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是一连串事件

　　一厢情愿让环保部门承担所有责任，会导致环境保护走向一个极端，不仅无法保护环境，还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问题。

　　最近，约环保局长游泳成了浙江温州地区非常流行的事。先是一名浙商在微博上出20万元请温州瑞安市环保局长下瑞安的一条污水河游泳。而在2月19日，又有一人邀请温州市苍南县环保局局长到苍南县龙港镇下河游泳30分钟，这次悬赏金额变成了30万元。当然，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无论在瑞安还是苍南，都没有环保局长下水游泳。

　　为什么环保局长不愿意下水游泳？在公众看来，答案很简单，是因河水太脏。而人们出20万元乃至30万元的价码时，实际上就已知道环保局长不敢接招了。从这个意义而言，约环保局长游泳更像是一次情感宣泄：在他们看来，今日中国环境恶化如斯，负有保护环境之责的环保局当然要承担首要责任。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温州市环保局还在2月19日的《温州晚报》刊登整版题为“温州市环境保护局盘点2012”、明显是在自我表扬的广告！

　　政府的环保部门当然要对当下中国环境恶化承担一定责任。从媒体报道看，有些地区的环保部门和企业沆瀣一气，环保部门甚至成为一些企业的保护伞。当然，这类情况总体来看还是少数，更多的时候，环保部门还是按照其职责在做环境监测、环境监察、环评审批和污染防治等工作。在各地都有污染，而环保部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要求一夜之间所有的河流污染都得到治理，那当然不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企业造成的污染是否能得到治理，并不仅取决于环保部门的决心。在现有管理体制下，环保部门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局。就像学者在微博上说的，很多人“只敢欺负环保局这个弱势部门”，但“污染的产生与治理，不是地方环保部门能决定的，而是很大程度上由当地政府首脑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做的抉择。”如果说环境恶化是地方经济发展迈不过去的阶段，那么现在环保部门实际承担了本该由当地居民、企业和政府一起承担的治污责任。

　　治理环境要居民、企业和政府一起努力。这样说丝毫没有为环保部门开脱的意思。事实上，今日环境之恶化，并非仅是环境保护不力之故，而是我们每个人合力酿成的结果。就以浙江瑞安的那条河来看，浮在河面上的垃圾绝大多数属生活垃圾，生活垃圾是谁造成的？当然是当地每个居民。或许有人说，我们把垃圾扔到河里之后，环保部门为何不负责清理？问题是，环保部门的编制和经费都非常有限，有限的人力无法管住诸多扔往河道的垃圾，就像有小品所说的“防不胜防”。

　　甚至可以说，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场污染，很大程度上都是我们因追求更为舒适的生活导致的：汽车尾气排放的增加是源于我们对私家车出行便利的追求；冬季用煤增加是因为我们对室内舒适度的追求；施工扬尘增加则因我们想让居住空间更大……如果现代中国人对生活的需求还停留在30年前，那么环境污染必然不会这么严重。假如目前的物质还是30多年前那么匮乏，那河流里必然也没有那么多生活垃圾，全国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阴霾天。根据环境保护部的资料，2011年与1980年相比，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增加了30倍，达到2.07亿辆。正因汽车尾气增加，城市里的空气才愈发污浊。

　　无论是从污染的产生，还是从环保部门的工作特性而言，将现在的环境恶化归咎于环保局一个部门都失之偏颇。在我看来，不能将所有责任都归于环保部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一厢情愿让环保部门承担所有责任，会导致环境保护走向一个极端，不仅无法保护环境，还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问题。

　　首先，对环保部门的过度期望会导致政府权力的过度膨胀。当大家都指望环保部门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时，环保部门就会要求更多编制、更多经费支持。在现阶段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现象是，污染问题没有解决，但环保部门规模却在膨胀。换句话说，污染加剧成了环保部门经费支出增加的一个借口。而所有这些成本，最终都由公众来承担。

　　如果说仅是部门膨胀，那也就罢了，环保部门膨胀之后往往会干扰正常的市场行为，这可能是最为负面的影响。一个机构成立之后，最想做的往往是扩张其权力，表明它对公众的负责，而扩张权力最好的方式就是迎合公众口味，设置严苛的环保标准。但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严苛的标准并不必然导致好的环境。原因很简单，一个合规成本很高的标准将导致无法被普遍遵守，即便得以被遵守，也要由公众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何中国很多环保标准都与国际接轨，但环境质量却不高。而面对这种情况，环保部门却会以执法力量不够为由，再增加编制和经费，最后甚至会演变为只有环保部门是环境污染的受益者。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环境整体上未有多大改善，但环保部门却从无到有，并且升格成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多少也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一个权力过大的环保部门可能会扼杀市场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如果我们把一个好的环境视为公共品，那么就会遇到如何给这个公共品定价这一基本问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已逐步接受了这样一个道理：对污染而言，单纯禁止并不是最有效的，要通过各种交易手段让排污成本的提高成为一项能挣钱的生意。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命令控制型的环保手段逐渐向经济诱导型转变，排污权交易就是一个例子。通过类似的排污权交易，那些环保水平高的公司就能从市场胜出，最终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如果还是单纯依靠“禁止污染”这个简单的方式，最后结果可能是既无法禁止污染，也无法发现环境的真实成本。

　　当我们要求环保部门为环境恶化负责时，实际上已排除了个人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环保部门会借此膨胀，最终情况可能是：环保部门规模越来越大，但环境却并未真正好转。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