倒好了，他们到了之后我也坐一会儿，但是趁他们不注意我就溜到三里河工人俱乐部，我早就侦查好有什么电影，那时候电影一个半小时，看完了以后我就回来了。

　　当时1983年搞了一个首届电影评论征文赛，我居然获了一个第一名。评的《黄土地》，标题叫“出手不凡”，他当时有一只手，对我冲击很大。陈凯歌看完了以后挺高兴，说当时能不能组建一个北京影视评论学会，说你要当会长，我说我不在圈里会，怎么当会长。他说这样才有意思，我们就这样干上了。我们当时像今天王巍主持一样，每个月搞一次活动，大家谈谈你最近读了什么书，看了什么片子。中国最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建飞先生，电影的锣鼓一敲，1958年他就变成了右派，我对他当时发表的言论进行了批评。老人家真的有风度，马上给我回信，非常娟秀毛笔写的字，说你能不能来我们见见面。我当时看的文字特别的冷峻，我想象他一定是非常严肃，而且是高大个儿。门打开以后，如此的慈爱，慈眉善目的，让我知道对自己的人生阅历这么浅，所以一定要认真的读书。

　　主持人王巍：忠明，我觉得你的确是高人，大学毕业我跟你遇到同样的情况，我就不会像你这样处理。当时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我大学毕业以后也是一样，让我当老师，我是非常不情愿，所以不去。

　　王忠明：你要是在杭州大学就好了，咱俩就两相情原了。

　　主持人王巍：让我教财经学院，我不同意，当时分配处处长一拍桌子说党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一拍桌子说，党让我造原子弹，我能造吗。

　　曹远征：你俩的精神境界太低了，当年我大学毕业时，我们当时读毛泽东的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看他是不是去延安和西安，去西安就是反革命，去延安就是革命。1975年毕业，去不去西藏就是去不去延安的问题，于是当时很多大学生报名去西藏，咱们也是那一波里的，所以他们境界相对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